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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万物，本是客观存在，然而诗家常常带着自己的情感来观照万物，借自然意象来抒发情怀，因而万物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正所谓“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这种渗透了人的主观情感的物象在古典诗学中叫做“意象”。古典诗词中的意象，常见的有月、花、鸟、流水、芳草、梧桐等，其中“月”这一意象更受文人青睐。 早在《诗经》中就有“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情兮”的诗句。在我国几千年的文学长河发展过程中，月亮在诗词歌赋中被文人拿来反复吟唱，而李白与苏轼，是其中优秀的两个代表。他们虽然处于不同的时空下，却都对“月”的创作情有独钟。 从外在表现上看：李白的月，是飘逸壮大的；苏轼的月，是清空洒脱的。 李白的诗歌，充满想象，境界阔大，即便写月亦是如此，诗中的月经常就是李白自我性格的写照。物我合一，月亮被赋予“李白式”色彩。 在《月下独酌》中，诗人由“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嬉戏中产生与月“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的想法，虽是独酌，李白却能产生无限的想象与诗意。李白在诗中喜以“弄月”来表现自己的洒脱风采，如《鸣皋歌奉饯从翁清归五崖山居》云：“忆昨鸣皋梦里还，手弄素月清潭间。”《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云:“一振高名满帝都，归时还弄峨眉月。”“赊月”更能表现李白与物相游的风采，如《送杨山人归嵩山》：“暂就东山赊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其二云：“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 月与水在一起搭配很是常见，李白用江水衬托月色，气势壮大：“人疑天上坐楼船，水净霞明两重绮。相约相期何太深，棹歌摇艇月中寻。”（《江上赠窦长史》）；“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天流。杳如星河上，但觉云林幽。”（《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之》） 即便是边塞的月，同样很有气势，试看《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勾勒出了一幅尤为壮阔的边塞图景。以广阔的空间和时间作为背景揭示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而在这万般痛苦之中又饱含着强烈的思想之情。 作为宋代文人，苏轼有典型的宋人的特色，他雅致，内敛，因此对月光映落酒杯的清冷境界尤为喜爱：“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月窥清樽。”“山城薄酒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在月色中饮酒，更让人陶醉，别有一种雅趣。 而半生的坎坷遭际，宋代“儒释道”三教合一，因此苏轼既有用世之心，又有禅悟的“空境”，一种入禅之境。试体会：《点绛唇》（闲倚胡床）“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 苏轼对现实有不一样的思考，如《行香子·述怀》云：
同样是月下独酌，东坡从“浮名浮利”而“虚苦劳神”的经历中彻悟“作个闲人”的好处。 从内在意蕴上看：李白的月，是浪漫的自我；苏轼的月，是现实的镜子。 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尤其是古典诗词中的写景，大多不是纯碎的写景，一般都是将写景与抒情言志融为一体。 若是借月抒怀，李白就更有一种“李白式”的豪气，《行路难三首》之三说：“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李白以“无名”为贵，“无名”就是获得与天地齐驱的“大名”，这种洒脱不羁竟超过了古人以及云月。这三首《行路难》写与李白被“赐金放还”之后，诗人一边发着牢骚，不断吟咏着“行路难！行路难！”，但也不忘保持着风度，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写这首诗的时候，李白已经50多岁了，但依旧碌碌无为，那又怎样呢？李白从不避讳自己的志向，即便遭受生活与命运的诸多打击。 苏轼的诗歌，则多充满对命运多舛的自我开解，富有人生哲理，甚至浸润了禅味。东坡在借月传达志向的同时展现对人生价值的思考。《次韵吴传正枯木歌》：“天公水墨自奇绝，瘦竹枯松写残月。”岂非正是对自己一身傲骨的刻画？“残月”与“瘦竹”“枯松”一样，坚守着自己认为正确的。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岂惟幽光留夜色，直恐冷艳排冬温。松风亭下荆棘里，两株玉蕊明朝暾。海南仙云娇堕砌，月下缟衣来扣门。”表面上写的是梅花生长环境的荒僻与其外形的莹洁，实则有自述固穷守洁之意。 又如《东坡》诗云：“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在缺憾的人生道路上，苏轼却选择笑傲崎岖路，乐得自在。他的诗词中，有现实的折射，是他真实心境的展现，苏东坡是个天生的乐天派。这种洒脱，在后世圈了无数粉。每一个在现实中遇挫的人，都能跨越千年，从苏轼那里汲取力量。 《前赤壁赋》中，苏轼徜徉在赤壁古战场中，在“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的月景中，同行游客们“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当有人怅然悲观地“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叹不能“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之时，东坡却给出了思考的结果：“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明月亘古不变地悬照在诗人眼前，诗人也主动融进了无边的月色中，尽情享受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俯仰天地，忘怀得失。东坡以如仙的风骨，达观积极、顺其自然的心态面对人生，在与清风的交流、明月的融合中实现了对自身的超越。 叶嘉莹先生说得有趣，李白是个天才，东坡也是天才。只是，李白是不幸落到人间的，所以他这个人做事写诗都是在像一张网里抗争；而东坡，他是个凡人，却沾染了几分仙气儿，他用这“仙气儿”来解脱人生的不幸。（此段参考了《叶嘉莹说初唐诗》） 要之，李白笔下的月意象主要体现出壮大自我情怀，“月”与“我”浑然莫辨，其形态又随物赋形，从而形成了一种人与物自由来往于天地之间的飘逸之感；苏轼笔下的月意象则更多地体现一种领悟人生的通透，填充了人格特征，有一种清雅自适与自我完善，充满了一种由自然而禅悟的哲理意蕴。 不妨将两人比较相近的两篇作品做一比较。李白的《把酒问月》：
苏轼的《水调歌头》：
李白欲“问月”，对月有所深思，但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作者所问的只是何以月常在而人却不能随这一古老的问题，灌注在其中的连接古今的浓浓愁绪，由此生出及时行乐的感喟。 苏轼的创作是李白作品的继续，苏轼则在前两句中就概括了李白的思索内容，却又增加了“高处不胜寒”的感遇之思和“此事古难全”的通达之悟，尤其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可谓道尽了人生的真相，有着浓厚的哲学意味。 简言之，李白的月，寄托着诗人滚烫的感情；苏轼的月，承载着诗人理性的思考。 荣格认为：“每一个意象都凝聚着一些人类心理和命运的因素，渗透着我们祖先历史中大致按照同样的方式无数次重复产生的欢乐与悲伤的残留物。”中国古代诗词中这种对“月”的澄澈、静谧、柔和的审美倾向，正是体现了中国人天生含蓄、内敛的气质。华夏民族大抵是有一种内刚外柔的民族性格的，内在澄澈晶莹，外象柔美静谧的“月”恰恰暗合了这种特性，因此许多中国古代诗人不约而同地选择“月”这一意象。 李白与苏轼，这两位不同时空下的优秀诗人，以他们诗人特有的敏锐与精妙的审美，带我们走近古典诗词中“月”的丰富的意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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