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了解孟郊的人格精神：古心自鞭

孟郊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也是中唐复古文学思潮影响下的重要诗人。中国诗歌发展到盛唐，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技巧，都达到了一个颠峰。这给中唐诗人造成了“盛极难继”的局面。面对这种困境，中唐诗人在困苦彷徨的同时也在寻找新的出路。而孟郊独辟蹊径，致力于诗歌的复古，且能以古为新，复中求变。他在创作中全方位继承了前代诗歌创作的优秀传统，并融入鲜明的时代特色和自己的审美理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对中晚唐诗歌及宋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他的诗歌创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复古”的倾向。

古心自鞭的人格精神

孟郊，韩孟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也是复古文学思潮影响下的重要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对当时以及后世诗坛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纵观其一生际遇，则“穷饿不得安养其亲，周天下无所遇”，少而失父，中年丧妻，老而失子，人生种种难堪的境遇齐齐降于一身。自古诗人往往命运多舛，孟郊犹为显著。但客观上这却促使他在诗歌创作中取得了很大成就，成为唐代甚至整个中国诗歌发展史中寒士文学的一个重要典范。韩愈认为他的诗歌“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送孟东野序》），这种“不懈而及于古”之成就的获得，与其内在的气质赋性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崇古好古、古心自鞭的性格特征和人生价值取向，对于其诗歌创作的趣味好尚、思想内容以及艺术表现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1. 对孟郊个性评价的时代差异性

对于孟郊的个性气质的准确把握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一方面源于诗人精神世界的复杂与多元性，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不同时代之间对孟郊的评价存在着鲜明的差异。在唐代，当时很多知交如韩愈、李翱、李观以及韩孟诗派其他诗人都对其赋性行谊有很高评价，认为其耿介孤直，不合流俗，温婉仁厚，高洁好古，是很可贵的。但是自宋代以来，历代诗论家多根据其表现酸寒愁苦的诗句，认为其为人赋性狭隘，窘促不伸，陋于闻道。

如欧阳修《六一诗话》曰：“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

苏辙曰：“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孟郊尝有诗云：‘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郊耿介之士，虽天地之大无以容其身，起居饮食，有戚戚之忧，是以卒穷而死。”

严羽《沧浪诗话》曰：“孟郊之诗，憔悴枯槁，其气局促不伸。退之许之如此，何耶？诗道本正大，孟郊自为之艰阻耳。”

吴处厚《青箱杂记》云：“孟郊赋性褊隘，其诗曰：‘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此褊隘者之词也。然则天地又何尝碍郊，孟郊自碍耳。”

宋以后的历代诗论家对孟郊的气质性情有很多非议，尤其是苏轼的“寒虫”之讥和元好问的“诗囚”之诮，影响深远。更有论者根据其“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诗句，认为他纠结于个人功名，“器宇不宏，至于如此，何其鄙邪”（金·蔡正孙《诗林广记》）。如果说“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快意真的反映孟郊气度狭隘的话，又怎与《游子吟》一样成为传诵千古的名篇呢？唐代文人绝大多数都是通过科举之路走向仕途的，尤其对于寒士出身的人来讲更是如此，为此皓首穷经者大有人在。以孟郊三试方得一第，且已年过不惑来看，这无疑是生平第一快事，因此很自然就有了这首生平第一快诗。这种久旱逢甘霖的难以遏止的喜悦之情与常人是一样的，只不过孟郊抒发的更加酣畅罢了。再说《赠崔纯亮》一诗中“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二句，李白《行路难》也说过：“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东野此语与太白一样，都是内心难以抑制的愤懑和困惑的强烈爆发，是一种对惯常情理的悖反和拒绝。何独孟郊的诗句被视作窘促自碍呢。

