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之说《论语》】之三：孔子断“巧言令色”

 为学1.3

【原文】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译文】孔子说：“以花言巧语迷惑人，以“和颜悦色”（满脸堆笑）地巴结人，这样的人，是很少有仁德的。” 

孔子以人之交往为语境，以八九不离十的自信口吻剥掉巧言令色者，迷人、惑人之“言”“表”，直指其道德人格之“实”：“鲜矣仁”，从而从其言行、表里之关系视角，对一个人之“本质”做出准确的判断，这具有方法论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孔子以“仁”为尺度和标准来对“一个人”之“言辞”和“情态”加以审视和判断，对“表里不一”、以“媚”示人、以“表”掩“里”、以“善”藏“恶”等肆意逢迎、巴结“人”之行、之心予以“指证”或“勘定”，从而在大概率上对“宵小之徒”做出否定性、批判性判定，突出了孔子对“一个人”（“君子”）的“仁德”之道德人格最为基本的要求：内外统一、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等“独立”人格。如此，孔子在此判断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简要的“视角”、提出了一条明确的要求，指示出了做人的基本言行“标准”，同时还告诫世人，在“交往”中，必须确立或具备“陷阱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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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言之：     
          第一，孔子在此命题中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基本的判断：对一个“巧言令色”者，即伪装出“和颜悦色”者，该如何加以识别、甄别，从而揭开其其内在道德本质与真相。该命题之经验基础是在交往中，在“阅人无数”之后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的升华，直刺与穿透“巧言令色”者之“虚华”与“和善”、“示好”的外在言辞、神色与情态，指向其相悖的道德真相。如此，孔子为我们开出基于人生过往的生活智慧：“识人”。
         此段孔子从一个人的言容之显象，对其道德本性予以识别和定性。此处侧重从消极、否定方面来规定和阐释“仁”，强调“仁”决不是无“仁德”支撑的某种外在华丽的言辞和伪善容色，更无须过分通过虚假好听的言语和神色，以媚态、逢迎、巴结和讨好的容色来加以修饰、雕琢和包装，从而映衬或侧重于表达“仁”，乃是人内在心性的真实与拙朴之深意。如此，对真假之“仁”予以厘清，对假“仁”予以批判，并增强世人对此等人之识别能力，警示人们对此等人必须加以提防。

第二，关于“巧言令色”，在此段话中，最为形象的状态表达一个人的状态就是：满嘴花言巧语、满脸推笑、虚情假意的样子。至于其文辞解读，朱熹释之：“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其实，“巧”和“令”都具美好之意。如此，言语优美、优雅、好听，表情温和、和颜悦色，自然是很好的！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表”与“里”之间的不一致、甚至“颠倒”，那么其“巧言”、其“令色”，就在一个“装”或“饰”，这样，通过此等“表”之假象，包裹、掩藏着其真实的“不美好”、甚至险恶。

第三，人恰有倾向于对“巧言令色”的偏好。如此，就容易形成“言者”、“色者”之“实”与“听者”、“看者”的“所解”的信息密码之不对称性，从而导致“听者”、“看者”的误判，进而导致“陷阱”生成，从而使得“言者”、“色者”之“伎俩”有可乘之机。为此，孔子才有“非礼勿言、非礼勿听”之道德训诫。

第四，孔子似乎是在教我们如何“识人”、甄别“人”。识人最为基本的两条途径即是：“言”与“色”，即通过其所表征出来的“言”与“色”的样态来加以甄别。而“訥者，无巧言；木者，无令色。木与訥，务本者也，故近仁也。巧言令色，务末者也，故鲜矣仁。”（陈祥道）在本段中，孔子以“仁”为旨归和终极标准，对（虚、伪、谎）“言”之“巧”、（媚）“色”之“令”，予以否定性道德判断，从而提倡其“言”之平实、真实，其“色”坦实，切实。

第五，上面提及，有子所言、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仁的表现之一就是“孝”与“悌”。这是从正面阐述何谓“仁”。此处，孔子从“仁”的反面，即花言巧语，功于辞令，对“仁”之形式展现，再次揭示其复杂性。

第六，儒家崇尚真切、质朴，讲究内外统一与一致，反对“花言巧语”之假仁假义；同时主张说话应谨慎小心，说到做到，先做后说，反对说话办事随心所欲，只说不做，停留在口头的表白上。这表明，孔子和儒家注重人的实际行动，特别强调人应当言行一致，力戒空谈浮言，心口不一，亦或媚态盈盈。这种踏实态度和质朴精神长期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人格修造之指向。    
         

第七，孔子还为我们警示了，在交往中必须具备“陷阱意识”。这是当时“礼崩乐坏”、霸道日盛而“人道”式微之“世态”、“世境”下“人心不古”所造成的“危险”、“险恶”之生存、交往境遇的写照。然“古”之“不远”，“今”之“不近”，道德之“历史”不仅是“现实”德行之“源”，亦是“现实”德行之“原型”！   这类通过“言”、“色”之表所构成的“陷阱”，往往也就是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小人”或“说客”惯用的“伎俩”。
            第八，孔子此段言辞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表明，“巧言令色”者为什么会“大行其道”的“人性”基础，以及其道德悖论生成与畅行的“机理”。但是，我们可以追问，需要“巧言令色”者，何许人也？“需要巧言令色者”的人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一般是指不平等交往关系中的“弱势者”、或有所图谋者等，方可有“伪装”之必要。《礼记·缁衣》有言“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对其昌盛予以了较为清楚的交代。
        同时“巧言令色”者，往往能以其低廉的“道德成本”达到其“目的”（从“走捷径”、“占便宜”到“居心叵测”、“图谋不轨”……）；如此屡试不爽，就会历史地积淀为一种以“伪装”、“伪善”出场的“交往范式”，成为众人容易效仿的行径，进而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第九，此语置于《论语》之第三段的位置，表明孔子要求弟子们在“立志”而自觉选择人生之“路”之后，尤其是在出世为“官”之后，须多多对“官场上”屡屡“巧言令色”之“徒”予以提防，以杜绝“小人得志”，更切不可让自己堕落、愚蠢而成为喜好“巧言令色”之“人”。如此，孔子要求其弟子们不仅必须具备一种甄别“巧言令色”者之能力，而且更为重要的必须具有防范他人之“巧言令色”（奸佞之人或政治说客）和自戒“巧言令色”之偏好的自觉道德意识，从而凸显孔子教导弟子们须根除轻薄、持守厚重木讷之德。这是“君子”确立良好的政治伦理之基本的前提。

总之，孔子以“仁”为根本尺度与原则，对“巧言令色”之人做出否定性判断，从而从反面进一步规定“仁”，扩大了对“仁”进行甄别的视野与空间。    
         事实上，孔子此语，对于识人、断人以及不同言辞与声色表象与“仁”的关系提供了甄别的基本标准，进而表明作为一个“仁”者，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批判了言行、表里分裂和不一致的“虚假”道德人格。
           孔子通过该种道德判断，突出了“仁”乃内在与外在，显现与真实的统一，亦告示“人”须做一个具有“仁德”的“真君子”，而非“伪君子”。
            但是，在“仁道”式微与衰败的“世道”，何其难矣！如是，孔子之语，在当世与今日，都客观地呈现“智慧”与“生存事实”之强烈而惨淡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