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2月2日，在莱州晟龙时代广场古玩交易会地摊，花900元买到一册手抄本《傅青主徵君女科》。购买的过程，已经写在《光绪稿本〈医案〉》里，不多赘述。该抄本纵24.6厘米，横13厘米。98页厚厚一全册，半页九行，全部正楷小字手抄。内容分为“女科上卷”、“女科下卷”、“产后编”三部分。封面破损，书名缺字，但凭印迹仍能辨出《傅青主徵君女科》字样。前有二序。序一无题目和落款，后经查，为王士祯《池北偶谈》中记傅山的一段。序二为“女科考略”，落款为“道光十一年新正月上元同里后学祁尔诚谨序，王恺抄记。”后有跋六行，落款为“道光十年岁次庚寅嘉平月上浣同人谨识。”最后一页纸面破损，但无缺字。
买回后，重装了前后书皮。
买的时候，对书的内容其实根本不了解，只是当场百度了一下。主要是觉得该书这么厚，字数这么多，全部小楷手抄，一丝不苟，几乎无错字和改正，对古人的静心十分叹服。另外序和跋，都有明确年款，又是清中期的东西，贵点也买下了，免得错过后悔。
回来后照例百度研究。傅山（1607—1684），山西太原人，字青主，明清之际道家思想家，书法家，医学家。他的《傅氏女科》，至今仍被视为中医女科的圭臬。网上有两篇文章值得参考：一是山西作家、文化学者王进写的《傅山的医书是怎样流传下来的》；二是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沈华所写的《〈傅青主女科〉版本考证》。综合这两篇文章的内容和观点，再结合网上其它文章，有这样几点令我关注：
一是关于本书刊行前的抄本。所有文章都认为，《傅氏女科》及其它异名同书，为清傅山撰，约成书于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因实用性很强，一些晋商巨富得此书后，只是传抄密藏自用，直到傅山逝世一百多年后，才第一次刊印出版。张丹崖凤翔氏在《女科·序》中说：“向闻先生有手著女科并产后二册，未之见也。近得钞本于友人处。”沈华的文章中则说：“根据张氏所言在刻本发行之前，应有钞本流传于世，但至今尚未见得有关此钞本的记录，有待进一步考证。”到目前为止，本书刊刻以前唯一的手稿，就是《傅山医学手稿》。“现保存于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的一部珍贵‘医学手稿’，署名为‘松侨老人傅山稿’的遗墨，是现在见到的最早的《女科》手抄本。”
二是本书的刊刻本和最早刊行本。沈华在文章中说：“由于《傅青主女科》临床实用价值高，刊行以来，流传甚广，版本甚多，《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记载其单行本有67种，再加之男妇科合刊本、丛书本、同书异名本、辨证录本等各种版本达250余种。”两篇文章都说，最早的刻本为道光七年丁亥（1827年）太邑友文堂刻本，名《傅科全书》，有丹崖张凤翔序，李辑中跋。王进的文章，罗列了他多年在古玩市场收藏的13种版本。沈华的文章，罗列单行本刻本17种，合刊本5种，《辨证录》1种。还按照刊刻时间进行了分类，分为先于道光年间的版本两种，即《傅山医学手稿》和《辨证录》；道光年间版本5种；同治年间版本4种；光绪年间版本5种；民国版本4种等。
三是道光七年刊刻后的各种抄本。沈华在文章中说：“笔者在太原南宫古物市场亦曾多次见过《女科》之抄件。此外，《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也提示全国各地的抄本亦颇繁多。可以这样说，此书因抄本较多，已成为民间流传的一个重要形式。”确实，本人也曾在旧货地摊见过各种各样的《傅氏女科》手抄本。根据两人文章所述，道光七年有了最早刊刻本，其次为刊刻于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年）的《女科仙方》，再次为刊刻于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年）的《补注傅氏女科全集》。以上就是本书刊刻比较早的记录。我想，本书刊刻后，发行数量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民间手抄本同样也越来越多。
