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以传习”：以词学创作为主旨的传统词学我们的古典理论，现在看起来确实是显得眼界不够开拓，为甚么这样说呢？因为彼时词学受到了两方面的钳制，第一方面是来自于儒家以'名教'为旨而设定的'审美约束'；第二方面则是理论方向过于单一。故而，在体系与审美的影响下，古典词学的理论便显得尤其主观和狭隘。传统的词学偏重于'词教'，'词教'这个词源自于'诗教'，但也有些区别。'诗教'本意是通过诗来教化万民，并以此为旨意延伸了一套关于学诗的理论。《周礼·春官·大师》中有记载云：'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又《礼记·经解》也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词最开始是音乐文学，是作为隋唐时期的俗乐（燕乐）的歌词而出现，大家一致认为词是没有教化功能的，只是作遣兴娱宾之用，最早的《花间集·序》便讲的很明白了，其云'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因此，'词教'便舍去了教化功能，而其理论的指向便仅以'指导创作'为主了。  值得一提的是，古典词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不成体系有非常零散的。一项被认为'文人论词之始'的《花间集·序》也不过是一本选集的《序言》，不过三百余字，而两宋关于词的论述部分，要么杂见于《诗话》，如陈师道的《石林诗话》，要么是散见于评论总集中，如王灼的《碧鸡漫志》、胡仔的《苕溪渔隐词话》；要么是尾附词集的点评，如杨绘的《本事曲》，即便是在被认为是词学范围定下界石的《词论》，也仅是一篇文章而已，当然，宋代词话成书的也有，比如周密的《浩然斋词话》，但这种词话书真就是随笔杂谈，重在'话'而非是在词了。而两宋间真具有指导意义，且能构成审美体系的词论书只有两本，一本是沈义父的《乐府指迷》，一本是张炎的《词源》，再往后谈，直到清代，且要在常州派崛起，词人能用学者的思维钻研词学的时候，词学才称得上'兴盛'，龙榆生所谓：'其笃学之士，又移其校勘经籍之力，以从事于词籍之整理与校刊。以是数十年间，词风特盛；非特为清词之光荣结局，亦千年来词学之总结束时期也。'（《中国韵文史》）。  然即便是词学之盛，其范围却不见得打开了局面，康熙年间，查继培编撰了一本叫做《词学全书》的词论书，并将以往的词谱、词韵、前人词话一并收入其中，更以此成目录，示人以词论轨范，即'词名解意'|'词谱'、'词韵'、'词论'四项。此后，康熙之徐轨、嘉庆之冯金伯、秦恩复等在此基础上延伸拓展，将词学内容拟定为'体制、旨趣、品藻、音韵、辩证、协谑、余编、纪事、指摘'等九项，词学乃成，同时，顾广圻在秦恩复刊刻的《词学丛书》之序言中更解释了词学的意义，即'吾见是书之行也，填词者得之，循其名，思其义。于《词源》可以得七宫十二调声律一定之学，于《韵释》可以得清浊部类分合配隶之学，于《雅词》等可以博观体制，深寻旨趣，得自传作，无一字一句任意轻下学。继自今将复夫人而知有词即有学，无学且无词，而太史为功于词者非浅鲜矣。'  传统词学的缺陷：缺乏史学的眼界而使得认知狭隘从顾广圻的序我们不难发现，词学的定义，不论是'循其名，思其义'、还是'博观体制，深寻旨趣'，都是为了'填词者得之'，为'无一字一句任意轻下'而学。从如今对文学理论的定义来看，这还真是贯彻了'理论指导实践'。但问题来了，倘若我们真就专为创作实践而从事词学之事，那么之所论者真的足够全面吗？显然是否定的---------而这种不全面的视角，就是古典词学体系最大的问题。  固然，理论是用来指导创作的，但不能高高屋建瓴的从历史学角度去梳理，便会使得审美陷入非常大的狭隘性。譬如两宋时期对于柳永、苏轼的评价便出现了这种弊病。世所知柳永为两宋长调慢词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彼时词评价却对于柳词不少作品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柳永词过于'骫骳从俗'，不论是陈师道的《后山诗话》是云：'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艺苑雌黄》则称：'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淫媟之语'---------这些评价，都缺乏对文体嬗变的梳理。须知，从《诗经》到《汉乐府》，从《敦煌曲》到《花间集》，凡文体的嬗变都是从民间发源而为文人接受，且在这一过程中，措辞用语才完成从'俚俗'到'典雅'的转变，柳词显然便是处在这个转变的时期，陈师道等人便没有注意到词史转变的筋节，才会忽略过柳永作长调是为'应乐工歌妓之请；而扩张词体，遂为词坛别开广大法门'（龙榆生说）的时代基础。柳词如是，苏词也如是，虽然苏轼因文坛地位的原因，确实有人认为他的词是'一洗花间之绮柔，使天下新'，但更多的词家还是认为苏轼词是不合主流，是不葺音律的，凡此种种，不外乎是缺乏视野的。  柳永《乐章集》 逮至清代词学，仍是有如此弊病，尤其是在清代词论家对于明代词学的综合评论中体现的最为明显。有清一代对于明代词的定义，主流都是认为'明词中衰'，如浙西之朱彝尊认为是'明三百年祀，词学失传'，陈廷焯则以为'词亡于明'，即便是少数持论不同的，如况周颐等人，仍是以明初刘伯温、高启、明末之陈子龙为例，从作品上为明词学'平反'----------这是有些偏颇了。有明一代，词作不振是真的，在明三百年间，有很长一段时间词坛都为台阁体、花间体所荼毒，抄袭、艳俗词笔笔皆是，虽然偶有大手出现在初、末两代，却不足佐证明代词作不衰。但反过来说，存在即合理，明代处于宋、清两座词学高峰之中，必然有承上启下的意义，这种意义不在词作水平上，而是在词谱的创见、词集的选编、文体独立之思考等词学意义上-----------两清词论家仅以作品入手，显然是无法攫取明代词学在舍实践创作外的积极意义了。  明代最为流行的词选本《草堂诗余》 结言总而言之，传统词学是为'学词'而服务的理论探讨，缺乏眼界，故而认知不全，思路偏左。而我国词学进过现代化转型之后，便补足了传统词学的这种弊病，但可惜的是，现代词学却又衍生了新的补足之处----------即对'创作实践'的忽视，当然，这点尚不属于'传统词学嬗变'的范围了，且容下文分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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