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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谈汉末魏晋六朝“以悲为美”的文学创作

 思明居士 2020-03-10

杜甫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有四句云:

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

说的是往来的客人穿着貂鼠皮袄,听着美妙动听的音乐,喝的是驼蹄羹汤,南方运来的香橙数量极多,生活十分奢靡,展现了天宝盛世的歌舞声平。

其中“悲管逐清瑟”中的“悲”被注释为悲凉,说是暗示时代太平之下有动荡因素在积累。

这实际上是种望文生义。

钱钟书先生曾在《管锥编》中提到,“悲”在音乐上不是指悲哀,类似“好”,是一种美感

的确如此,汉末魏晋六朝时期具有以悲为美的思潮,反映在音乐上就是崇尚悲苦之音。

正如嵇康在《琴赋》中说:“称其才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

“悲管、悲弦”这些音乐上的表述延用到了唐代,就广泛代表了好听美妙的音乐。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谈汉末魏晋六朝“以悲为美”的文学创作

一、汉魏六朝“以悲为美”的文学表现

汉末魏晋六朝指汉末建安(221年)至隋朝建国这360年的时期。

“以悲为美”指的是由悲带来的一种美感,认为在特殊的背景下,文学艺术作品只有反映“悲”的内容,给人“悲”的感受,才是美的作品,才被广泛接受。

音乐比文学更接近人的感官,对美的反应比诗歌、散文等文学形式更快,因此,以悲为美的审美潮流在音乐领域传播得更早、反映得更直接。

在文学上,动荡流离的时代给六朝带来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悲剧文学,文学作品多“悲凉”、“悲怨"之作,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个著名文人没有广为人知的悲剧性的作品,以悲为美是六朝文坛的主流。

文人们不仅写一己悲欢,更扩大到为整个人类和宇宙进行思考;不仅反映个体生命的悲剧意识,更对人、生死、存在进行探寻。

从内容上来看,大致表现为以下三种内容:

1.感时伤乱之悲。

六朝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战乱、争斗、动荡、流离,令士人们的灵魂非常痛苦,创作出大量的感时伤乱之作。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谈汉末魏晋六朝“以悲为美”的文学创作

汉末献帝建安时期,“慷慨悲凉”是建安文学的底色和主流的正统。三曹、“建安七子”作为这一时期最优秀的诗人,多有表现生灵涂炭、满目疮痍的悲怨之作。

建安文学领军人物曹操,在《蒿里行》中有云:“白骨露于野,行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几句诗一直被看作是汉末社会的真实写照。

他的《苦寒行》、《薤露行》等有许多作品都是的忧世之作,《薤露》、《蒿里》原本都是曲调悲伤的挽歌,但却常在当时的宴会上演奏,人们愿意在悲音中寻找共鸣。

曹芳继位至司马氏篡权的正始时期,文人们继承了建安风骨, 也深化了建安文学的悲凄内容。

“竹林七贤”中的阮籍作了《咏怀诗》八十二首,嵇康著有《幽愤诗》,难以自保、“口不臧否人物”的他们,只能借诗中的忧时激愤之言,用隐晦曲折的意象,表达在危亡、衰乱之世中的幽愤恸哭和悲凉感慨。

西晋时期,“三张二陆两潘一左”这八位“太康八诗人”,虽然有些“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但他们仍旧在咏叹世事的变换,发出愤世之音, 表达无法排遣的忧闷和悲苦之情。

金代文坛盟主元好问曾评价这一时期的诗人说:“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认为西晋诗坛仍旧继承了建安风骨,有壮怀之歌。

东晋时期偏安繁华的江左,游仙、山水、玄言诗兴起的背后,也有着文士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失望。

到了南朝宋代江淹的《恨赋》、《别赋》是以悲为美审美思潮的代表作。他不是像前代文人那样为一时一事的悲而感慨、吟唱,而是把生离死别、人生感恨作为专门的审美对象。

“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人生到此,天道宁论?”江淹的辞赋几乎篇篇咏唱着哀伤,用深沉的忧思和无尽的悲伤,呈现以悲为美的典型艺术境界。

南朝梁代的庚信经历了侯景之乱,在悲剧史诗《哀江南赋》中,以“危苦之辞”“悲哀为主”的创作目的,记录下“山岳崩颓”“春秋迭代”的人间灾难。

梁·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总结建安以来这一个时期的文学为: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谈汉末魏晋六朝“以悲为美”的文学创作

2. 抒写境遇之悲。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险恶的环境下的,文人在作品中自悲、自怜,抒发着不幸的际遇和悲哀的心情。

侍才傲物的曹植的把政治上的失意、处境上的危急、理想难酬的愤懑都写进了作品中,在《赠白马王彪》等作品中,他感叹“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人生就像朝露般短暂,生死无常。

“建安七子”中文学成就最高的王粲,本是贵公子孙,自小博闻强识,才高八斗,却也只能在乱世中随波飘零,他在《七哀诗》《登楼赋》等名作中发出去国怀乡之情和怀才不遇之叹。

“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在追思好友嵇康和吕安的《思旧赋》中,面对高压残酷的政治,隐晦地抒发内心的悲痛和对现实的不满。

太康诗人左思在《咏史诗》中对难以跨越寒门的出身、难以实现的壮志感叹“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 自非攀龙客,何为歘来游?”