我收藏的手抄本，跋明确记载为“道光十年岁次庚寅”，这离道光七年山西第一次刊刻只有三年时间。虽然这三年之中，一定有一些抄本出现，但流传保存到现在、明确纪年为道光十四年以前的，却没有见到。因此，毫无疑问，这是一本罕见、珍贵的早期手抄本。目前，或许除了《傅山医学手稿》，没有比它更早的了。它的母本，大概率为道光七年刊刻以前山西的手抄本。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是第一个把《池北偶谈》傅青主条，和祁尔诚写于道光十一年的《女科考略》作为序的。还有一种可能是，它的正文来自于道光七年刻本，但它并没有把山西刻本的张凤崖序和李辑中跋照搬过来，而是抛弃原序跋另起炉灶。如果这样，一定是有意而为，目的是与三年前的山西刻本相区分，表明这是一种新版本。
前面说过，这本书的序一，是济南名士王士祯的《池北偶谈》傅青主条。而王进的文章中说，他收藏的光绪四年（1878年）大荔李致远堂版《傅科全书》中，有嵇曾筠在跋中引用了《池北偶谈》傅青主条的内容。这比我收藏的此抄本，引用同一书的文字晚了48年。
我以为，这本手抄本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后面短短的跋。我把它实录如下：“傅青主徵君女科四卷，旧刻晋省，其原委前序备载不赘。因版片繁多，邮政不便，今于都门重加批校，共襄付梓，越三日工竣。除刊刻需费外，刷印成帙，分送各家，以便翻阅。版片藏弃公所，同人有愿印送者，即向琉璃厂东门路南光裕堂知照。印后，仍乞检查完整，复归公处，庶不致日久散佚已。兹并将助资姓字列左，以昭成美之意云。道光十年岁次庚寅嘉平月上浣同人谨识。”
兹将此跋作简单解释：
“旧刻晋省，其原委前序备载不赘。”应当是指本抄本前的序二——祁尔诚所作的序。序中说：“此书晋省钞本甚伙，然多秘而不传。闻有减去药味错乱分量者，彼此参证，多不相符。”这里有一个最大的我想不明白的疑点，就是祁尔诚的序作于“道光十一年新正月上元”翻译过来就是“道光十一年正月十五日上元节”，而此书的跋写于：“道光十年岁次庚寅嘉平月上浣”，翻译过来就是“道光十年农历十二月上旬”。跋的写作时间早于序的写作时间一个月多一点儿，怎么就提前知道了序的内容了呢？十分令人费解。
同人们本拟把山西版片运到京城印刷，因又多又重邮政运输不便，所以在都门（今北京）“重加批校，共襄付梓，越三日而竣。”这里透露两个信息：一个是北京的这帮同人，应与山西印书的商号有关系，起码是认识，能借到原版片，或者本来就是自己的。第二个是“越三日而竣”，我以为应当是完成了批校，也就是我收藏的这本抄本的勘误校对誊清。虽然后面说到刊刻、刷印、版片存放，我猜想只是将来的打算而已。仅仅刻版，也不是区区三日就可完成的。
“琉璃厂东门路南光裕堂”，百度了一下：刻书的，雍正时期就有“光裕堂”商号，曾刻过《四书或问语类集解释注大全》。医药方面，清代名医李世泰医堂名为光裕堂，乾隆二十二年建于安徽芜湖无为县，但不知在道光时北京是否有分号。所以，跋中提到的光裕堂已经无法确认了。但确有几种版本刻印于安徽。
“兹并将助资姓字列左，以昭成美之意云”，跋后并未见列出助资者姓名。虽然最后一页纸张缺损大部，但似乎缺损的部分不像有字。
“道光十年岁次庚寅嘉平月上浣同人谨识”，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年款，此书之所以珍贵，一是它是手抄本，二是它是目前仅见的除《傅山医学手稿》之外，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手抄本。
关于祁尔诚的序，写得很明白是作于道光十一年。因此，道光七年刻本不可能有此序。根据现有资料，最早刊载此序的，是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年）的《女科仙方》。刊刻于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年）的《补注傅氏女科全集》，也刊载了此序。从最早刊刻此书的道光七年，到第二个刊刻的道光十五年之间，现在没发现有其它版本。而我收藏的手抄本，此序却赫然在册。或许可以说，这是祁尔诚写出此序后，第一次被使用。还有一点需要引起注意：我的手抄本祁尔诚的序，款识“道光十一年新正月上元同里后学祁尔诚谨序”之后，还有“王恺抄记”四字。这四个字，墨色比款识要淡一些，虽然字体像是一个人写的，但又不像是连续写下来的。“记”字是简体字。这个王恺，应当就是此抄本的书写人。在祁尔诚序的款识后，加上此四字，目的就是为了留下抄写者的姓名。这个王恺，或许为王懿荣家族之人，此将在《光绪稿本〈医案〉》里再作说明。
