我儿时的城隍庙街——一个海外游子的深情回忆

导言：过去的都成了记忆，沉淀下来的都成了经典，哪怕是一个笑话，笑的我们前俯后仰，流的泪都是底蕴，历久弥香。用保定方言感受一下——“憋不竹也想起咧不少小滴时候哈些个忒见不滴人滴事儿。记滴有一回老露天电影，好像是苏联片儿叫《解放》还是省么来周，银幕上有个女战士蹲周尿尿，背嘚周观众，呼啦一下子，老爷儿们都跑滴银幕亥头儿器咧，说是亥头儿能看见正脸儿，还能看见哈个，结果都能拧咧，看见滴还是屁胡”。一个海外游子对城隍庙街的回忆，凝结的是对故乡难以忘怀的深情，注定会成为经典和永恒。

一

1966年，文革前夜，我们家由华电大院迁至城隍庙街，1972年搬出，我在这里住了5年，度过了童年革命生涯的后半生。

不记得城隍庙究竟是哪年被摧毁的，反正我们刚搬来时，它己经是变成了圆明园。唯一保存完整的是第四进院，也就是“和平电影院”正门那一片汉白玉栏围起的那一片。

▲五六十年代，城隍庙入口，和平电影院的牌匾替换了老牌楼。

那个时候，我们管城隍庙叫庙台，因为的确是光有台没庙。陈伯涛先生画的那个土地祠和大牌楼那时已经没有了。正门只剩下一圈汉白玉围栏，和进门的那石板高台阶，一对雄雌石狮分立两边，默默地注视前方的那条老街，相对诉说岁月沧桑。

上了台阶，当时还有几个乌龟驮石碑。这一片，是我们当时小孩们最爱玩的地方，爬上高高的大狮子，在高台阶两侧的大石板打滑梯，捉迷藏，碴架......文革一开始这些便被彻底砸烂，消失了。

文革开始后，和平电影院也关门停业了，但那时还时常在庙台上放露天电影，片子无非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些都电影中的经典台词我们倒背如流。

城隍庙台下边是一片类似广场的地方，西边的横街是市府后街，路南是高高的市府城墙，路北是清真寺，这一片民居是回民区。广场西边头一家是猪肉铺，那会猪肉八毛钱一斤，每天买两毛钱肉一家能吃顿炸酱面。挨着就是个菜市场，有东单菜市场一半大吧。东边第一家是个水产门市部，那会虽没有龙虾，大閘蟹买，但鲜鱼还是有卖的。水产旁边是家古董店，再往南一家是家回民小吃店，卖油饼，炸糕，羊杂汤之类。庙台上边有个较大的公厕，约有十几蹲坑，那会我们特爱到这拉屎，听大人们侃各种市井新闻。庙台下边东边有口水井，开始是压水泵那种，后来改成自来水。一到冬天，街上好多院里的水管都冻了，我们就到这排队挑水，家庭主妇们到井台上洗衣服，同时也传递各种八卦。井台对面是家理发店，承接方圆两平方公里男人，女人们的头发修剪工作。再往东是家小酒馆，卖散装白酒，当时最便宜的酒叫“栆杠子”，一毛钱一两，好像是65度。

▲1938年，城隍庙入口，牌坊完整，这是太行人家从日本老兵摄影集里首次发现。

附近住的老街坊中有几个“酒腻子”，见天来喝酒。穷的只要一两酒，那小白瓷碗一扬脖吱一声，喝完就走。家境殷实的，要盘猪头肉，一盘花生米，坐着慢慢喝。这小酒馆的服务员是看我弟弟老保姆的老伴，对我不错，每当我“行军打仗”路过这时，总叫我进去，塞半块猪肝，猪耳朵之类的。这小酒馆对面是后府盈街，把口是家油盐付食店，这一带最大的一家。小酒馆东边就是那个最有名的“紫合套”街。说它有名，是因为这是保定城市里最破烂贫穷的棚户区，也叫破烂市。收破烂，收旧家具，收古董。家妇们用烂棉花套可以换火柴，我们小孩用牙膏皮，废电线换糖稀，玻璃球，摔炮等皮筋等。

保定城隍庙始建于元1227年，中间经过元，明，淸，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迄今790年历史。这一代曾经是保府商业，餐饮业，文化最繁华的街区，堪比前门大栅栏。