山水诗鼻祖谢灵运在遭受行刑前的《临终诗》中,血泪控诉了刘宋王朝对自己的迫害,咏叹“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感慨自己空有君子之志却未能终老山林。

鲍照在《拟古诗》中说“不谓乘轩意,伏枥还至今”,书写了他的生活困顿,壮志难酬。

南朝志人小说《世说新语》中,专门有“伤逝”一类,记载了许多魏晋名士痛哭伤怀的轶事,可见在当时宣泄悲哀之情是多么地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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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咏叹人生之悲。

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中说:“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动人心的, 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感情。 ”

宇宙无穷、盈虚有数、人生倏忽,六朝人对人生短暂的喟叹,不仅是对一已之悲欢,更是对人生的忧虑,对消逝的哀伤,以及对人生悲剧性的无奈。

纵是雄才大略的曹操,也在《短歌行》中高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西晋金谷诗会中,文人雅集,《金谷诗序》中直言作诗集会是因为“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远期”。

东晋名士的兰亭诗会,在山水赏会中感叹“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因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第一次说出生命对于时间的无可奈何,金圣叹将他评为“古今第一情种”。

隐世的陶渊明在《换歌》中写有名句“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在旷达之外,有种无处释怀的悲泣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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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魏六朝崇尚以悲为美的原因

1.大变动、大动荡的时代背景。

宗白华先生曾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

仅就大规模的战争而言,这时期就有董卓之乱、三国争权、八王之乱、侯景之乱、五胡乱华,且政治上始终高压不断。

特有的政治氛围、朝代更迭导致文人在生存面前多发悲音,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的动荡、民族的灾难,生存的艰难,刺激着文人的社会意识和历史责任感,使他们不仅吟咏个人际遇之悲,更记录下时代家国之痛。

2.文学走向自觉,抒发自我。

汉末以来的动荡,使统治秩序崩溃,社会结构变动,思想束缚瓦解,文学创作不再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不再强调“温柔敦厚”。

文人们在摆脱礼教的同时,追求发扬显露、露才扬己,强调对个性的尊重,渴望内心自由,这使得魏晋文学迎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

直抒胸臆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学特色,表现真情的作品越来越多,也是优秀作品必不可少的要素。文人不再压抑个性、含蓄表达,将时代悲音、内心哀苦淋漓抒发。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谈汉末魏晋六朝“以悲为美”的文学创作

3.儒、道、玄佛思想的融合。

在思想领域,两汉经学的统治地位被魏晋玄学所取代,盛行于世的是道家的清静无为、崇仙厌世,和玄学的“虚无”、崇尚自然。

然而,那时又去汉未远,儒家“修齐治平”、经世治民的思想已经像DNA一样刻在文士的脉络里,就连因游仙诗而留名、道教徒的郭璞,他的思想根源仍是儒家精神,仍以儒家典范作为立身处世的标准。

牟宗三先生曾说:“魏晋文士唯显逸气而无所成,无所成而无所用,是为天地之弃才。”

可怜魏晋文士只能告别儒家理想,被迫躲进道家清静无为、崇仙厌世,成为不得已的“名士”。

他们对人世不公的怨愤、对人情的虚伪的不满、对现实苦难的逃避都在道玄佛思想中释放,在作品中抒写忧患与悲哀并重的内容。

4.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追问。

汉末魏晋六朝时,人的平均寿命只有二十几岁,死亡是随时发生的事情,人的底线也一再崩溃。

生存环境的险恶引发人们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追问,他们对宇宙和人生进行着深刻思考。人在世界里是无依无靠的,也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那人最终可以依靠的是什么?

所以,魏晋人对外探索宇宙奥秘,对个追寻个人存在。他们把对存在根源意义的思考反映在作品中,也给作品增加了“意悲而远”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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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学理论上重视悲怨。

中国古典诗歌自诗骚以来,就有“以悲为美"的传统风尚,屈原、贾谊、司马迁等,都有“发愤抒情”、反映悲怨的传统。

到了汉魏六朝时期,有关悲怨的文学理论更加丰富,并成为主流。

西晋诗坛代表人物陆机,明确提出“悲”是诗歌好坏的标准。

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序》提出了“托诗以怨”说,肯定了文人表达内心的哀怨之情,强调优秀的作品必然要与悲怨之情相关联。以悲为美是钟嵘在《诗品》中品评诗歌的主要标准,只有真实抒发个人悲怨之情的才被他列入上品。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门突出悲怨之旨,讲究“志思蓄愤”、“蚌病成珠”,突出悲怨之旨,强调悲怨之情是创作成功的重要条件。

在这样一种文学理论的倡导下,文人悲美作品的创作得到极大催生。

三、“以悲为美”对后世文学产生的影响

汉魏六朝的悲苦寥落之人,奏出了一首首凄侧心酸、动人心弦的至苦至悲之歌。

这不仅抒发了个人、反映了时代,也抬高了汉代文学创作的格调,在对宇宙人生的深刻思考上,展现了文学作品沉郁深刻的悲剧魅力。

“以悲为美”自六朝始作为一种完整的美学思想崛起,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许多作家秉承“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的原则,创作出了忧国忧民的忧患之作。

而每当社会走向黑暗,人民面临厄运危时,总有正义之士抗起悲怨文学的大旗,大胆地抨击时政,揭发社会黑暗,抒发一腔悲愤。

另一方面,六朝的悲剧美学影响了后世的悲剧文学,许多作品继承了其中“看破红尘”,“一切皆空”的意味,像《桃花扇》、《红楼梦》等,都 表现出“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之感。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谈汉末魏晋六朝“以悲为美”的文学创作

总之,在中国古典文学的长河中,正是有了汉末魏晋六朝“以悲为美”地真实描写社会黑暗、残酷,表现人们的不幸和哀泣,才凝铸成了美的瑰宝 , 成为中国文学永久的亮色,也赋予了悲剧强烈地感染人、振奋人的情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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