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的农村露天电影放映员：真正的“电影大明星”

真正的电影大明星

在1963年，电影放映员是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业。用女放映员卢维娜的话说，“六七十年代，电影放映员才是真正的大明星。”

坐在简陋的银幕后面，电影放映员忙碌的身影有些神秘、有些骄傲。他们往往被人们尊称为“李电影”、“张电影”，职业的光环笼罩着他们。孩子们会从他们一进村就围在一旁，好奇地窥探他们的工作，谁要是能和放映员搭上几句话，就会高兴得不得了；村民们不仅喜欢帮他们搭幕布、摆机器，还会拿出家里的好东西招待他们。

其实，这些头顶光环的电影放映员，也并非从一开始就有多么高的觉悟。在刚刚开始职业生涯的时候，他们暴露了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这在20世纪50年代，江苏省文化局做的《电影放映人员训练班第四期教学工作总结》中可一览无遗。比如“到此地可学一套技术，前途可靠”，“做这个工作可天天看到电影，倒也不错”，“放映工作比农民教育工作，文化馆、站工作单纯”“工作流动性大，太苦，组织上又难照顾到，不入党入团不易被提拔”，“做个放映员有些大材小用”等等。

看得出来，这些未来的放映员，对工作的认识过于简单，尚未意识到职业的特殊——但如果在“放映员”这个词前面再加上一个定语“人民的”，那放映员所肩负的重任就立刻凸显出来了。

1964年的《大众电影》，发表了一首歌颂“人民的放映员”的小诗《不达险峰不止步》，让我们可以想象电影放映员的与众不同：

“是谁身拔彩霞踏朝露，斗志昂扬上征途？越岭翻山又跨渡，请问欲往何处？我是人民的放映员，奔赴深山密林处。为了银幕光辉遍地明，足迹儿印满千村万户。山川当空起舞，闪开一条坦途。前进，人民的放映员，不达险峰不止步。”

从“放映员”到“人民的放映员”，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少不了犯错误，少不了失职。作为一个放映员，在放映一场露天电影的时候，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算是失职？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白幕（没有影像）、无声、断电等等。

没错，这是技术上的失职。但还有一种情况的失职，就不是今天的人们能够想象和理解的了。

1963年，放映员陈琳写了一篇小文，检讨她作为放映员在工作中的失职，有助于我们对“失误”的理解：

有一次，我们农村放映队给公社社员放映《狼牙山五壮士》一片，本来这部电影是很有教育意义、很受观众欢迎的影片，但由于放映队没有做或没做好宣传工作，因此，有些社员在看到五壮士弹尽粮绝，从狼牙山峰跳下悬崖时便说：“真倒霉、我们的八路军给日本鬼子打得落花流水，都牺牲了！”这样的反应恰恰与我们想要达到的“八路军战士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以少战多，牵制敌人，掩护群众和主力部队转移，以便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目的相反。像这样的后果是非常有害的，这是我们放映员的失职。

无数个陈琳，在放映中逐渐认识到：光放电影不宣传，等于放空场。这就是“放映员”与“人民的放映员”的区别。

让二亿五千万农民都看到

放电影就是放电影，怎么宣传？当时一种非常重要的宣传方式叫“插话”，什么叫“插话”？

插话其实就是画外音，只不过当时的“画外音”来自现场的放映员。

1963年的时候，海南文昌县翁田公社的放映队，由3名放映员组成。他们都是党员或团员，平时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关系很好。他们说：“我们都下定决心，一辈子干电影放映工作，为党作宣传，为人民服务。”

他们是怎么宣传的呢？这一次，放映的是《老兵新传》。1959年拍摄的影片《老兵新传》，讲的是从部队转业的老战带领小冬子、周清和等人开发北大荒的故事。当放映到周清和害怕艰苦，寒夜逃跑，遇狼被捉回来的时候，放映员便插话道：“幸福生活，是要经过艰苦的劳动才能得到的，我们不能像周清和那样害怕艰苦。我们的干部中，也有些人怕困难，我们应该向老战和小冬子学习！”当老战捡起他爱人送给他的那个绣着“革命到底”四个字的烟袋时，他们又插话道：“是的，我们现在不是革命到头了。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我们要不断革命，干到老，干到白头！”