我收藏的手抄本，看来并未刊刻。因为至今没发现道光十年左右的刻本。道光十年腊月上旬批校誊清之后，或许因不可知的原因，被束之高阁了。跋中所谓刊刻、分送、版片的保存和借用等，或许都只是计划中的事情。
王进在《傅山的医书是怎样流传下来的》一文中，谈到光绪五年（1879年）成兴斋版《太原傅科》时，写道：“这个版本，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为精美的傅山医书的豪华版。光绪五年出版的《太原傅科》，包括《傅山女科》和《傅山男科》。这是由当时在北京的大德玉、合盛元、新升昌、大德兴、协成乾等二十九家晋商名号和石丽权、汪正大、常衍庆等二十五人共同出资印刷的。封面有‘徐亚陶题’的字样。该版的原版，存在京都前门外杨梅竹斜街西头路北成兴斋南纸店。这本书分别有六人作序。《傅山女科》序者，除了旧版中张凤翔和祁尔诚，还增加了大兴郭菊农的序。”
大兴郭菊农的序中写道：“闻晋中家有藏本，多秘而不宣。戊子岁有成子康者，得真本入都募资重刊，盖亦善举，惜乎版既成未校而他往。九仞一亏，迄今八年。今张公紫佩，素有同志，亟欲完善商诸，李子华甫重加校响而藏事焉，将见不胫而走，则寿人寿事，奚止一隅已也。岁丙申春李子华甫持此本问序于余，因不揣简陋用赘数语毕诸编首。——大兴郭士云菊农氏识。”这里提到两个年度，一是戊子，一是丙申，两年份正好相差八年。因为郭菊农的这个序是用在光绪五年的版本上，所以文中提到的丙申，就不可能是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而只能是道光十六年丙申（1836年）。前推八年，道光八年戊子（1828年），成子康携真本进北京，募资重刊，版本成型，还没来得及校对，就因故突然离去。八年后，张紫佩、李华甫才完成此业。
以上两段，与我收藏的手抄本跋中提到的情况，似曾相识，仿佛多有联系。成子康道光八年携本进京，募资重刊。我藏的手抄本跋作于道光十年。成子康版本成型后，还没来得及校对，突然离开。我藏的手抄本跋中说“除刊刻需费外，刷印成帙，分送各家，以便翻阅。”实际上，并未见有道光十年到道光十四年的刻本。王进文章中说，“该版的原版，存在京都前门外杨梅竹斜街西头路北成兴斋南纸店。”而我藏的手抄本则说，“版片藏弃公所。同人有愿印送者，即向琉璃厂东门路南光裕堂知照。”王进文章中说，有二十九家晋商名号和二十五人共同出资印刷。我藏的手抄本则说“兹并将助资姓字列左，以昭成美之意云。”实际并未列出。光绪五年的刻本，有祁尔诚的序，我藏的手抄本也有。种种迹像表明，或许我收藏的这个手抄本，就是成子康道光八年携进北京的真本，据此而付梓的誊清本。只是版本成型后，没能进行下去。这只是我的猜想，还需要继续获取有力的证据。
手头没有光绪五年版本《傅山女科》，不知跟我收藏的手抄本内容是否一致。如果完全一致，也是证据之一。
手抄本序和跋后，都有“王叔昌印”。这位王叔昌，是栖霞县蛇窝泊乡人，已经不在世。这本手抄本，连同其它医书，都是拉乡收旧货的从小庄泥都村王淑昌儿媳妇手里收的。详情记在《光绪稿本〈医案〉》里。
《傅山女科》未刻前抄本不少，现将王进文章所涉及的抄录如下，供参考，由此可见早期各刻印本之源头：
最早的刻本，道光七年太邑文友堂刻本：张凤翔在写序（1827年道光七年）不久前从友人处得到钞本，委托李辑中（续唐）印刷发行。王进怀疑这个版本极有可能是傅山亲笔所书。
道光二十七年书业德版：是吴莱庭甲午年（1834年道光十四年）自都门友人手中得到手稿，带回家乡，刊行于世。从拿到版本，到后来出版，前后用了许多年时间。
光绪四年大荔致远堂版：从康衢王道平的序中得知，“道光初年”，罗邦定家族最早刻印《傅山女科》。这个“道光初年”应当是泛指道光年初期。王进以为，或许罗家就是友文堂的主人。而该书《傅山男科》和《傅山小儿科》，是罗家的私塾先生平定人孙毓芝，“是时”从故乡山西带来的，罗定邦抄后，于癸亥（1863年同治二年）秋携示王道平的。
光绪五年成兴斋版：《傅山女科》如上所述，是戊子（1828年道光八年）岁由成子康从山西晋中得真本携至北京，八年后，才由张紫佩、李华甫完成刻印。《傅山男科》，王道平同治二年作序时，说他四十年前（1823年道光三年）抄录《太原傅科》并深藏在家中。因为有女人难产，跑来求助，他找《傅山女科》时，找出此本。这个版本还有一位作序并捐资的山西太原人石丽权，他在光绪五年所作序中说，傅山“明末无意仕进，以医自晦。”“是本初刻于道光初年”，因为“刻之者刷印虽广而欲得之者众”，所以又集资付梓。（2019年12月13日）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