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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介绍了俄罗斯历史学家张霞女士，再介绍一篇她曾经发表在瞭望周刊上的关于白俄在上海的历史印迹的文章，以便大家对于张霞研究的领域有更多的了解。我们特意补充编辑了背景资料和老照片，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更真实的感受，和对那个时代更清晰的记忆。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关注张霞女士对于老上海的研究。  1920年，当“Rosalie mother”号把高加索的反苏维埃政权的俄国人运到上海时，俄国社团出动全体人员迎接他们的亲属和朋友。 上世纪20年代之前，如今的上海市中心被称为“前法租界”一带，少人居住，也几乎没有法国人。霞飞路（如今的淮海路）不过是两边有木头房子的一条跑马道。欧洲人甚至都懒得找自己人做警卫，守护着这一片昏昏欲睡的街区的，是雇佣来的越南人警察。 到20年代末，“前法租界”一下子“爆发”了。10年之内，有1000家公司在此注册经营。眼花缭乱的服务业、文化产业都来了，这里一跃成为上海生活内容最丰富的街区。 但让法租界“爆发”的，并不是法国人，而是俄罗斯人。
“十月革命”爆发后，大量的沙俄贵族流亡到了哈尔滨，他们被中国人称作“白俄”，专指上世纪20年代流亡到中国的俄罗斯裔难民。  中华民国政府发给俄侨的身份证件。 与当时在上海的英、法、美侨民不同，俄罗斯人并非自愿来中国。他们大多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逃出来躲避内战和饥荒的难民。不少人一开始定居哈尔滨，在东中国铁路上工作或者从事边境贸易。但之后日本占领满州的威胁使他们不得不选择再次南迁，来到上海。他们大多是中产阶级，会讲一点法语。  生活在哈尔滨的俄国贵族。  在哈尔滨生活的俄罗斯人。 在当时的上海，工作很难找。前军官不得不去法国人的警察局应聘警察，要不就去当门童、司机、机械师。还有一个选择是去给白人当保镖，因为上海本地的黑帮常会绑架外国孩子来向其父母勒索赎金。  上海俄国犹太贵族的聚会。  一本上海俄侨影集的封面。 在当时的上海“社会阶层”序列里，一无所有又无国可依的俄罗斯人尽管被排在中国人之上，但地位远低于其他西方人。  霞飞路上俄罗斯人开的音乐商店。 由于当时的上海已经无力吸纳外来新劳动力，俄罗斯人被迫自己创业。很快，俄罗斯人开的商店出现在霞飞路的中心地段，从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一直绵延到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  霞飞路643号，是特卡琴科兄弟咖啡餐厅，法租界最大的欧式餐厅，也是上海第一家花园大餐厅；而再往前走一段，霞飞路813～815号，是蒂蒂斯咖啡馆，这是一家拥有咖啡、餐厅、夜总会和备有乐队的伴舞场。  特卡琴科兄弟咖啡馆内部。 补充背景资料：一位老先生回忆DDS咖啡馆 DDS咖啡馆，这是霞飞路上有名的咖啡馆，在国泰电影院斜对面。话剧、电影界的演员如石挥、韩非、刘琼、英茵和我，常去光顾。楼下是咖啡室，有两台摇银机（吃角子老虎机），去吃咖啡的客人都喜欢玩，此机一元可换十只筹码，多的会吐出五只、十只、二十只，一般情况下，塞进一只，摇一下，无声无息，被吃掉了。 传说机子里的角子会全部吐出来（英文叫“嘎克堡”），那是玩此机者交好运了。但这只是听说，却几乎是没有出现过这等奇迹，不然这机子就不叫吃角子老虎了。仅管如此，玩者依然是心甘情愿地被它吃掉身上的角子。  霞飞路上另一家有名的明星咖啡馆。 二楼也供应咖啡、西餐，中间有小型的舞池，客人喝咖啡、吃西餐时，在乐队的奏乐下，食客可以去跳舞。没有舞女，客人与相约的舞伴跳上几个舞，以助兴。有时老板会请来名角表演舞蹈。青年人将此室作为幽会与谈情说爱的场所。据老人的记忆，DDS咖啡馆用的是侍女是俄国姑娘，他们不太懂中文，但会一些简单的英语，与客人能作交流了。 1928年，这一块地区被戏称为“小莫斯科”。黑人皮草店（Blackman’s Fur Store）、弗奇药店（Foch Pharmacy）、DDs咖啡馆、乔治照相馆（George Photo Studio）、复兴饭店（Renaissance Restaurant）、佩拉内衣店（Perla Lingerie Salon）、查卡连兄弟烘焙店（Brothers Chakalian Bakery）都是当年上海侨民中响当当的牌子。 生活在上海的白俄。 上海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一条由欧洲人经营出来的繁华街道。很多中国人所不知道的是，今天的一些上海知名品牌，比如“古今内衣”、“明星大药房”，都曾是俄罗斯人创立的品牌，在1949年之后才被国有化。 上海柴拉报办公室前的俄侨。 马斯南路（今思南路）路口的“柴申科”（Tkachenko’s）是当时最著名的饭店和舞厅。一到晚上，舞台上就活跃着吉普赛乐队和表演杂技的小孩。你还能看见全副戎装的沙皇军官在等位。菜单上，你能看到俄氏牛肉炖汤和上海蒸馏出的伏特加酒。很多好奇的游客、外国人和中国人都会跨过门口的俄罗斯乞丐，来这里用餐，体验神秘的俄罗斯世界。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俄国人来到上海，更多意味着，在一个文化贫瘠的租界港口城市里，一下子涌入丰富的欧洲文化。 生活在上海的白俄，不乏富有的贵妇，她们还是过着优渥的生活。 