这样的宣传，在电影放映的过程中进行，结合影片人物活生生的实例，无疑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教育方式，其目的是让露天电影成为“动员人民、鼓舞人民、教育人民的有力工具”。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仅靠几个放映员的自身觉悟，是远远不够的。

1963年，有三部影片非常特别，它们是：《李双双》、《槐树庄》和朝鲜电影《红色宣传员》。

它们的特别之处在于：当时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通过其主办的刊物《电影放映》，向全国的发行放映队伍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要求发行放映战线上的全体同志再接再厉，尽力设法做到在年内使二亿五千万农民看到这三部影片，即大体上农村人口的半数能看到。”

这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但这一要求也并非是盲目、没有依据的命令。在发出“要求”的背后，有精确的数据分析来论证任务完成的可能性：

“分别来说，要求《李双双》和《槐树庄》各有一亿观众人次，《红色宣传员》有五千万观众人次。”首先，从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供应的总拷贝数来计算可映场次，《李双双》拷贝供应全国1006个，《槐树庄》拷贝928个，《红色宣传员》拷贝500余个，共计约2500个拷贝，每个拷贝以300场计算，可映约75万场；其次，如果观众以每场平均750人次计算，要达到二亿五千万人次，需映出约34万场，占总供应拷贝场次的45%——以此来看，实现任务的可能条件是存在的；第三，当时全国农村放映队实际活动的队数以7500队计算，每队平均映出这三部影片约45场，“加上努力是可能做到的”。

然而，事情远不止看上去这么简单。首先是“僧多粥少”，拷贝没有“分身术”，2500个拷贝分给7500个队，就意味着当2500个队在放映的时候，其他5000个队没片子可放。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合理的调度，让各个放映队有先有后地使用。但是实际情况相当复杂，由于县和县、队与队之间路程远近不等，放映点分布的稠密不同，以及放映单位分布和拷贝分配的不平衡等等原因、要求这三部影片在有限的时间内（实际上《李双双》年初即发行，有一年时间可以映出，《槐树庄》不到一年，《红色宣传员》只有半年多）映出34万场，观众达到二亿五千万人次，“是有一定的困难，要完成这一任务也是很艰巨的”。

任务是艰巨的，困难是明显的。于是，“要求”提出了明确的指导建议：在发行工作方面，首先要求从接到这三部影片的拷贝起，每一拷贝都要“马不停蹄”地充分地发挥作用，除了必要的检修和运转路途停息时间之外，千万不可在仓库“睡觉”，并且对这三部影片，不要像对城市发行那样一部一部地放映，而是要把三部影片所有拷贝“同时出马”…

当看到这些具体的数字和要求时，相信每一个对露天电影抱有怀旧情绪的人，都会从浪漫的思绪中回到现实中来。而且，映出数量只是初步的要求，最终目的更加深远。这三部影片都是故事片，但又已经远远超越了故事片，它们肩负重大使命——“广大农民迫切希望看到这三部影片，农村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形势迫切需要我们运用这三部影片去配合，让更多的农民及时看到这三部影片是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的。”

用影片来传递政治的使命，令放映员们都深深感到了压力。不仅要映出，还必须映好，这可不是容易的事。

看不懂电影？

当那些宣传主旋律的影片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处处开演时，全国人民的心都聚在了一起——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现实情形是，960万平方公里面积之广，必然带来很多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各个地方文化、语言、风俗等等的巨大差异。放映员们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观众能看懂”。

这似乎难以理解，看电影简直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正常人谁会看不懂电影呢？还真有，而且很多。比如上述的“插话”，还有一个名字叫“映间解释”，也就是要把看不懂的地方通过放映员的现场解释让观众看懂。

看不懂的原因很多，在1963年，一个很普遍的问题是观众听不懂普通话。海南文昌县翁田公社的放映员，在每场放映时，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放映员就要通过“映间解释”将普通话“翻译”成海南土话。

对于《李双双》这样特殊的影片，“映间解释”更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做好影片《李双双》的放映宣传工作，1963年，江苏省各专区都在农村进行了试点放映。省公司并配合南通专区在海安县第四放映队进行了长达20天的试点，放映了17场电影，召开了15次观众座谈会，听取反映，征求意见，由此编写出一套包括映前介绍、映间解释和换片小结的宣传材料。其中“映间解释”极有特色。