不幸的是，后经时代的变迁，战乱，人祸，改制，到了1966年，我们家搬到此时，它己彻底变成了一片民居大杂院。

纵然如此，虽然城隍庙倒下了，变成了枯草杂生，残恒断壁的“圆明园”，那些大戶人家，商贾老字号都被社会主义改造了，而历史的文化遗迹还能四处可见。

直到七十年代初，城隍庙街原先的建筑格局基本上没有被破坏，保留着原始的风范。那可是一大片明淸时代的老房子，飞檐斗角，雕樑画柱，大院套小院，二进，三进四合院比比?是。高高的围墙虽然将院与院隔开，但又比邻的非常近，形成了天然的小巷。这些小巷又互相串联，曲径通幽。黑漆或朱红院门，活动门坎，门洞，青石板地面......虽然也是大杂院，每家基本上两代甚至三代人挤在一间房，但那时还真是没有人家在院里私自乱搭乱盖小房的现象。

城隍庙街北段从庙台下边广场南端起至市府前街交叉口，这一段街两边多为民居，店铺不多。我们就住北段靠南端，门牌46号。

文革开始时，资本主义尾巴还没有被割，庙台下广场是早市，附近郊区的农民来卖些蔬菜，瓜果，豆腐，肉，蛋，家禽之类。早市最靓的风景线是那些跨篮子卖鸡蛋的农村大娘们，将篮子在地上一字排开，里边垫着麦桔，上边放鸡蛋。大娘们把卖鸡蛋的钱都用手绢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好揣怀里，那是一家人的零花钱。那会1元能买14个鸡蛋。

庙台上边是鸟市，那是鸟叔们的天下了。那些五花八门，蒙着蓝布罩的精美绝伦的鸟笼从庙台玉栏上一字排开，各种美丽的咱叫不上名的鸟唱出的歌汇成一片动听的晨曲。

庙台下往东那一片还有块特殊的天地，蛐蛐，蝈蝈竞斗场，那云集着四方来的高手，带着自己认为最历害的蛐蛐，蝈蝈来这碴架，打死白打，胜者为王，也可买卖。当年玩虫的那些“老炮”手里还真有“宝贝”，那些祖上传下来蛐蛐罐放今天都是价值连成的文玩。

那会早晨还有从附近农村来的那种木桶做的水车，专门给孤寡老人送水，大概是1分钱一担。

街北段有几家店印象很深。路东第一家是家糕点，糖果店，据说是家老字号，经营各种南货，北货糕点，糖果，各种小食品，这是小孩子们最爱去的天堂。这里卖的山渣糕，还有麦牙糖制的一种叫糖锅的小食品超好吃，买这种东西不用找大人要钱，攒些牙膏皮去废品站卖了钱就够了。

糖果店对面是家百货店，卖些日化用品，文具，鞋，帽，布坯等。我童年拥有的第一件“电器”，手电筒，就是在这置办的。

挨着是黑白铁铺，每天炉火通红，钉钉当当打铁的声音，敲洋铁皮声音从早到晚，经营些打烟筒，换壶底，修自行车之类的活计。情景类似电影“瓦儿特保卫萨拉热窝”中清真寺旁边的那个铁匠铺。据说公私合营前，这条街上有十几家黑白铁铺子，后来合并成两家，南头北头各一家。估计这个行业现已绝迹。

对了，这还有一传呼电话，为整个北段半条街的居民提供原始的电信服务。

白铁铺再往南就是牛羊肉门市部了，我们家46号院正对门。文革初期，保定市的供应尚还正常，肉食，鸡蛋还不要票，随便卖。记得那会牛羊肉很便宜，才6毛多钱一斤。鸡蛋也是几毛钱一斤。除了生肉有时还卖些熟羊头肉，羊杂之类的。卖熟食的是一胖老头，对我们院的邻居们都不错，店里要来了好吃的，他在街上看见我们就会说：告诉你们家大人，明天来羊杂，我给你们留着，下了班来拿。

总之，66～68年，刚搬到的那两三年，感觉是美好的童年。因为闹运动，学校停课了。66年我才上小学二年级，参加红卫兵不带玩。因此只好失业在家。

当时院里像我这种资历的小屁孩有十几个，我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开始自已的革命生涯。那会我们的活动有，撞拐，“砸驴”，捉迷藏等只要你听说的所有项目。但我们的捉迷藏是立体形式。地点不限，房上，房下，屋内屋外随便藏，只要不被发现就行。得益于这一带曲径通幽的，像迷宫般的小巷，大院套小院串在一起天然环境，我们可以轻松地翻上所有的墙头，在各家的房顶上疾走，跳跃......不知踩漏了人家多少房顶，闯过多少祸，总之被人找到家里告状是常态......