那时候，上海几乎所有的音乐教师都是俄国人。上海的交响乐团里也几乎全都是俄国音乐家，其中的佼佼者被英国人的城市交响乐团招入，每人配备专车和司机。 当年风靡上海滩的俄罗斯爵士大乐队每晚在百乐门演出，龙司特是乐队领班（后排右一）。 1936年，沉迷于爵士乐的20岁俄国青年奥莱格·龙司特（Oleg Lundstrem，俄罗斯著名爵士乐作曲家、指挥家）刚组建了自己的乐队，从哈尔滨来到上海，在延庆路4弄租了一个顶楼的房间。那里从此成为爵士乐研究室和排练场。 龙司特（左二）为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演奏后合影。右一位俄罗斯总统普金。 补充背景资料： 刚到上海时，龙司特只有二十多岁，住在法租界延庆路4号。2001年（时年龙司特86岁）当他重返延庆路故居时，一个老太太认出了他，甚至激动的流出了眼泪。因为老太太当时还是小姑娘，每天都能听到从4楼传出的音乐声，那是龙司特在演奏。 而当时龙司特的房子是跟一个中国裁缝租的。2005年当龙司特在莫斯科病逝时，手里还一直握着用了几十年的中国龙头拐杖，可能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心目中的第二祖国--上海。 大家还记得上海滩的音乐老克勒香港人“查理林”吗？90年代上海电台最受欢迎的《怀旧金曲》栏目就是他创办的。查理林的音乐老师就是俄罗斯爵士乐界大名鼎鼎的“龙司特”。 查理林回忆道：当时我们家住在淮海路复兴路附近，这个地段属于法租界，居住着很多白俄音乐家。每当夜幕降临，空气中总是弥漫着悠扬的小提琴和钢琴曲，这让查理林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查理林16岁时跟龙司特学钢琴，每周去他家一次，直到龙司特1947年离开上海回国。龙司特还有很多粉丝，不少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 但无论如何为生计奔忙，每到东正教复活节，俄国人都会前往上海的两座东正教教堂之中的一座，去做“彻夜祷”。 1936年修建中的新乐路圣母大堂。圣母大堂属典型的拜占庭建筑风格，有一大、四小葱头形圆穹顶，采用砖木混合结构和“希腊十字形”平面布局，圣坛朝向耶路撒冷方向。 “罪人之保障—圣母”主教座堂，通称圣母大堂，原为东正教上海教区的主教座堂，奉圣母玛利亚为主保，位于上海市徐汇区新乐路（原法租界亨利路）55号，今襄阳公园西侧。 上海的法租界有两座东正教教堂，均建于1934年俄国社区兴盛之时。今天新乐路的那座白色教堂，是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微缩版”。位于皋兰路的单穹教堂，则是为了纪念1918年被刺杀的尼古拉二世沙皇及其家人而建。它由著名建筑师亚历山大·亚伦设计，仿中世纪东正教教堂样式，内部装饰有壁画和马赛克。穹顶外立面为亮蓝色，前方的钟楼饰以白、橙、黑三色，是罗曼诺夫家族的代表色，表达向沙皇致敬之意。 1932年，格列博夫中将在俄侨和上海其他各国外侨中发起募捐，建造一座纪念尼古拉二世的东正教大教堂，筹集到10万银元，在法租界中心的高乃依路（皋兰路）租地建造教堂。 每到东正教复活节，两座教堂油灯长明，兰心大剧院的俄国合唱团还会演唱拿手的宗教歌曲，总能吸引来各国看客。 籣心大剧院。 上海工部局乐队参加的演出。俄侨贵族在上海有三大音乐基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室内音乐协会、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与此同时，俄国人也开始在上海建设自己的新家。亚历山大·亚伦在1922年修建了霞飞路( Linda Terrace ）“琳达坊”（今淮海中路833弄），里面住的几乎全是俄国人，弄内13号甚至有一个社区小教堂。 两位俄罗斯女子摄于“琳达坊”（淮海中路833号人民坊）。 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上海的俄国侨民已达到2.7万人，成为上海最大的西方人社群。1941年日本军队占据西方租界，把一些西方人关进龙华集中营。无政府可依的沙皇遗民们虽然没进集中营，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高企的失业率让他们只能以花生和中国摊饼为生。 1945年后，日本投降，美国军队入驻，短暂复兴了娱乐业。但好景不长，战争又重新爆发，不少俄国侨民匆忙逃往西方，还有近四分之一的人返回苏联。 1949年乘船离开上海的白俄。 1947年，三艘满载侨民的苏联客轮从外滩出发。驶入公海之际，兰茨特拉姆乐队在甲板上开始演奏他们即兴创作的离别中国之曲。另两艘客轮专门驶近，并肩同行，让踏上归国之旅的侨民们能够最后一次沉浸于上海爵士乐的旋律之中。此后，回到苏联之后严峻的现实，让很多人在余生无限怀念上海的“小俄国”岁月。 1930年代霞飞路。 （霞飞路）这条从欧洲大陆移过来的巴黎风的街道上，到处浮动着旧俄罗斯帝国的良民……第一道年红灯火在咖啡座的门外亮起来，接着一阵隆隆的电车响，街灯全着了火。 这是黑婴发表在1934年《良友》画报上的小说节选，文字虽然不长，但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当年最值得夸耀的时尚元素。 素映 「以旧时烟盒为灵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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