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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孝道为代表的“崇老”文化是东亚社会的普遍社会现象。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已经并将继续改变人类世界，一种崭新的“现代性”开始不断侵入传统的“孝文化”，广泛的社会变迁，使得重塑中国的老年文化不仅必要，而且迫切。但在老年文化建设中必须面对几个基本问题，诸如养老究竟是谁的责任？政府应当承担怎样的养老责任？孝道在社会变迁背景下的作用几何？老年人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自己与他人和社会？老年人眼下面临怎样的选择以及如何做等等。 为此，本刊特约记者专访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口学会人口社会专业委员会主任陈友华。 《领导文萃》：孝道是当代家庭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老年文化建设需要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那么，孝道在社会变迁背景下还有哪些意义？如何评价孝道的意义？如何看待孝道和责任？如何看待养老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陈友华：孝道的意义在于，“孝”是子女对父母的一种善行和美德，是家庭中晚辈在处理与长辈的关系时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质和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进一步说“孝”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孝”的真谛是“感恩”。“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更何况是人。因此，“孝”所起的作用就是教化功能，是让人心向善，知恩图报，或者称之为人心不死。 孝道与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不能以“孝”的名义去绑架人们承担其不应承担的责任。现代社会是契约社会，用明确的条文界定公民及家庭成员之间彼此的权利与义务，以国家的强制力作为后盾，会更有助于养老保障制度的实现。部分老年人晚年生活凄惨与强调孝道是两回事，不要因为老年人晚年生活凄惨，就认为全部是子女与年轻人的责任，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况且，在现代社会，对老年人尽养老职责的不仅有家庭与子女，更有国家。我们要努力从一个伦理型与道德型社会转变到契约型与责任型社会。契约型社会与责任型社会是一个责任分明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该谁的责任就应该由谁来承担，我们不应以“孝”来和稀泥，混淆视听，推脱其应尽的责任。 说到道德问题，这里我想谈的问题是：社会问题道德化与个体化背后的问题规避。在中国，政府与部分学者在谈及老年问题时，特别喜欢讲伦理道德与儿女孝道，而极少谈政府、企业、社会、家庭与个人在养老中各自应尽的责任，这实际上是在模糊问题的性质，转移人们的视线，不但无助于老年问题的解决，而且使人难以看清楚问题的症结之所在，从而不能对症下药，贻误解决问题的时机。这种将社会问题道德化与个体化的现象在中国大有蔓延之势。 实际上，“久病床前无孝子”，道德防线总有被严酷的生活现实击垮的时候。单纯的孝道教育究竟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实在令人担忧。在现代社会，养老不能仅靠道德，而更应该靠制度维系。因此，我们还是应该把社会问题从道德层面拉回到社会层面。 《领导文萃》：那么，在今天，孝道还有没有意义？ 陈友华：弘扬孝道不仅没有失去意义，相反，孝道弘扬在今日仍十分必要，只是要避免孝道透支。今日之国情与往昔有天壤之别，孝道已经支撑不起养老这座大厦。以往我们讲孝道多，讲子女责任多，而讲养老中的国家责任少。给家庭与子女施加了许多本该由国家承担的养老责任，致使许多家庭与子女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作为老年人子女的中青年人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一旦被压垮，整个社会都会崩溃。 因此，一方面，我们在强调孝道与老年人权益之时，也要考虑到子女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国家要敢于正视现实，加快覆盖全体国民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步伐。 实际上，我们有透支或滥用孝道的倾向，在老年人养老过程中，由于缺少国家必要的支持，家庭与子女又无力单独承担起养老的重任，结果使部分家庭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不仅使部分家庭因此而演变成为问题家庭，而且部分已经演变成为社会问题。因此，我们对孝道也要给予必要的保护与善用，而不能无限制地透支。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要学会担当，各尽其职。我认为：“分工明确，各尽其责”的社会才是“好社会”。对照这一标准，从古至今中国距离“分工明确，各尽其责”的好社会还存在差距。我想强调的是：伴随着社会变迁，中国急需从“伦理型社会”转变到“契约型社会”，从“道德型社会”转变到“责任型社会”，政府、市场、社会、家庭与个人等养老主体应该切实承担起各自应尽的责任。 现代社会应以社会养老为主。政府强调弘扬孝道与儿女尽养老之责本无错，但如果在养老问题上对政府的责任只字不提，好像养老仅仅是家庭与子女的事情，与政府无关，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现代社会，对于子女而言，对父母尽孝首先是一种伦理责任；对于政府而言，对老人尽孝则首先是一种社会责任。政府最主要的“尽孝”行为是提供基本的覆盖全体国民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 本文摘编自《领导文萃》2019年6月上《关于老年文化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专访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陈友华》 新媒体编辑：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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