李肇《国史补》卷下云：“元和已后……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文如其人，孟郊个性中的确有“矫激”的一面。所谓“矫”，含有矫枉、纠正与改变的意思。“矫激”即指因内心愤激不平，意图对不平有所矫正而又含有过分、偏激的意思。韩愈《送孟东野序》中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孟郊的矫激不是凭空产生的，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社会现实和自身境遇的愤激不平。这种性格特征在当时寒士阶层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在很多知交眼中是很值得理解甚至赞赏的，但是到了宋人及后世很多诗论家眼中，却变成了“赋性褊隘”、“器宇不宏”。今日看来，这其中的是非褒贬很难简单地论定，因为孟郊个性养成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宋代士人的文化精神、价值取向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必然造成各自评价的差异。

孟郊身处中唐衰世，社会政治、道德观念、文化好尚与人际交往等诸多方面都与盛唐有很大的落差。安史之乱以来，大唐帝国从未摆脱过战乱纷争的局面，战乱的结束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逐渐衰亡的命运。外族入侵与藩镇割据使唐王朝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社会的变动导致了朝廷财政的紧张和百姓生活的困苦，也使文人的心态呈现出与盛唐相异的甚至是对立的新变特征，逐渐趋向世俗化。就连以“为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必焚香扫地而坐”的韦应物在劝诫侄子读书时也说：“ 衣岂寒御，蔬食非饥疗。虽甘巷北箪，岂塞青紫耀。郡有优贤塌，朝编贡士诏。欲同朱轮载，勿惮移文诮。”（《题从侄成绪西林精舍书斋》），当时文人的整体的心理状态可见一斑。这种心态一直延续，成为整个中唐的一个特征。后来的元白诗派以尚俗、崇实、务尽为特点，也是与中唐新的社会风尚相结合的一种结果。他们对儒家传统诗教的发扬是以功利思想为指导的。

可以说，中唐诗人受到现实社会风气的很大熏染，他们一方面没有忘记儒家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因此纷纷涌向科举大门，希望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他们更关心世俗的名利。然而寒士阶层中很有一些文人，为人正直守道，自负奇才却因政治黑暗而始终没有机会伸展，到处受挫，倍感压抑，再加之个人生活境遇的困顿，心理的平衡状态被打破，反映在诗歌创作中就是以率真的方式来宣泄这种失衡的心理。因此对世道人心多有不平之鸣，也很容易相互理解甚至赞赏这种不平之鸣。

孟郊即是如此，生性与世俗格格不入，始终坚守着儒家“古道”，对现实社会的很多不良风气表示不满，希望通过自身的言行对世俗有所抗拒甚至改变，因此无论是立身处世还是在创作中，都带上了一层“矫激”的色彩。从个性上讲，孟郊的“矫激”代表着一种对世俗社会的对抗，对理想与操守的坚持，因此受到寒士阶层及当世很多有志于古道者的赞赏。从创作上讲，孟郊的“矫激”代表着一种超越流俗、激烈直率的风格，有别于传统的温柔敦厚之美，因此也受到元和后很多不满现状的诗人的追摹。

但是宋人却认为孟郊的“矫激”是局促狭隘，这与不同时代崇尚的不同人生态度和诗风有关。宋代文人士大夫以气节相高而追求雄奇，此时的大部分诗人都具有高远超迈的情感气势和人格力量。他们一方面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关心国计民生；一方面追求内在的超越，具有高出世俗的胸襟和洒脱自如、闲旷自适的气度。即使遭遇不幸也不愿过分偏激，深陷其中难以自拔，而是努力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自我超脱。比如苏轼在写《读孟郊诗》时，正是元丰元年知徐州任上，此时苏轼因政见不合而仕途蹭蹬，但他仍然襟怀旷达，在精神与创作上着意追求超迈。

