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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相信古史吗？ 我们有幸邀请到北京大学历史考古学家韩巍老师分享对这个话题的见解。 韩巍老师的研究领域包含先秦古史、商周考古（青铜器及铭文）以及秦汉古文献（简牍）等诸多方面。直播中，韩巍老师为我们梳理了近代以来，依托中国本土出现的「信古」与「疑古」思潮，进而为我们呈现出国内学界有关「古史」争议完整的发展脉络，助人思考。  韩巍老师 01.走进疑古时代韩巍老师谈到，1923年，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颉刚最早且系统性地提出了他的古史观念：
顾颉刚指出，在西周时期，当时人们心目中最古老的帝王是禹；到了春秋晚期，根据《论语》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在孔子看来，最古老的帝王是禹之前的尧和舜；到了战国时期，在尧、舜之前又出现了黄帝神农；到了秦朝，更古老的「三皇」开始出现；一直到汉以后，最古老的盘古等人才最终出现；
在此，顾颉刚以舜为例子进行阐述，在孔子生活的时代，舜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但在之后的《尧典》中，舜的形象得到丰富，成为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一直到孟子生活的时代，舜的形象得到进一步丰富，在孟子看来，舜显然还是孝子的典范；
在顾颉刚看来，我们即便无法知道记载于东周时期的东周历史，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记载于战国时期的东周历史；同样，即便我们无法知道记载于夏、商时期的夏、商历史，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记载于东周时期的夏、商历史。 对于历史，顾颉刚的观念可以总结为「层累造成的古史观」，层累的过程大概从战国时期开始，到了秦汉愈累愈厚，最后到西汉晚期形成一个庞大且整齐的古史体系。  历史学、民俗学家顾颉刚（1893-1980年） 在韩巍老师看来，日后影响深远的古史辨运动，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至于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则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即以《新学伪经考》（康有为著）为代表的清末今文经学、以清代的姚际恒和崔述为代表的古书「辨伪学」，以及在新文化运动中，以实证主义方法为代表的西方进化史观。 1926年，随着顾颉刚主编的第一册《古史辨》的出版，古史辨派逐渐形成。轰轰烈烈的古史辨运动，正式拉开序幕。 从1926年到1941年，《古史辨》陆续出版了七册。其中，第一、二册的讨论中心是「古史」；到了第三、四、五册，讨论的中心由「古史」转变为「古书」；到了第六、七册，讨论的中心又回到了「古史」上。 作为古史辨派的集大成之作，《古史辨》深刻地反映了古史辨派的思想观念。在韩巍老师看来，古史辨派十分「较真」。 以《左传》为例，顾颉刚认为《左传》是伪造，所以，哪怕《左传》拥有着非常高的史学价值，顾颉刚也认为不能相信与参考《左传》中的任何史料。而这无疑对国内的学术界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比如，很多学者都因此而不敢去使用古史辨派眼中「伪书」的史料。 韩巍老师同时也指出，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古史辨运动是一个学术上的运动，但实际上，顾颉刚有着更深层次，且已经上升到社会层面的诉求。而这在1923年，顾颉刚的《答刘、胡两先生书》中有着明确的体现。 在这封回答刘掞藜和胡堇人的书信中，顾颉刚鲜明地提出了「四个口号」的打破，即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以及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韩巍老师认为，这「四个打破」，可以说把中国几千年来在儒学的经典底下所形成的那种对于古代的一种想象彻底粉碎了。 02.罗王之学但是顾颉刚提出的疑古观点，完全正确吗？ 韩巍老师提到，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的这几十年间，随着国内考古的地下文物、包括文字资料的纷纷出土，以「整理和研究新材料」为中心的学问开始兴起，而这就是以罗振玉和王国维这二位先生为代表的「罗王之学」。 
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发表了著名演讲——《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在这次演讲中，王国维开门见山地说到，「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此外，他在此次演讲中也提到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三大重要的新发现： 其一，西汉武帝时期「孔壁中书」的发现。这些在孔子旧宅中发现的古文经书，直接催生了「古文经学」派，由此也引发了长达数百年的今、古文经学之争； 其二，西晋太康年间「汲冢竹书」的出土。虽然这些竹书到现在只剩下了一本《穆天子传》，但是这依然是中国学术史上第二次大的发现； 其三，近代的「五大发现」，即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在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出土的简牍、在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六朝唐人所书卷轴、罗振玉抢救的内阁大库中的书籍档案，以及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古外族的碑文。 在此，韩巍老师强调，在上世纪30年代之前学术界所研究的「五大发现」的资料，基本都是靠罗振玉的一己之力整理出来的，所以说，罗振玉对学术界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至于王国维的很多研究，也是依托罗振玉所搜集整理的资料进行的。 虽然在某些观点中，罗振玉与王国维都是守旧派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们二人却实实在在地开创出了一个与古史辨派针锋相对的新学派——「罗王之学」。 以罗振玉和王国维为代表的罗王之学，和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处在相同的年代，两派在思想上的发生诸多交锋。 1925年，王国维受聘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并开设了一门课叫「古史新证」。 
