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天灾，似乎成为古代王朝灭亡的征兆，大灾一起，政权就极有可能遭到颠覆。 黄巾起义 东汉末年的一场大旱，让无数饥民拿起锄头造反，高喊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掀起了浩浩荡荡的黄巾起义。虽然没有直接灭亡东汉，却促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让东汉政权名存实亡。 闯王李自成 其后历朝，隋末、唐末、元末，都是以天灾为开端，引发全国性的动乱和起义。宋朝亡于外敌之手、明朝是被女真逼到崩溃，但这两朝同样在也末代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明朝覆灭的直接标志就是陕西灾民李自成攻进北京。 天灾俨然成为历朝历代覆灭的导火索和催化剂，而对天灾的防治，则成为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根基。 灾异天谴董仲舒 人们很早就意识到天灾与人祸的关联，西汉时期的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合了其他学说的“天道”、“五行”、“阴阳”等观念，形成了“灾异天谴论”。 这与儒家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并不矛盾，儒家并不否认鬼神的存在，但强调要敬而远之，主张以自身的正气和德行来获得上天的认可， 而非是奴颜婢膝的乞求鬼神。 皇帝向上天和臣民承认错误的“罪己诏” 在“灾异天谴论”的影响下，古人认为天灾是一种警示和惩罚，是君主和臣民的过失被上天察觉。因此天灾如果频频发生，就会让老百姓产生恐慌，主观上对当朝统治者的理政能力和威信产生了怀疑。 而天灾造成的巨大损害，以及救灾的效果不佳，又在客观上加剧了朝廷公信度的下降，给予了造反者极佳的理由，即上天降灾昭示统治者德不配位，推翻他们是顺应天意。 这种唯心论虽然并不科学，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现实的规律——人类的社会活动确实给自己制造了更多的自然灾害。 大自然变化产生的灾害 实际上，所谓的天灾，原本也只是大自然的正常变化，只是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才被称为灾害。洪灾和旱灾，起初也不过是气候变化差异，造成了降水的分布不均匀，冰雹、风暴和暴雪更是如此；地震、火山爆发这些地质灾害，不过是地壳的板块运动。 都江堰——成功的水利设施可以让老百姓“旱涝保收” 只是人类在面对这些变化时没有足够的认识和警觉，不提前做好防范措施，甚至在发生后仍然不作为，才酿成严重的天灾。不积极兴修水利设施，洪涝灾害就无法避免。而洪涝灾害之后不及时救治，又会引发蝗灾、瘟疫等等更严重、更易扩散的次生灾害。 更有甚者，是人类的某些生产活动破坏了生态，让原本可以通过大自然自我调节来消除的变化，变成了天灾。 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 人类对生态的破坏并不只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农耕文明同样存在。比如过度的放牧、开垦和伐木，造成了植被的减少，逐渐形成水土流失。 从《诗经》中的描述可以看到，黄土高原在战国时期还生长有许多乔木，古地名中多有“栎树”、“桑”出现。而到了唐宋之际，草原已经向南迁移了很多，气候逐渐干旱，风沙不断侵蚀着山川地貌。
明代的九镇戍边 直至明朝，为了施行卫所戍边、加强北京的防御，陕西的人口大大增加，老百姓在黄土高原上开垦了大量的耕地。植被的破坏，再加上气候的自然变化，形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日积月累之下，黄河泥沙越来越多、河床也越来越高，决溢和改道也越来越频繁，甚至影响到了大运河和淮河流域。 黄河？悬河！ 可见天灾虽非天谴，但确实包含了大自然对人类的警示，或者是人类的活动影响到了生态平衡，或者是人类社会自身存在严重的问题。所以王朝越到末世，天灾越频繁，说明其制度和统治体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天灾人祸与王朝更替屋漏偏逢连夜雨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一旦天灾和人祸接踵而至，就会形成一种“自锁”的恶性循环，难以扭转。这种局面，对一个王朝而言，就是在政治、经济、民生和军事上同时遭遇严重困境，顾此失彼，最终只能做徒劳的挣扎。
国库 天灾的发生，会给政权带来严重的国力亏损。
