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作为一种北方的游牧性经济，其分散性，流动性，脆弱性注定了游牧民族政权的不长久。而匈奴民族却奇迹般的跳出了这个怪圈，在中国历史上，其政权维持了500年之久，铁骑所至，控制地域超过千里甚至万里，其自立自强之道绝非是偶然的。 一，匈奴民族起源的必然因素早在战国时期，匈奴就活跃在北方草原上，其彪悍的民风，诡谲的军事行动，粗狂的性格和生活方式，早已骚扰着帝国的神经，在历史上也留下了“逐水草而居”、“无城郭”等的印象和只字片语。 在今天内蒙古的河套地区和大青山地区，发现了很多早起的匈奴墓葬，在鄂尔多斯等地区也发现了战国早期的匈奴墓葬六座，从而证实了内蒙古地区和大青山一代应该是早期匈奴的发源地。 在对匈奴的民族结构研究上，史学家们也给出了这样的看法：匈奴是融合了猃狁，荤粥，狄在内的活跃在大漠南北的民族共合体。 匈奴作为游牧性社会群体，首先需要具备的技能是牲畜的驯化，而因为草原游牧性经济的特点，这里绝非是牲畜驯化的地点，而在草原边缘从事农业，并且还具备狩猎功能的社会群体中才有驯化的可能。 在今天甘肃天水师赵村遗址中也发现了墓葬中有随葬的羊下颌和骨架的现象，另外还有出土的牛骨。这就进一步表明，牲畜的驯养有了一定的可能性，也可以为从事畜牧生产者提供一定的肉类，皮毛，乳汁等资源，但并不能使畜牧业经济脱离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而存在，所以，真正的游牧性经济还需要技术层面的支持。 此外，养马技术的传播也促进了游牧性经济的产生。远在公元前3000年，马已经被戴上马具在中亚地区使用，而真正意义上的战马到了公元前6世纪才出现，所以，匈奴民族的兴起和战马的出现的时间也相对吻合。而战马和骑射技术的进步，也促使游牧民族的战斗力出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比如在此基础上，做出了短弩这种草原兵器。 二，匈奴民族“敲诈式”的外交政策匈奴民族的崛起也搭上了华夏诸国社会变革时期的顺风车，铁骑的出现和广泛使用，大大提升了匈奴民族的战斗力，让社会生产出现了剩余。促使了游牧民族经济从集体经济转为个体、私有经济，贫富逐渐拉大，随着私有化的加深，首领的权威性和影响力逐渐凸显出来。 匈奴对于中原的外交政策 在处理内外关系方面，匈奴对内相互协调达成联盟，具有民主色彩，而在处理外交关系上却专断独权，利用自身的迅猛和果敢，屡次南下掠夺和骚扰帝国，收获颇为丰富。 匈奴虽然专断，但是对待外交关系上有自己灵活的政策。在《史记·匈奴列传》里面有这样的记载：
在对待西汉政府上，先发制人，以暴力作为突袭的手段，抢夺一定的先机之后，进而赢取和大汉谈判和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大汉因为惧怕匈奴的骚然和南下侵袭，致使北部地区陷入骚乱而分崩离析，不得不采取了妥协和委曲求全的策略。 这样的方式被匈奴的单于当做是一种掠夺兵器钱粮，从中获利的武器。为了进一步增强掠夺的收获和效果，经常一年内发动数次南下活动。 在掠夺和入侵事件之后，匈奴还会和大汉签订一定的合约作为约束双方的条款和行为，然而，匈奴每一次以违约作为新的要求和条件进一步要求更多的供奉和回报。 双方和平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匈奴对于新协议的满足程度，而一旦他们的要求得不到进一步的满足，他们就会变本加厉，攫取更多地资源，为大汉制造更多的伤害。 中原政权的回应之策 汉代朝廷在政策上也就能正确应对匈奴。《后汉书·列传·南匈奴列传》中说到“匈奴大国，多变诈，交接得其情，则却敌折冲；应对入其数，则反为轻欺。”孝宣皇帝的这句话表明他对匈奴的侵略本性认识很深刻，这也是来自历史传承，不是他个人的独创和观点。 常见汉臣也有这样的通识：“匈奴贪利，无有礼信，穷则稽首，安则侵盗”。所以，纵观两汉对待匈奴，认识深刻，政策也比较一贯。 在《汉书·贾谊传》中这样描述匈奴的行为：“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金絮采缯以奉之。” 而这样“敲诈式”的外交让他们得以生存的方式，也成为了后来很多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政权的战略模板。比如鲜卑帝国采取了由匈奴发展而来的外境掠夺政策，用暴力和武器掠夺资源，进一步逼迫汉朝同意自己的条款。 更有甚者，回纥帝国出兵帮助唐王朝平定内部叛乱，以获取中原大量的物资和俸禄。 贸易手段 对于北方游牧民族而言，除了上述的不正当掠夺物资之外，他们还采取贸易的手段来获得更多的物资，比如匈奴人和大汉，西域，羌等各族都有贸易往来，往来的产品包括青铜器，战略物资，以及奴隶等。 其青铜器成品和原料均属于匈奴的日常物质所需，所以，贾谊曾经指出，用铜铁来牵制匈奴的战略。 这种不正当的掠夺和贸易手段中所获得的物质和生活用品，分配中，对于贵重物品被上层贵族所垄断，这也大大的加大了统治阶层的权威性，在调动兵力进行抵抗外侵时，上行下效，颇有效果。 参考文献：1，《后汉书·列传·南匈奴列传》 2，《汉书·贾谊传》 3，《史记·匈奴列传》 4，《山海经·海内南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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