在这门课中，王国维在开篇就说道，「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 在王国维看来，要想区分上古时期历史与传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相对古书上的资料记载，我们还应当关注考古出土的地下文物。只有地上与地下的资料相互印证，我们才能得到恰当的历史结论。而这，便是二重证据法的最早内容。 对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后世十分推崇。不过，韩巍老师在此也强调，王国维当年对地下出土文物的定义仅限于文字资料部分。因此，这才有了后人的三重证据法，即除了地上古书与地下文字资料外，还有地下出土的其他实物。 此外，国学大师饶宗颐又提出了四重证据法，饶先生在三重的基础上又加入了第四重证据，即一些民族学的民族志的材料。 在韩巍老师看来，像王国维这样深受近代西方思想影响的中国文人，其思想深处还是有着「信古」的信念，而这也是古往今来「信古思想」的根源所在。所以，换一个角度来说，王国维在感情上仍然是「一个传统的书生，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 03.新史学之路随着疑古思潮的出现，韩巍老师以近代知名学者李玄伯为例，指出了当时学者普遍面临的学术困境：「将来解决古史问题的唯一希望就是只能寄托于考古学」。 就是在这一时期，考古学，这个对罗王之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现代学科，也被引入中国，进而对中国的史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此，韩巍老师提到了两个人，其中一位是来自瑞典的学者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与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伯希和（Paul Pelliot）等西方探险家不同，1921年，安特生作为当时中国农行部地质调查所聘用的外国专家，他在安南渑池县仰韶村进行了考古发掘，而这便是中国国内第一次现代化的考古发掘；另一位则是中国本土第一位考古学家李济。 韩巍老师指出，1926年，李济主持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这也是由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第一次考古发掘。两年后（1928年），傅斯年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领导成立了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傅斯年曾明确地提到了「材料」在建设新史学道路中的重要意义。他眼中的「材料」，不仅是古书上的记载，还包括地下出土的资料，以及民族调查的资料等。 也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1928到1937年，傅斯年和李济强强联合，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殷墟展开了前后共十五次的发掘工作。而由此取得的殷墟考古的巨大收获，无疑奠定了中国考古学历史主义的取向。  殷墟遗址 到了70年代，沉睡在中国大地下的简帛古书，迎来了第一次大的发现。韩巍老师指出，有三批最重要的简帛古书值得后人关注：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 1974年，在湖南长沙出土的马王堆帛书竹简。这批帛书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就包括《老子》的甲本与乙本、《皇帝四经》，以及大量的医术类的文献。 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这批秦简数量众多，记录的主要内容是秦朝的法律文书，而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的法制史，以及社会史存在着重要意义。 04.走出疑古时代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与成果涌现，1987年，李学勤先生发表了《对古书的反思》一文，并以70年代出土的大量简帛古书为现实依据，对古史辨派提出了自己的反对观点。 韩巍老师认为，李学勤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最出色、最优秀的古史研究的学者」。同时，韩巍老师也指出，李学勤在80年代提出的诸多想法，确实没有在学术界造成太大的影响，而这与改革开放后西方思潮的又一次冲击不无关系。 1992年，李学勤在北大中文系做了一个讲座，其内容之后整理发表在《中国文化》1992年第7期，题目便是《走出疑古时代》。在这篇文章中，他强调了考古对我们重新认识古史的重要作用。  考古学、历史学家李学勤（1933－2019年） 1993年，继70年代简帛古书的大量发掘之后，中国的考古界又传来喜讯，在湖北荆门的郭店1号楚墓中，出土了大批生成于战国中期的竹简。 其中既包括《性自命出》《唐虞之道》以及《中性之道》等儒家典籍的抄本，也包括了《太一生水》与《凡物流形》等道家典籍的抄本。而由此引发的「简帛热」，至今还没有过去。 1994年，李学勤以《走出疑古时代》为题出版了论文合集，此后随着该书的多次修订再版，在国内考古领域屡创佳绩的背景下，李学勤的这本著作以及他的思想逐渐被学术界，乃至全社会所熟知，进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进入21世纪，随着盗掘的猖狂，因盗掘流散到全国的简牍资料以一种「井喷」的形式出现在时人眼中。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收藏的「清华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收藏的「岳麓简」，以及韩巍老师曾亲自参与整理、收藏在北京大学的「北大简」等。 在此基础上，李学勤提出「古史重建」。在韩巍老师看来，李学勤想要通过像「清华简」这样的材料重建古史。 2013年，李学勤在《光明日报》发表《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并主持「清华简《系年》与古史重建」的重大项目。不过遗憾的是，「清华简」的项目也还未完成，李学勤便在2019年年初离世了。 对于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的说法，就像顾颉刚当年引领古史辨派时一样，也引来了不少争议。 裘锡圭与林沄二位先生是其中的代表性学者。在裘锡圭和林沄看来，古史辨派并非一无是处，对于顾颉刚等人的疑古态度，以及一些优良的工作方法，现在的学术界完全可以借鉴学习。至于学界对考古资料的过于信任，即「信古过头」，也是一种不好的倾向，值得我们警惕。 虽然学术界对于「信古」与「疑古」的问题讨论已经延续了百年，至今仍没有定论，不过这丝毫不妨碍我们以一种更为包容的心态去面对这个问题。不论是「信古」还是「疑古」，其出发点都是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上古史。 至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历史，正如韩巍老师所总结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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