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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逼近本质的东西不会在当下就解决，那种问题源自于更深层次的悖论，无法在特定的时空中获得彻底解决，只能不断的衍生出新的解决方案去转移深层次悖论引发的问题或暂时缓解它衍生出来的各种问题。 举个最直观的例子：如果把权力都收缴到总部，分部的权力架构彼此制衡。这在循规蹈矩的承平之时确实能够很好的保障整个体系的有序运转。一旦进入多事之秋，往往行动缓慢，错失良机。这种有序运转是以牺牲效率的代价来维持的，而且维系的成本非常高。一旦事有缓急，任何单点维系原有秩序的成本就会急剧上升，而这种体系是无法瞬间调集和创造出增量来填补这种突然高企的成本消耗的。于是，在突发事件的冲击下就只能眼睁睁看着秩序的丧失像烈火燎原一样瞬间溃烂一大片。 如果反其道而行，将权力充分的授予分部，让其便宜行事。在应对紧急事件和开疆扩土的时候会非常有效。然而，后遗症也是显而易见的。骄兵悍将不会把制度放在眼里。俗话说，身怀利器，杀心四起。它对秩序的持续破坏力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为了最大限度的形成力量，统帅往往不得不以亲疏远近的信任程度来笼络人心。这本身对公共的秩序就是一种挑战，而这种原始到类似于血亲的组织方式，往往会上行下效。其结果就是，即便打着同一面旗子，但内部充满了人与人的博弈。谁也不能保证号令会被无差别的执行。每一个更小的单元都有自己的利益，在自己的生存结构中求得存续的根本需要会让其对任何一个外部要求进行权衡并根据是否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而采取应对措施。如果从最上面到最下面有5个层级，最上层的决策能否被充分执行就存在比之前大5倍的风险。如果不能被执行，任何英明的决策最终都会不了了之，任何机会都会白白的错过。除此之外，任何分部以及更小的分部都自成体系，一旦成了气候就会分庭抗礼。 这是一个超级古老的问题，不管科技如何发展，即便到了今天依然存在。虽然经过了千百年的社会实践和千千万万人头落地的惨痛教训，一套又一套的制度设计，依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曾经在《C3：梳理流程也没用》和《B9：总部如何管理分部》中以案例的方式抛砖引玉的阐述了一点。但是，那些都还不够彻底，更多的是应用层面的阐述。根本性的论证和阐述会在《结构学》的正式内容《C6：理性的代价》中详细展开。 明治天皇的难题 一提到明治天皇，大家都觉得英明神武，伊藤博文甚至说：明治维新是天皇擎划，众臣襄赞而已。然而，现实情况是：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巨大胜利之后，萨摩藩和长洲藩控制下的海军和陆军势力在战争中聚集起了越来越大的权力，甚至尾大不掉。骄兵悍将勇猛有余而智谋不足，真正的生存竞争是综合国力的对决，战争的本质是为了突破原有外在秩序的束缚，建立更有利于自己的新秩序。注意，是为了建立新秩序！而不仅仅是为了搞破坏或者掠夺。因为破坏和掠夺都只是在存量中求存的权宜之计，而创造增量才是任何族群长治久安的存续之道。但是，赳赳武夫是不能理解这种距离利益和荣誉太远的东西的。他们往往更关注眼前的利益和荣誉，习惯于用单刀直入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一味的依赖暴力只会陷入暴力的恶性循环。暴力的恶性循环只会造成社会基础越来越薄弱，即便是有组织的暴力，也是依赖一定的成本才能组织得起来。因为它首先是一套秩序，其次才是暴力——没有了粮饷的支撑，任何军队都无法持续的保持战斗力并不折不扣的执行命令。 文官政府为了长远的理性掣肘越来越让战争中崛起的武装集团无法忍受。不管是什么权力都依赖传到体系才能作用于现实，否则就会变成一种象征性的吉祥物。所以，明治天皇只能与之博弈。他在伊藤博文的谋划下想出了一套制约的法令：要求一切涉及到陆海军的事物，在天皇的敕令下，除了当事部门负责人的副署之外，还必须要有首相的副署。如此一来，即便首相不能干涉军队的事务，但是可以用拒绝副署的方式来施加影响。因为在所有的权力形式中，影响决策是非常关键的部分。 然而，军方已经坐大，山县有朋提出凡军国大事，不用敕令，而采用军令下达执行。如此一来，军方代表向天皇上奏，只需要天皇首肯，军方代表副署，即为军令，下达执行便可。