澶渊之盟 国力一旦长期亏损，外敌就会伺机入侵，给边防带来极大压力。外来入侵者的威胁更为直接，无论是用兵还是和谈，都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 国库空虚之下，政府就只能向非灾区的老百姓加重赋税和徭役，这样就把局部的灾害转变为全国老百姓的压力。甚至到了一些王朝的晚期，全国几乎找不到多少不受灾的地方，依然继续加重徭役。似乎人人都清楚，这种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无法生存的老百姓肯定会揭竿而起，但统治者往往别无选择。 与此同时，官僚体系在日益繁重的事务下，变得越来越臃肿，重重叠叠、互相矛盾，各种党争和贪腐不断加剧。
明代宦官擅权 例如明朝，起初在地方省份由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按察使司三权分立，后来不断后派驻总兵、巡抚、督军、经略和总督等各种军政大员，还有巡按御史、兵备道等等复杂的监察体系。原本一个官员可以解决的事情从操办到监督，总共有十几个官员参与，极大地降低了行政效率，也增加了腐败风险。 这样的事情在历朝历代都屡见不鲜，其结果是国库越来越空、百姓越来越苦，边疆将士们缺衣少食，王公贵族和达官显贵们却富得流油。最终民变四起，朝廷是双拳难敌四手，不是毁于外敌就是亡于内乱。
元末割据形势 还有的朝代，会形成强权者的地方割据。相比于腐朽的中央朝廷，他们更有生命力，以强大的领袖聚集很多文臣武将，组织地方勇武保境安民，伺机壮大。相比于农民起义军，他们更有政治智慧，往往能够利用农民起义军和中央的矛盾坐收渔利。 隋末、唐末和元末，都是这样一种格局。地方势力在灾荒和战乱中，“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广收民心，成功地实现改朝换代。 防治天灾与国家事务的关联
阿房宫大火 每个朝代，都是在上一朝代的前车之鉴中兴起的，故而历朝开国之君都十分重视对天灾的防范，并与经济、军事和科技等各项事务相结合。
灾害最直接的影响是民生与经济，而防治灾害往往也是在直接进行经济建设。
河流是农耕文明的经济基础 对于农耕文明而言，河流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它们灌溉了耕地、承载着商船，支撑着整个国家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而华夏起源于黄河、长江两大水域，江河在滋养万物的同时，也常常爆发水患，水利也就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经济建设。 从大禹治水开始，人们懂得了“堵不如疏”的道理，开始合理利用水流的自然规律，使用堤坝、堰圩、水闸等设施来利用河流，涝时蓄水、旱时灌溉。
邗沟 而从吴王夫差开凿人类史上第一条运河邗沟开始，每个朝代都坚持人工运河的建设。运河是一种综合性的水利工程，既可以扩大河流的灌溉范围，又可以在汛期为其连接的干流水域分洪、排涝，最重要的是可以实现跨流域的漕运。
三个阶梯 中国的宏观地势是西高东低的“三个阶梯”，河流大多自西向东流向大海，不同流域从南向北平行排列，其间没有直接的水路关联。这对于大一统的王朝是个头疼的问题，南北地域的沟通和经济往来受到极大限制。 古代的陆运有很大限制，不仅需要人工修建大量道路、桥梁，牲畜驮运货物也十分缓慢和低效。相比之下水运就很便利，天然的水道可以直接利用，船舶借水流或风帆航行十分省力，运载量也远大于陆路。所以只要将不同的流域串通，连接成水网，漕运就可以成为全国的运输网络。
京杭大运河 隋朝时期修建的京杭大运河就实现了这一功能，直到明清时期依然是国家的漕运命脉。特别是元朝、明朝、清朝都以北京为首都，聚居了大量人口却无法产出足够的粮食，必须长期通过大运河从江南调运粮食。 这些水利建设本身就结合了防治天灾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功能，而经济发展加强了国力、增加了粮食的存储、强化了运输能力，使得国家在面对其他灾害时可以有充足的财力和物力。
同样是兴修水利，往往还被用于国防事务中，一是为了军粮，二是为了军事运输。
“三国杀”之邓艾 著名的桌游三国杀中，魏国武将邓艾有一项技能叫“屯田”，这来源于他丰富的“田经历。邓艾既是军事家，也是资深的水利专家。
三国鼎立之时，邓艾曾在江淮地带大兴水利，既减轻了淮河水患，又屯田养兵。把淮河两岸灌溉成一片沃土，驻扎的军士无需从其他地方调拨粮食给养。
魏吴争锋的焦点——合肥——张辽威震逍遥津 更重要的是在寿春和许都之间构建起了发达的水网，军队和各种军事物资可以通过水路快速调运，使得魏国可以从容面对东吴对合肥的威胁，腾出手来对付蜀国。