因此，孟郊对于内心不平之气和愤激之情的直率的、不加节制的、甚至是过分的抒发，自然是不受其青睐的了。所以，以他超然物外的精神追求而将孟郊比作“寒虫”便不难理解了。还有个实例也很能说明当时诗人对寒苦之音的排斥，与苏轼同时的王令，“伟节高行，特立于时……诗学韩孟，而诗度高远”。他在《还东野诗》中写到：“旁人笑我苦若是，何为竟此故字纸？童子请求愿去烧，此诗苦涩读不喜。吾闻旁人笑，叹之殊不已。又畏童子言，藏之不敢示。奈何天下俱若然，吾与东野安得不泯焉！”描写他殷勤地护持孟诗，为孟诗和自己学孟不为世人所理解而愤懑不平的情景，形象地反映了流俗对“苦涩”之音的排斥。唐人与宋人所崇尚的人生态度和诗风差异若此，那么苏轼及后人的批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总之，唐人与宋人对孟郊个性的看法是基于两种不同的评价体系的。唐人尤其是寒士阶层和有志于复古道者对孟郊的“矫激”加以理解甚至赞赏，是因为他们身处同一历史文化背景，彼此有着真实的交往和相似的境遇与心理状态，而且很多都是怀有不平之思的作者，比如韩愈、李观、张籍、卢仝等，因此对孟郊的诗歌能以“作者”的角度去感悟和评价，不会觉得有太多过分矫激之处，而且即便是矫激，也是值得理解甚至学习的。宋人则不同，由于隔着时代，其社会背景、文化修养和趣味好尚等都与唐人有很大不同。以此为基础阅读孟郊的诗歌，就不能象唐人那样再以“作者”的眼光去理解和感悟，而是以“读者”的眼光去分析和品评，是一种有距离感的接受。因此孟郊的矫激很容易就演变为窘促狭隘了。

诚然，以孟郊这样的人生经历，诗歌中多有悲苦酸痛之音是在所难免的。但这决不是其作品所吟咏的全部，也不是其人生境界，赋性行谊的全部，孟郊全集五百余首诗作，细读下来就会发现，其性格绝非矫激偏狭可以概括的。孟郊一生致力于诗歌创作，为了恢复古风，创造了大量个性洋溢的作品。这种审美好尚与趣味的选择是与其独特的个性分不开的。

2. 耿介拙率，不合流俗

孟郊个性孤直耿介，有时竟至于朴讷方拙的境地。这在其性格中应算最为鲜明了。《旧唐书》卷一百六十称其：“性孤僻寡合”，《新唐书》卷一七六亦称其“性介，少谐合”。这两处都是传中唯一描述其个性的语句，可见孟郊的孤介耿直是非常突出的。韩愈在《贞曜先生墓志铭》中写道：“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则见，长而愈骞，涵而揉之，内外完好，色夷气清，可畏而亲。”虽然没有直言其耿介，但是“长而愈骞”、“可畏而亲”等却道出了他虽然和蔼可亲，却也严肃而令人敬畏。《唐才子传》卷五谓孟郊“拙于生事，一贫彻骨”，可知，东野的耿介甚至到了“拙”的境地，这与他一生困厄的遭际是互为因果的。

孟郊在创作中亦多次自叹方拙，如“自叹方拙身，忽随轻薄轮”（《灞上轻薄行》），“宦途事非远，拙者取自悚”（《初于洛中选》）“方全君子拙，耻学小人明。”（《西斋养病夜怀多感因呈上从叔子云》），“困之养群彦，养拙固难齐”（《寄院中诸公》）。对于自己的耿介方拙，孟郊采取的是一种自嘲的态度，表面上哀叹，实则深以自己能坚持原则为是，所以才说要“全”君子之“拙”，要“养拙”。孟郊的耿介孤直还有着个性上更深层次的原因：