而天皇对军方的上奏的内容，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可能否决的，中间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如此一来，又绕开了政府。天皇试图用文官集团来制衡军方的努力付诸东流。最后明治天皇力不从心，只能放任自流…后世的大正天皇更是无可奈何，这就引发了后面昭和天皇玉石俱焚的惯性举措。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一脉相承》中有过详细阐述。 天国内生的矛盾 太平天国自广西起事一路并不顺利，洪秀全早期还冒充朱元章后裔发布檄文，但响应平平毫无效果。明朝已经亡国二百多年，天下人心并不那么向往。鸦片战争之前，虽然社会整体已经落后于世界潮流很远但身处其中的人浑然不觉。人没有见过更大的世界，也就不存在对比，即便是精英分子的心中都不会存在什么值得采取行动的急迫感，更何况只为一日三餐奔波的普通民众。普通人只会为迫在眉睫的生存采取行动，并支付代价。太平天国的起事源于底层民众活不下去的求存行为。教义只是一个聚集人的共识。事实上，只要这种危及生存的社会现实存在，用任何共识都能把这个群体组织起来。我们在《C2：宗教是统治工具吗 》中更详细的阐述过这一点。 什么样的群体往往会被什么样的东西所吸引，什么样的群体会选择相信什么——只有与之匹配的共识才能把这个群体组织起来并任意驱使。太平天国的起事源于民生凋敝下的底层民众活不下去。活不下去的人为了求一条生路，横竖都是死，不如铤而走险，或许还能闯出一线生机。不管是用四不像的拜上帝教，还是用其它什么教，凡是能符合这些民众口味的共识符号就能把他们组织起来。这种共识符号对大众而言，它代表的是一种存续的希望，一种可以期待的未来。 然而，底层民众的共识和精英群体的共识往往很难调和。千百年来统治中国社会的是儒家信仰，而儒家信仰的祭司正是散落在社会每个角落信奉儒家经典的读书人。这些人无论是在服饰上，还是在社会地位上都被授予了特殊的礼遇——在以礼仪突出等级秩序的社会，这是一种外显的特权。更重要的是，组成统治机器的零件只能从他们之中产生。朝为田舍郎，幕登天子堂。这不仅仅是身份的轻松切换，还包括了参与国家治理的潜在机会。他们极力捍卫的不仅仅是名教下的秩序，也包括自己在此道义和秩序下的特权。 所有的道义之争都是权力之争，所有的权力之争都是利益之争，所有的利益之争都是对有利于自身存续所依赖的资源的争夺。然而，悖论在于：底层普通人的利益有赖于对原有秩序的摧毁和掠夺，而社会精英的利益则依赖于秩序的维系。要确立同一的共识，不仅仅众口难调，甚至是南辕北辙。所以，任何一场成功的社会运动都必然发端于一场满足于底层诉求的掠夺性的观念，兴旺于掠夺一部分人去补贴另一部分人的庞氏骗局，最后完成于新的秩序重建。 拜上帝教是符合底层人口味的共识，虽然经不起推敲，而且漏洞百出，但并不妨碍把没有出路的底层人凝聚起来去掠夺其它的群体。因为这些人需要的仅仅是一个破格获取的希望和求得存续的出路。只要满足了这一点，打什么旗号都一样。教义必须纯粹，并且具有排他性，这样才能激发内部的狂热和由虔诚度衍生出来的优越感。所以，太平天国兴起的时候，既有禁止女人缠足这样的开明政策，也有摧毁文庙这种破坏性的举措。不管是哪一种都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摧毁和地此共识下衍生出来的社会秩序的挑衅。这种破坏性对读书人而言，会让他们不仅从道义上，也从利益上丧失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特权。 所以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直击要害：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岂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邸。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朝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摺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找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受官爵。 