《李双双》是一部轻喜剧，讲述了爽直、泼辣的妇女队长李双双与农村中的自私现象作斗争的故事。李双双的丈夫喜旺胆小怕事，不支持妻子工作，于是李双双和喜旺的性格冲突贯穿全剧制造了不少笑料。按理说影片《李双双》很适合农民胃口，因为它的内容比较晓畅明白，易于接受。

但由于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各地语音不同，风俗习惯不同，电影中有一些对话，海安地区不少农民还是听不懂。如“八字还没有一撇呢，胳臂肘就往外拐了！”“可你还是一盆浆糊，我的话都说给墙土听了。”画面上也如是：打井水用辘轳，往地里撒干粪，在树上打农药等等，由于地区的差异，海安不少农民从未见过……诸如此类，许多的地方需要解释。在第四放映队的“映间解释中有这样一条记录：

喜旺从工地上闷闷不乐地回家，看到门上双双的留言，很多观众不知道是谁写的，有人字还认不周全，因而对喜旺看了留言更加生气的心情便无法体会，所以在此处需要插上一句：“大门上的字，是他老婆写的，交代他钥匙在什么地方，伢儿在四婶家，你回家来先把炉子着起来。”

为便于农民接受，一听就懂，放映员还要学习和使用当地的方言土语，如把上工叫“做活计”，小孩叫“伢儿”，怕伤情面得罪人叫“怕恼人”等。

除了映间解释，放映员有时还必须用“补叙”的方法，向观众交代被省略的情节。比如李双双的身份，观众看完电影后，还往往不清楚李双双究竟是社员还是公社干部。原来，李双双后来当上队长的事，是在她和刘书记谈话之后，喜旺在金樵家吃酒时，由金樵说出来的，“她这一当上妇女队长，事情可就难办了”。这句话很容易被观众忽略，而此外再没有特别交待李双双当上队长的情节。因此在“谈话”与“吃酒”两个镜头之间，趁着“渐隐”、“渐显”的空档，放映员插话交代了：“后来双双当上了妇女队长……”

有意思的是，怎样插话，也有一个改进过程。

刚开始时，放映员做的插话，自以为观众都能明了，结果在座谈会上，农民却反映这里听不懂，那里也听不懂，于是放映员一遍遍修改讲稿，直到农民“句句听得懂”为止。比如：喜旺听了孙有的挑拨，回家要管老婆，起初的插话是：“喜旺听了孙有的挑拨，要立规矩给老婆，假装要离家，企图软化李双双。”“企图软化”四个字，观众就听不懂。后来改成“想要威吓”观众才懂，但又觉得意思不完整，放映队反复研究后补充了一句“叫她听丈夫的话”，这才达到最终的效果。

不夸张地说，1963年，中国许多地方的农民在看电影时，如同初生的婴儿面对陌生的世界，太多的东西超出了他们的常识范围。事实上，1949年后漫长的一段时间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中国就是一所大的学校，农民群众是学生，露天电影是课本，电影放映员是老师，他们教农民说话认字，带农民了解外面的世界，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教师”。这一点，还可以用《李双双》来说明：

放映之前，县委领导指示放映队：“在农村放映电影，教育群众的目的是搞好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电影里讲得非常对，贯彻按劳取酬，认真评工记分，才能调动社员参加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巩固集体经济，这一点必须突出地加以宣传。

根据指示，放映员决定给农民上一堂关于集体经济的“课”。当电影中的老支书把工分本发给大家、重选记工员之后，有一组生产劳动的镜头，这时放映员插话说：“自从认真评工记分，坚持按劳取酬以后，队里做活计的人多了。但是，也有人想少做活计、多得工分，（画面上孙有正好挑肥走过来）像孙有就是这种人。”电影最后，生队喜获丰收，放映员又插话说：“孙庄生产队坚持认真评工记分，按劳取酬，社员生产起劲了秋季获得了丰收。

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1963年，《李双双》等三部影片在中国大地上处处开演。

没有人对三部影片最终的映出效果做过调查研究，然而当一个又一个的1963年成为过去，露天电影曾经悄无声息在人们心中留下的痕迹，再没有人能够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