一 、任性率真，不擅矫饰

孟郊内心纯真，不事虚伪。人多识其愁苦自囚，很少论其任性率真者。说到任性率真，人们大概首先会想到东晋的陶渊明，而孟郊集子当中就有很多陶公的影子：或钦慕其人格，或摹拟其诗境，或化用其诗句，这并非偶然的现象，而是因为二人在性情上有很大相似之处。所谓自然率真者，遇喜则喜，遇悲则悲，行止任性而为，言辞任性而发。这一点在关系其一生悲欢起落的科举考试中表现的尤其明显。落第之后则云：“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刃伤。”以切肤之痛来比喻心灵的创伤，下笔狠重，真挚感人。当其及第则云：“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志气洋溢、喜不自胜之态又跃然纸上。喜怒哀乐，皆毫不掩饰。王夫之曾评曰：“孟郊乍笑而心迷，乍啼而魂化者也。”虽然意在贬损其气度窘促，不能自持，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孟郊纯任自然，不擅矫饰的个性。关于这一点 ，还是金·王若虚在《滹南诗话》中看得更加明白：“郊寒白俗，诗人类鄙薄之；然郑厚评诗，荆公苏黄曾不比数，而云乐天如柳荫春莺，东野如草根秋虫，皆造化中一妙，何哉？哀乐之真发乎情性，此诗之正理也。”①孟郊之寒，在别人看来是值得诟病的，但在王氏看来，却是“得诗之正理”的表现，因为它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苏轼《读孟郊诗》其二曰：“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也侧面反衬出孟郊诗的真率。只有感情真挚，发自肺腑，诗歌才能具有恒久的生命力。这种本性上的任性率真，表现于外在必定是耿介古拙的立身方式。正因如此，陶潜甘愿“守拙归园田”，而东野亦“方全君子拙”，二者都是用外在的“拙”来涵养和保护内心的“真”。

二、不合流俗

孟郊怀抱儒家理想，对现实社会人生和自身生命价值都有着较高的期待。但事实是当他走上世路，触目所及都是社会的黑暗、官场的腐败、世途的奔竞，让他对世俗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厌倦与反感，因而时常显示出与世俗社会格格不入、不苟合、不苟取的态度，对一切世俗的人、事、审美趣味和诗歌文章，采取疏离、否定甚至咒骂的态度。如果说耿介古拙是心理上一种与生俱来的真性情的流露，那么寡合则是心理上对现实生活和世俗社会的一种逆向反抗和排斥。对此，当世许多知交都曾予以褒扬：

李观《上梁补阙荐孟郊崔宏礼书》曰：“凡圣人奇士，自以所负不苟合于世，是以虽见之，难得而知之也。”又曰：“静而无徒，各以累举……其孟子文奇，其行贞……俱非苟取是之人也。”突出了孟郊的性格之“静”与行为之“贞”。 韩愈《荐士》诗曰：“行身践规矩，甘辱耻媚灶”、“孜孜营甘旨，辛苦久所冒，俗流知者谁，指注竞嘲　”。突出了孟郊遵从规矩却被流俗所嘲。 张籍《赠别孟郊》诗曰：“君生衰俗间，立身如礼经。纯诚发新文，独有金石声。苦节知贫贱，所知赖友生。”突出其立身苦节、坚守原则。

以上三则引文共同说明了一个事实：孟郊身处衰俗，却能超拔流俗，行事规矩不阿，立身光明正大，也正因此才受到世俗社会的排挤和误解，鲜有知音。因此其内心与“俗”的冲突是非常激烈的。孟郊诗中的“俗”字出现的频率是相当高的，绝大多数都是被否定和批驳的对象，是一种异己的力量，与其固守的道德操守常常是尖锐对立的。这种矛盾是那样的不可调和，如：

《上达溪舍人》“万俗皆走圆，一身犹学方。常恐众毁至，春叶成秋黄”，以世俗的圆滑与自身之方拙对比，构成强烈冲突，并在冲突中深感惶恐。《西斋养病夜怀多感因呈上从叔子云》“守淡遗众俗，养屙念余生。方全君子拙，耻学小人明”，以“君子拙”与“小人明”对比，强调自己守淡遗俗的志节。《上张徐州诗》“顾己诚拙讷，干名已蹉跎……一不改方圆，破质为琢磨”，本性既然拙讷，仍坚持不改方圆，只能在圆滑机巧的世界里倍感蹉跎了。这类诗句还有很多，如“我有松月心，俗骋风霜力”（《寓言》），“我有出俗韵，劳君嫉恶肠”（《哭李观》）等等。在对待官场荣禄的态度上这种倾向也很明显，尝谓：“浮俗官是贵，君子道所珍”（《送孟寂赴举》）。韩愈《孟生诗》亦曰：“却来游公卿，莫肯低华簪。谅非轩冕族，应对多参差。”东野曾热心仕进，期望成就一番功业，但却决不愿意象小人那样阿谀权贵，屈从流俗，以此来换取荣名。可见，孟郊在现实生活中立身行事的原则与世俗世界的冲突是非常剧烈的，而这种外在的“古”与“俗”的对立，根本上源于内心之“古”与“俗”的对立。

