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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是台湾学者杨照写的一套中国通史系列丛书，以他在台湾敏隆讲堂和趋势讲堂两次讲授中国通史的十年为基础，共十三册，目前只出了前几本，看完第一本“中国是怎么出现的”，我决定追。虽然题目是“讲给大家的”，但其实并不通俗，有学者的角度，里面有专业的内容，而并不是上来就讲盘古开天神话故事，是按照体系架构来讲述的，而不是按时间顺序在讲故事。 简单总结一下：新石器时代，中国这片土地上是多种文明各自发展，“满天星斗”。夏商周之间不是易代关系，他们是共存的，只不过共主变了。我国古代国家形成是三个先进文明之间竞争产生。夏可能是靠版筑建筑技术成为共主，商显然是靠鬼神系统，周靠的是提出了“天”，他们有强大的协调结盟能力。周真正建立并不是武王伐纣，而是周召东征之后，如何用政治智慧，封建制、宗法制等建立稳固统治。这中间，中国的文字非常的重要，我们的文字特殊在不是表音的，后来又依靠和周的封建宗法制结合取得了神圣性。 下面是笔记： 序言先讲杨照为什么要自己写一部通史，是从钱穆开始讲起的，钱穆当年就是个小学老师，一己之力写了一本《先秦诸子系年》来针对顾颉刚的《古史辨》，顾颉刚立即把钱穆推荐到大学教书。我想到这种“民国传奇”还是挺多的，忘记谁讲过一些很好的世界名著译本就是民国时期也是中学老师翻译的。钱穆后来在北大教书，中国通史本来是几个老师轮流讲，现在北大也是这么教，我一直在看北大历史的公开课，就是阎步克、邓小南、张帆三位老师合力完成。但钱穆觉得通史就应该一个人教，否则每个老师给的都是片段的知识，学生怎么能“通”？他要自己讲，跟陈寅恪一起讲都不行，也是依靠这个教学经验，后来在西南联大期间整理了《国史大纲》。总结就是，中国通史的关键在“通”，而不是简化版中国历史。虽然是一家之言，但是“通古今之变”的史家道理所在。 在选择资料上也以和一般常识相异的优先考虑，现在教育体系中的内容太陈旧了。 第一讲 是时候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了 为什么要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我们过去读的中国历史建立在“同构性假设”之上。其实必须要认识到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皇帝的，才能认识秦汉帝国最大的意义就是皇帝制度的诞生，才能去考虑没有皇帝之前的春秋战国是如何统治的。或者我们搞不懂甲骨文，不是没有能力解读甲骨文的字形，而是没有能力解读甲骨文记载的活动本质。一个认字的中国人经过训练能认出60%的甲骨文，从甲骨文文字的认出到弄清讲的什么内容又花了半个世纪，按照后来的中文去推测甲骨文要讲的事情是歧途。 历史和历史学的关系。最完整的历史知识和历史之间就像是1:1的地图，但这种地图没用，地图一定要有比例尺，也就是选择。 从宋明理学说起。宋朝以来中国士人学问的核心就是理学，理学既大且细，既探讨世界是怎么来的，还提供具体的人生准则。明朝中期“程朱”和“陆王”两派之争，程朱认为关键是格物致知，事情是有套路的、一步一步来、得“格”；陆王认为关键是明心见性，把自己内心的优良品质发挥出来就行了。（这两年王阳明特别火）这不仅仅是学问之争，是政治问题、是标准问题、是派系问题，是选什么样的人当官的问题。 古代经典注释。这两派都是儒家、都说自己是“孔孟本意”，自然就引发了到原典中探求孔孟的学术倾向。 考据学。明亡清兴、思想钳制下考据学最安全，当时的官主要是要能在书房里读书，具体的事情是吏做的。 《古文尚书》。考经的过程中又扩展到了“子”和“史”。考据学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发现《古文尚书》是伪造的，因为在孔子家墙壁里找到的《古文尚书》比后来儒生凭记忆写的《今文尚书》还简单易懂，《古文尚书》不是商周原本。 考据学拓展。已经在考虑这本书到底“是不是真的”的问题了，考据学拓展到了“辩伪”和“疑古”。特别是清末在西方的冲击下，疑古就含有作为中国人的无奈和悲愤。 顾颉刚。民国疑古的代表首推顾颉刚和其《古史辨》。第一册30%的篇幅是序言，里面就提出了“古史层累构成说”，越早的历史是越晚创造的，《春秋》之前的历史都不是信史，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为了雄辩争胜拿历史当工具也很正常。而孔子就是要“托古改制”，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尧舜禹汤文武上，孔子就是最大的造史者。 社会史论战。我们都学过恩格斯的人类历史演进规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正好，按照疑古派的说法，中国信史开端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 金石学。在考据学兴盛的背景下、金文就有了重要意义。特别是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证实了商王朝，如果司马迁记载的《殷本纪》是对的，是不是要重新评估《夏本纪》？ 史语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英文叫history and philology历史和语文学，研究历史要从古语言古文字开始。殷墟是民国发掘的，是史语所主持的，今天这个机构在台湾。（我去过安阳，没有留下对这个机构的任何印象，不知道是我没留意还是官方有意淡化；后来也去了台北的史语所陈列馆，那里还有殷墟的另一部分文物。） 内战之后这一批参与殷墟考古之后就成为考古界顶尖人物的大师们，有的去了台湾，却再也没有实地考察过殷墟、当然台湾的土地也没有更多的现场供他们发挥，所以殷墟被研究的透彻程度恐怕是空前的，比如董作宾根据甲骨文上的记录做了一个商朝130年的“日表”。 更多的考古发现改写中国历史。中国开始开展经济建设之后，大量工程带来了“抢救性考古”，这段时间填补了非常多的资料，像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西安半坡遗址，都让人眼花缭乱。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时代给我们的重要资源，考古分析告诉我们很多无法否定的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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