当然我们那会也文艺。我的第一把口琴是用偷的老妈的提琴弓子跟邻居小子换的。我们那个小乐队有一个小提琴，一个笛子还一个吹笙的，一把二胡组成...鼎盛时期，我们也能演奏“白毛女”组曲。

1966年仲夏，和全国一样，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在保定开展起来了。

“破四旧”就是扫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红卫兵小将冲岀校门，杀向社会，举起铁扫帚，将这些代表货产阶级思想的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

顿时，古老的城隍庙里的神佛塑像，牌坊石碑被捣毁，乌龟驮石碑，门口的石狮被砸烂，彻底清除。连那些四合院老房子房脊上的石雕飞禽走兽一概不能幸免。

商店老字号的牌匾被摘掉，砸烂，重新冠以革命的，战斗的名称。

广大人民群众被发动起来了，与红卫兵小将一起投入到伟大的运动中。

一时间，各种革命组织雨后春笋般成立。城隍庙的大娘，大妈们也成立了自己的战斗组织，记得叫什么“灭资兴无战斗队”。她们也戴上了自己组织红袖标，开始战斗了。

大娘们的第一场战斗是拿着剪刀开始的。目标是剪女人的长辫子，豁窄裤腿。因为女人不允许留长辫子，烫发，沫口红，戴耳环，穿连衣裙，男人不许留大背头，飞机头。

她们挨院挨家搜，一切旧书，书画作品，唱片，旧年画等，一律销毁。

再一项活动就是抄家，抄“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资）的家。由于城隍庙街是历史上有名的商埠，家境殷实的大戶居多，便成为红卫们的重点突击对象。他们在大娘们的指引带领下，开始了抄家活动。

一时间街上鸡飞狗跳，到处都是抄出来的一堆堆的浮财。像整条街在迁徙。

街上还不时的传出谁谁家抄出了电台，日本战刀等新闻。多年后我才明白过来，那些不过是老式收音机，唱戏的道具而己。

我们这帮发小中有个叫白子的，是个回民，家就住那个回民小吃店隔壁，他们家也被抄了。

记得那天一大早，他们家正在吃早饭，来了一队红卫兵，把他们全家老少悉数揪到当街站成一排不许动。屋里开始行动。我看见白子和他姐手里还攥着没吃完饹饼卷鸡蛋，就那样从早站到下午。

那天红卫兵从他们家抄走了一卡车盘子，碗筷。其实他家就是开饭馆的。荒唐之极！

可能是由于我那会刚看过电影《红色娘子军》的原因，对南霸天戴高帽游街的场景刻骨铭心，认为被游街示众的都是坏人。那一阵子，街上每天都有这样一队队的头戴白纸糊的高帽，胸前挂着白牌子，牌子子用黑墨写着写着名字和罪行的“牛鬼蛇神”们被红卫兵押着游街示众。这里面偶尔也有女的，但是女的一般不戴高帽，而是用绳子拴一串破鞋给挂脖子上.....看来游街示众真是中国一古老的传统。

整天锣鼓喧天，高声喇叭震耳欲聋。这边是文艺宣传队的演出，那边是两派的革命大辩论，批斗走私派，各种节目一场接一场。

还记得一场精彩的辨论，是“天大813'vs'天工825”。那纯止的天津方言，语速极快，诙谐，幽默，绝对骂人不带脏字，非常文明，而且不带急的。不像战斗的保定人，我要说不过你就上去楔(xie)死你。从那时开始我就爱听天津人说话。

批斗走私派是以很不人道的，污辱人格的方式进行的。被批斗的人头戴高帽，胸挂大牌子，站在长条櫈子上，还在低头弯腰，对人的尊严和肉体是极大的摧残。

有一天被批斗的是一位小学校长，实在记不淸是厚府盈还是琅瑚街小学的。反正校长是一中年汉子，一脸慈祥，一看就不是坏人。手里拿一面锣，一边敲，一边自述自己的“罪行”。汗珠叭哒叭哒地往下掉。正这时,那边不远处又响起一片锣鼓声，这边的群众不明就理，纷纷拥过去看个究竟，这边晾了场。这还得了，这不搞破坏吗？这边立马扑过去一彪人员，一会押回来几个半大小子，原来是校长的学生。立刻这几个小子也被戴上高帽给校长陪绑。那高帽上写的是“保皇派”。