白洋淀就是北宋塘泊的一部分 类似的情景也曾出现在北宋时期，宋朝人在宋辽边界（今河北中部地区）修建“塘泊”，抵御契丹人的骑兵南下。塘泊有“水长城”的美誉，是北宋利用冀中平原地势低洼的有利地形， 人工凿连了该区域的湖泊、沼泽、河流、水田，形成一个巨大的水系。
燕云十六州 塘泊工程既是北宋的首创，也是独创，其他朝代罕有这样复杂的水网防御工程，这是北宋独特的地缘格局促成的。石敬瑭割让了燕云十六州，让契丹人拓展到雁门关、滹沱河一线，让北宋在辽阔的冀中平原无险可守。为此，宋太祖和群臣们曾策划了两个方案——在沧州到定州之间修著长城，或是掘开黄河让其北流、以改道后的黄河为防线。
黄泛区极易形成盐碱地 但是在冀中平原修筑长城，耗费的人力物力不可想象；黄河决口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尽失千里沃土，灾害太大。而冀中一带频发洪涝，湖泊、河流、沼泽密集，朝臣何承矩细致考察后，建议开凿运河、水道将冀中的水体联通。这样一来，既解决了冀中的洪涝之灾，又能阻挡不善水战的契丹人。
沈括与梦溪笔谈
何承矩的建议得到了宋太宗的认可，很快得到了实施，并在真宗、仁宗和神宗数朝不断完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高度评价了“塘泊”的战略价值，从中看出塘泊覆盖了长八百里、最宽六十里的范围。
北宋水军 北宋朝廷不仅在塘泊派驻水军、战船，还大面积地进行植树造林和屯田开垦。 密林可以有效地分散和迟滞骑兵部队，因此选择在保定以西到太行山脚下的地势较高处种植了大量军事防御林。这也是古代难得一见的植树造林场景，不仅防御了契丹骑兵，还增加了大量木材，更是无意中改善了生态环境。
密林不利于骑兵作战 屯田开垦则是顺势而为，塘泊修成后，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水利灌溉工程，大量驻军也需要粮草供给，有需求、有条件自然就促成了大面积的屯田。 而且在疏浚各个水道的同时，冲洗了该地区的盐碱地，把塘泊附近变成肥沃的水田，大面积种植水道，变成了鱼米之乡。 北宋通过塘泊工程，把河北平原打造成一个自给自足的水上堡垒，粮草和物资储备充足，宋军在该区域内通过水路来往自如，契丹人却被阻挡在“水长城”之外。
黄河频频改道 这种兼有国防和防治灾害功能的工程，只出现在特定的形势下，而且存在的时间也很短暂。往往会因为自然条件或者军事、政治条件的变化而荒废，北宋的塘泊就因黄河向北改道以及澶渊之盟的签订而荒废。 但是在任何时期，强大的国防都会促进内部的安定，让统治者有更多精力进行内政的治理，与天灾的防治形成良性循环。
中国天文、地理研究的先驱——“木圣”张衡 在儒家推崇“灾异天谴论”的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从科学的角度深入研究天灾的防治之法，东汉的张衡就是这样一位先驱。 张衡曾任太史令，执掌国家的天文历法和祭祀，也就是明清时期钦天监的职责。这个职务原本是通过传统的图谶、灾异等学说来解读星象，并制定历法、确定大型祭祀活动的日期。张衡却不满足于迷信的占星术，以科学的态度做天灾防治。
地动仪内部结构 在数学和机械学研究的基础上，张衡制造了浑天仪和地动仪。其中地动仪可以观测地震的大概方位，虽然不能提前预测，但是在通信落后的古代，地动仪比任何报灾手段都快速有效。古代史书中所记载的地震灾害，很多都来自于地动仪的观测。
历代科学防治天灾的科学家 像张衡这样的科学先驱历朝历代都曾出现，他们或是专心于农学研究，著书给老百姓普及农业耕种、灌溉、防旱、防蝗等基础知识；或是亲身实践，主持各种水利工程的建设，把水患变为可利用的农业资源；还有的在机械、天文、地理学术上做出创造性的研究，系统性地给出天灾防治的方案。 战国时期有李冰修著都江堰，元代有集天文、水利于一身的郭守敬，还有北宋的沈括、明末的徐光启等等，诸多的水利专家、天文学家、农学家，为古代人们抵御天灾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结语
大禹治水是华夏与天灾抗争的先驱 华夏几千年文明，是一部劳动人民与天灾抗争的血泪史。洪水、旱灾、蝗灾、瘟疫、地震、冰雹、风暴，诸多的天灾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让不少王朝走上覆灭的道路，祖先们因此而承受了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 但祖先们在不断地抗争中积累了大量的智慧，不仅是治病救人和抢险救灾，经济建设、军事建设以及政治智慧、科学技术都在不断地发展。恰恰是这种抗争和曲折，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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