总之，孟郊一生穷愁悲苦，遭遇十分不幸。这一方面与社会大环境及个人命途有关，更重要的还在于他耿介古拙、任性率真、不苟世俗的精神品格。种种的不满，自然也包括弥漫于当时诗坛的不良风气。郊尝自言：“恶诗皆得官，好诗空抱山”（《懊恼》），所谓的“恶诗”，大抵是指那些具有时尚气息的、内容空虚浮泛、风格平滑若纤弱的应制诗歌，这样的“恶诗”在世俗权贵那里是大受欢迎的，而孟郊不苟合不苟取的态度却使他对此心生厌恶，自觉与之疏离，转而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古代，在对古诗的学习与取法中创造自己认同的“好诗”，尽管这好诗的遭遇是空手而归，沉沦草野的。

3. 高洁好古，古心自鞭

如上文所分析的，孟郊内心中“古”与“俗”的冲突是非常剧烈的，体现在他立身行事的方方面面，而他复古的诗歌创作也与其崇古好古的精神追求紧密相关的。唯其好古之深，才能醉心于古诗创作，在中唐复古主义诗歌创作的潮流中特然独立，鲜有人及。本节我们着重探讨一下孟郊崇古好古的精神气质。

韩愈《与孟东野书》云：“足下才高气清，行古道，处今世，无田而衣食，事亲左右无违，足下之用心勤矣。混混与世相浊，独其心追古人而从之。足下之道，其使吾心悲。”再看韩愈《孟生诗》云：“孟生江海上，古貌又古心。尝读古 10人书，谓言古犹今。作诗三百首，窅默咸池音。”又《答孟郊诗》：“古心虽自鞭，世路终难拗。”韩愈与孟郊可谓千古知音，他对孟郊的推崇常常到了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步。如其《醉留东野》诗甚至这样描述自己对孟郊的仰慕之情：“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何由逢。”韩愈对孟郊的敬佩真是五体投地，以至有云龙之喻，天真地期盼两人能形影不离。后世很多论者都对此感到莫名其妙，不理解以韩愈之力大才雄，为何对孟郊如此倾倒。其实我们可以在上述三则引诗中找到较为恰当的答案。韩愈一心一意、反复推许的就是孟郊的“古”——古貌古心，行古道，读古书，心追古人，虽然世路难拗，而能古心自鞭。可见孟郊好古之深已渗透到言行举止、精神气貌等各个方面。而韩愈作为古文运动的领袖，有着很强烈的崇儒复古的价值观和文学观，而且与孟郊一样是愤世嫉俗、不满现状的人。因此，孟郊彻头彻尾的“古”，加之较高的年龄辈位，韩愈很自然地就视之为楷模了。此外，韩孟诗派的其他诗人对孟郊的“古心”与“古风”也倍加推许。根据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记载，张籍称颂孟郊“揭德振华，于古有光”，因此私谥其为“贞曜先生”。贾岛《吊孟协律》诗曰：“才行古人齐，生前品位低。”卢仝《孟夫子生生亭赋》曰：“夫子而不失予兮，传古道甚分明。”所谓“于古有光”、“才行古人齐”、“传古道甚分明”等，都表明孟郊坚贞而不佞于今，好古而不疑的个性气质，且能在实践中努力向古代圣贤靠拢，追摹古代风范。孟郊之所以好古，考察其原因，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传统文人士大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现实关怀