在那“火红”的年代里，毛主席的红卫兵是最威风的。头戴军帽，身穿我军55式旧军装，腰扎武装带的红卫兵男女们绝对是我们这帮小屁孩的偶像。唉，谁让咱生不逢时，不够岁数呢？

虽然咱当不了红卫兵，可这並不能阻挡咱对时尚的追求。那时天天梦寐以求的就是去哪弄身军装穿，可咱家所有的亲朋好友竟没有一个在队伍上的。咱爹从朝鲜带回来的志愿军军装早穿烂了，扔了，光剩下美军的了，是那种夹腰派克式的，跟我军的完全是两件事，想改是绝不可能的。木有办法，只有和院里的小兄弟们另辟途径了。

为了赶时髦，我想弄件绿军装穿，却上天无门时，忽然有了个主意。

以前总见到院里邻居家大人把白布染了给孩子做衣裳，咱为什么不试试呢？我为自己的这一发现而兴奋不己。

当我把此重大发现与院里的一同党分享后，我兩一拍即合。染料來源早偵查好了，对面的百货店就有卖，一毛钱一包，注明是草绿色。买来染料后，又磨家长给投资了几尺白布，就开始了自己染布作业。

布染出来了，效果不甚理想。因为那颜色即不是我军“55式”的土黄色也不是“65”式的“国防绿”，更接近电影上“皇协军”的军装色。结果虽然这样屌，也顾不上许多了。我那死党他妈是街上缝纫社的裁缝，给我俩每人量身定制了件“军装”，军装上的军扣是跟我爸单位司机那淘来的，但不是八一军徴那种，而是警察的那种，太屌丝了！

军帽那时跟军装一样珍贵，我们那时对军帽的渴望同若干年后能拥有一台双卡录音机的想往是等同的。当时最大的社会治安问题就抢军帽，为此闹出过不悲剧。咱是个好孩子，又天生老实，从不敢也没想过欺服别人。压根就动过那个邪念。弄不到真的，只好去店里买了顶黄帽子冒充正品凑合戴了。

学校都停课了，工厂也不干活了，革命群众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整个社会陷入了剧烈的动荡之中。

高年级的同学在学校造完反，把校长，主任等走资派批倒批臭以后，又杀向社会闹革命了。

剩下我们这些小屁孩，参加革命不够岁数，课也没得上，只好天天在街上游荡...

那时候比较爱干的一件事是“打归战场”，就是去学校图书馆拣书。

文革一开始，学校图书馆就被当“四旧”给捣毁了。所有藏书全被扔到院子里，有被烧了的，还有些没烧的，堆成小山。那时咱上小学二年级，斗大的字还没认得太多，尽量的挑不太残的书，能看懂几个字的，感觉像小说的书就往书包里装。

记得拣过的书有《战斗在敌人的心脏》（这书80年代被拍成电视剧《敌营十八年》），《红岩》，《把一切献给党》，《高粱红了》，《敌后武工队》，《战斗的青春》，还有很多禁书，因为不懂，也拿回家来，后都让大人给烧了。

凭我们那时小学二册的文学水平，当时是看不下来这些书的，这些都是我们一哥们他爸给我们读的。当时闹运动，已经分两派，开始武斗，这厮他爸这派让另一派赶出工厂，他就索性闲赋在家，他看我们太淘了，怕出去惹祸，就把他那四个混蛋儿子连同院里的其他孩子组织在一起，让我们每天背“老三篇”，然后就给我们读小说。从那时起我就对文科开始有兴趣，以致在后来的学习生涯中走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多年后，偏科给我造成的毁灭性打击就是77年第一次高考。那次考文科数学算分，但我数学只考了不到十分，虽然其他科成绩都过了录取线也没用。谢天谢地，七八年高考文科数学不记成绩，我才得以混入大学。

从66夏天直到69年初，我不记得我完整的上过几天课，就是上课也没正经地学过什么东西。

这完全是因为文革中两派的武斗造成的。两派势不两力，一派把另一派赶出去，学校也是如此。

老实讲，这三年里虽然没怎么上课，但到后来我也能自己通读那些大部头的小说，甚至能读繁体字的小说。当然古文除外。这都是通过听大人讲书，上街上看大字报，大标语积累而成的。

到69年春天，城里武斗的枪声基本上停息下来的时候，学校也能正常上课了，我稀里糊涂地该升5年级了，可是这时北边珍宝岛又跟苏联打起来了。伟大领?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新指示，得，我们又停课了。