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很多，最关键的部分是始终没能争取到知识份子群体的支持。再强大的暴力都只能用来掠夺，而掠夺无法持久。必须建立稳定的秩序并保障社会的有序运转，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兵员钱粮的供应，才是最终的至胜之道。如一直处于存量的消耗中，任何暂时的胜利最终都要沉寂下去。所以说，自古打天下靠武将，而治天下靠文官。汉朝建立之后，刘邦论功行赏，从未上过战场的萧何反而被定为第一功臣。因为足兵足食重建秩序才是最终能戡平天下的根本。当负责实际统治的东王杨秀清下令停止摧毁文庙，试图改弦更张，争取知识分子群体重建秩序之时，不能与时俱进的革命同志开始全面抵制，于是，他用霹雳手段集权，最终引发反噬，导致身死国灭。 后世的开创者充分吸取了太平天国这种内生矛盾的教训，从组织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其教义充分本土化之后才获得了真正的成功。虽然教义是基于工农的立场提出的，但道义的核心载体自始自中都是社会精英分子，工农是需要被教义教化和改造的群体，教义负责将他们改造为组织中新的知识分子，并成为社会中建立新秩序的节点，继而在每一个层级建立起统治，并为前方的开拓提供源源不断的兵马钱粮。 悖论引发的问题 从原点悖论衍生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都必须依赖于创造增量才能暂时缓解。所有的经济学都围绕一个点展开争论：哪一套社会资源的配置方案才能更好的创造增量？所有的政治学也都围绕一个点展开争论：哪一种社会权力的组织方案才能最有利于资源的分配并让这种分配有利于维系秩序和创造增量？ 有一个古老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社会事务的最终决策权归谁？千百年来，无论是归属社会精英还是归属普罗大众，其利弊都有充分的实践从各自的侧面给予佐证。然而，终究没有确定的答案。不管最终归属谁，首先还是要回到问题的源头？这些决策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当然是为了用来创造增量。只有创造增量才能保障所有生命体的存续——无论是个体还是由个体构建而成的共同体！从这个角度来说，只要谁更能创造增量，这个最终决策权就应该归属于它。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判断谁更能创造增量？ 读过《C4：道德与宗教》的人都会理解：每一种共识下面都会衍生出一套社会权力的分配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不管是哪一种方式，要长治久安都必须建立起稳定的秩序并能有序的运行。任何一种社会组织，必须要能创造增量才能长期维系自身的存续。先不讨论太大的社会组织方式。就拿公司来举例。一家公司到底应该由谁来运作？最开始企业属于国家，由权力负责最后的决策。现在企业属于资本，由资本方负责终极决策。未来的最终决策权是否会转移到一个由内部精英组成的委员会手上，这些人并不在资本占比上占据多数，但是在企业治理和决策的权重上占据主导地位。企业作为一个生命体，需要维系自身的存续就必须要能创造增量。因此，决策权的变迁，一定是为了更有利于创造增量。我们在《结构学》中阐述过：力量的形态从暴力，演化为购买力，接下来会演化为认知力，后者依赖前者为基础。在企业的最终决策者的角色演化上，也遵循了与之对应的演化脉络。真正的底层逻辑会在不同的侧面显示出来。这不是一种巧合！ 无论是资本，还是权力，或者其它什么东西。这些都是工具，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生命体的求存行为所叠加的一切问题会通过自己能利用的工具作用于现实，继而在外部约束所形成的边界之内蜿蜒出一条传导路径。不管传导过程是有序还是失控，一切的关键都源于生命体本身的悖论而不是任何工具！ 《结构学》版权限制，觉悟社内预定！ 预订《结构学》发消息：觉悟社 提问到知识星球：守夜人总司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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