孟郊作为时人，转而喜古好古，必定是不满于时的。他所处的时代，藩镇割据，战乱频仍，宦官专权，朝廷党争，政治局面复杂恶劣，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世风浇薄，人心不古。对此，具有儒家正统价值观念的寒士是痛苦却又无可奈何的。只能在创作中表达心中的不满，由此激起对古代理想社会模式与法则、古圣人与古先贤的无限向往之情，既然在现实中无力拯救什么，只好在诗歌创作中呼唤古风、力倡古道、歌颂古人，以此来稍稍宽慰内心的社会使命感和道义之思。 孟郊在诗集中多次提及孔孟、屈原、卞和等古代圣人贤士，包括常人很少写到的古代谏诤之臣比干。其《吊比干墓》云：“殷辛帝天下，厌为天下尊。乾网既一断，贤愚无二门。佞是福身本，忠是丧己源。饿虎不食子，人无骨肉恩……静念君臣间，有道谁敢论。”比干所处的殷末，国君昏聩，国势倾危，但他不肯 11放弃作为人臣所应承担的责任和道义，最后以忠谏而亡身。孟郊的境遇使他不必也不能如比干那样以死相争，但所处时代一样是道衰俗薄的，也一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忠爱之心，因此这首诗表面上是咏古，实则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感于藩镇作乱、贵戚显达、贤愚错置的现实而作的。通过对比干的凭吊，表达自己的君臣之思，抱以无限的崇敬和感叹，并以此来鞭策自己。

此外，对于近世有儒家圣贤风范的人，孟郊更是不吝笔墨加以颂扬，这在《吊元鲁山》十首中有充分的体现。元鲁山，名德秀，新旧《唐书》皆有传。《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载：“河南人，开元二十一年登进士第……家贫……求为鲁山令……天宝十三载卒，时年五十九，士大夫高其行，不名，谓之元鲁山。”孟郊与元鲁山基本生不同时，而一连作诗十首以吊之，篇篇深挚沉痛，多有感慨寄寓。这与元鲁山深具古代儒士的风范是分不开的。试看：

其三曰：“君子不自蹇，鲁山蹇有因。苟含天地秀，皆是天地身。天地蹇既甚，鲁山道不申。”

其二曰：“奔竞立诡节，凌侮争怪辉。五帝坐销铄，万类随衰微。以兹见鲁山，道蹇无所依。”

其一曰：“食名皆霸言，食力乃尧农。君子耻新态，鲁山与古终。”

其七曰：“谁能嗣教化，以此洗浮薄……力运既艰难，德符方合莫。”

在上述几则引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梳理出一条线索：天地道蹇——鲁山道蹇无依——鲁山与古终——力运教化洗浮薄。此处的“天地”是指国运与时运。社会现实的混乱无序，伦常道义的丧失，致使君子法天行身之道无法实行。失望之余，激起好古之思而宁愿与古为徒，尽其所能传承古代的政治教化，所以《旧唐书》本传称其：“性纯朴，无缘饰，动师古道。”

东野与鲁山虽然生不同时，但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是相继的。元鲁山的个性、际遇和立身处世原则与东野有很多相似之处，他敦教化、振伦常，力挽古道的做法也是孟郊所向往的。虽然始终没有机会象元鲁山一样以德政教化一方之民，但却同样因道蹇而激起好古之思，把强烈的责任感和现实关怀投诸笔端，创作了大量呼唤古道的作品，以此警醒世道人心。虽然各自的方式不同，却都不曾放弃儒家传统文人士大夫的责任感和良知，这也是孟郊一再推崇元鲁山的原因。