这回是挖防空洞，整挖了一年防空洞。最后把河北小学的教室下边全挖空了......许多年后我听到一个消息：某一年夏天暑假，河北小学整体坍塌，今天的河北小学是战后重建的。

阿弥陀佛，幸亏是暑假没人，否则不定闹出多大的悲剧，那我们岂不就真成了历史的罪人？

在城隍庙街住的那几年，虽然文革折腾的那么历害，“破四旧”革了文化的命，两派武斗使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关门，但老百姓的日子还要过，春节依然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佳节。

那时，城隍庙台和下面的广场就变成了“炮丈市场”。附近郊县的农民赶着大车，推着小车来这里卖炮丈。不像现在卖的烟花爆竹这么花捎，品种繁多，登风造级，那会炮市的品种比较朴实，简单，接地气。主要就是“二梯脚”，鞭炮，“苶nie灯”（一种点燃后冒一会烟廷时爆炸的炮仗），“老鼠屎”（外形像老鼠屎一样，点燃了满地乱窜的小玩意），“起花”（一种土火箭）等。摊主们为了招揽生意，不时的燃放一挂鞭炮，放个“二梯脚”，点个“苶灯”，以谁家的炸得响，嘣得碎为上乘，就卖的好。

记得那会一枚“二梯脚”五分钱，一盘“苶灯”一毛钱，一挂鞭（一百头至二百头）两毛至五毛，一把“起花”一毛钱。

虽然看上去很便宜，可那会过一个年，家大人给的经费也就3～5元，敞不开花呀！这点钱也只敢买几包鞭拆了，一个一个地放，到了年三十晚上就剩下拣人家的“呲溜花”（没响的哑炮）放的份了。

大戶人家过年要拉三挂鞭，三十晚上十二点拉一挂，“破五”早上拉一挂，“正月”十五拉一挂，这是规距。

对于小孩们来说，过年的再一个盼头便是穿新衣服了。那会买衣服要布票，一年一人几尺布票我记不清了。到过年了，大人给做身新衣服，置双新鞋是最幸福的了。

一般的都是一身新罩衣或罩裤，罩在棉衣裤外边。年三十那天，大人总让孩子们先把黑车轴拟的脖子洗干净，才能换上新衣服。过年那几天，大人们往往也会得瑟一下，找岀平常?床底下不穿的旧皮鞋，打上鞋油，擦的贼亮，再从箱子底翻出“破四旧”时没舍得扔的呢子裤子穿上，整个人都跟平常不一样了......

大年初一早上，大人们穿着散发着浓郁鞋油味的“大皮卡”，给院里和街上的邻居们拜拜年。

一般人家会摆些花生，瓜子，黑色枣，柿子干水果糖之类的招待客人。

我们小孩也学着大人的样，人模狗样地四处去拜年，目的是为了人家的好吃的（类似西方“万圣节”上门要糖的“小鬼们”）。

因为“破四旧“了，大人给“压岁钱”的风俗被废止了，这让我们非常郁闷。

但也有例外，我弟弟保姆的老妈妈就不管这一套，坚持给“压岁钱”。

年初一这天，太奶奶坐在坑头上，屋当中地下放个蒲垫，笑眯眯的接受我们“磕头礼”，然后每人给个“红包”，那“红包”的内容是一锭两分钱硬币，二十五整。

“文革”那几年，因为都停产闹革命了，物质文明层面极为贫瘠了。即便过年时，比平时多那么一点点肉食，付食也是凭各种票按每家户口本上的人头供应的。如每人一斤肉（牛羊肉只供回民）半斤鸡蛋，二斤粉条，一斤鱼等等。

就是过年这点“特供”，也就是让每家能吃两顿饺子，猪肉炖粉条之类，基本到了年初五后，各家的伙食便恢复正常了。

过年也有些平时吃不到的土特产面市，像什么脆枣，糖锅，柿饼子，“努闹”等等......

记得保定商业供应的根本好转是1969年“十.一”国庆节，那年是建国二十周年大庆。

那天我去大西门观礼了庆祝游行后，往家走，忽地发现街上那些关闭了很久的店铺重新开张营业，货架居然又见到许多久违的商品，肉铺鲜肉，熟食都上了，街北头的那家食品店里各种糕点，糖果又琳琅满目，各种多年未面的烟酒又摆上柜台，仿佛隔世一般。

从那以后，虽然文革还在继续，但城里两派武斗基本停息，社会秩序算是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