二、怀古好古作为心灵寄托以慰内心孤寂

崇古好古是孟郊一生的思想行为准则，是其孤傲之源，愤激之因，也是其寂寞之依。东野自负奇才而始终怀才不遇，还倍受世俗社会的冷落与排斥，其内心的孤寂可想而知。的确，孟郊在现实生活中常有一种深刻的寂寞感。“孤”、“独”的字眼在他作品中的出现频率是相当高的。试看：“下有千朱门，何门荐孤士”（《长安旅情》）、“孤韵耻春俗，余响逸零纷”（《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独泪起残夜，孤吟望初晨”（《自商行谒復州卢使君虔》）、“孤怀吐明月，众毁铄黄金”（《连州吟三章》）等等。孟郊的“孤”，在现实生活中，是种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内心感受上，不仅是孤独、寂寞，更有一种“直”在其中，有一种“孤芳自赏”的傲骨挺立其中。

但是对于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熏陶下的文人士大夫来讲，道不行固然可以独善其身，但是在精神上终究不能无所信，无所立，无所求，不能失去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因此孟郊追求古道，寄托无法实现的理想，借此安慰孤苦寂寞的心灵，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归宿感来弥补缺憾，调节内心的失衡状态。试看下列诗句：

“我有古心意，为君空摧颓”（《峡哀》），“君子沉古礼，如谗鱼吞钩”（《魏博田兴尚书听 之命不立非夫人诗》），“拟古投松坐，就明开纸疏”（《题林校书花严寺书窗》，“贞弦含古风，直松凌高岑”（《遣兴》），“古人留清风，千载遥赠君”（《崔从事郧以直隳职》），“衣敝得古风，居山无俗病”（《忆周秀才素上人时闻各在一方》）。在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孟郊的心境是比较宁静豁然的，因为这些古礼、古风、古人都给他的内心带来了很大的抚慰。

再看《劝善吟醉会中赠郭行余》：“……自悲咄咄感，变作烦恼翁。烦恼不可欺，古剑涩亦雄。知君方少年，少年怀古风。藏书与屋脊，不借与凡声。我愿拜少年，师之学崇崇。纵它笑为矫，矫善亦可宗。”这无疑是一首任性率真的诗，赋性狭隘之人是很难写出的。诗中的“瘦郭”虽然年少，但是读古书，怀古风，东野一见倾心。于是不世俗成见，引为忘年之交，甘愿以之为师，言语间充满热切的期待和豪爽之气。表面上看是东野发现了同道而喜出望外，实际上是“瘦郭”身上的古道古风深深慰藉了他的孤寂之心，他珍视“瘦郭”，实则是珍视心中的理想。

再看《秋怀》第十四：“忍古不失古，失古志易摧。失古剑亦折，失 古琴亦哀。夫子失古泪，当时落漼漼。诗老失古心，至尽寒皓皓。古骨无浊肉，古衣如藓苔。劝君勉忍古，忍古销尘埃。”此处“忍古”意为担荷古道。将“失古志易摧”与“忍古销尘埃”两相对照，可知孟郊之所以忍古而不失古，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志向无由实现，再也不能失去心灵上的信仰和理想的寄托之所了，否则志意就会荡然无存。而“忍古”则可洗去世俗的尘埃，稍可弥补内心的寂寞。

如前文所引，韩愈曾慨叹孟郊“古心虽自鞭，世路终难拗”，孟郊亦自言：“忍为对松柏，自鞭残朽躬。自鞭亦何益，知教非所崇”（《忆江南弟》）。孟郊虽抗拒流俗，却终究难矫流俗之弊，因此这种对抗有很深的悲剧性。但即便世路艰辛，知晓政教德化者不被推崇，仍固守自己的人格操守，不断以古道古心自我鞭策和勉励。孟郊耿直孤介、不趋流俗、高洁好古、古心自鞭的个性决定了他与当时许多文人的不同，决定了他对世风强烈的不满，当然也决定了他对大历以来浮泛低迷的诗风不满。体现在诗歌创作中，就是自觉继承和学习古体古风。孟郊诗“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的高古特征，根本上原于孟郊“古貌古心”的人格精神，反过来，其高古自鞭的人格精神也因其诗歌高古的艺术特征而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