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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来袭，祸蔓神州，情关三镇，举国奋起抗疫。宅居闭户的日子里，必闻“窗外事”，且读诸如《论语》之类“圣贤书”。《论语》中不乏直面病疫的鲜活事例，兹由“伯牛有疾”说起。《论语·雍也》载：“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疫情防控的日子里，反复品味如此悲戚章句，由字里行间深感孔子的哀痛与无奈，感慨于师徒情深，感动于那份尊重与关爱之心。 罹患恶疾：伯牛遭受“隔离”之苦且令孔子不得入室 究竟缘何“疾”而令伯牛遭受隔离之苦，且令孔子不得入室而感叹不已，其中必有难言之隐。《孔子家语》《史记》都已明言：伯牛“有恶疾”。古之所言“恶疾”为何？《说文解字·疒部》释：“疠，恶疾也。”《淮南子·精神训》断言：“冉伯牛为厉”。“厉”即“疠”，先儒以为“癞”，类似麻风病，或谓“大风”。《黄帝内经·素问》诸典籍描述患者症状大致为：气不精，气与人，骨节重，皮肤伤，鼻柱坏，须眉落，面色败。遂可知，伯牛所患“疠”即“癞”，极具传染性且为当时难以治愈，须隔离居住。 “疠疫”古已有之。《黄帝内经·素问》记载：疠疫一旦爆发，由于难以治愈而引发众多病亡者。《周礼·天官冢宰》载，孔子所处的周代，“四时皆有疠疾”；唐人贾公彦就此疏曰：“疠气与人为疫”。《公羊传·昭公二十年》载有卫灵公之兄辄不被立为国君缘由，只因辄有“恶疾”，东汉经学家何休注此恶疾“不逮人伦之属也”，即不能生育儿女，难行夫妻之礼。是年，孔子恰是而立之年，因创办私学而立足于世，伯牛23岁，已过“志于学”之年，或已从师孔子。《论语·乡党》记载：孔子曾身着朝服，在乡党站在迎送宾客的主位上，参与按传统习俗举行的迎神驱疫活动。就此推断，终身“下学而上达”的孔子，对伯牛之疾即使未必了然于心，也必心有所虑。 中华民族尽管命运多舛，但防治疾疫历史悠久。《易经·兑卦》即有“介疾有喜”之辞。“介”即隔，隔离患者以阻断传染渠道，以保他人性命。伯牛自知其疾有传染之虞而苦不堪言，为确保孔子探视安全，也为避免恩师见状过于伤感，故“不欲见人”，只让业师从窗口探视。晚而喜《易》且读《易》韦编三绝的孔子，深谙隔离之理，亦深明弟子倍受隔离之苦。 毅然决然：孔子走近探视且“自牖执其手” 细读《论语》便可略知：孔子养生有道，饮食自有戒律，如“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鲁大夫季康子馈药，孔子因不清楚药性而拒绝服用；“父母唯其疾之忧”，视徒如子的孔子，面对罹患恶疾的伯牛而忧心忡忡。《孝经》中孔子开宗明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爱惜生命如此，自然爱惜自己。然而，当伯牛处境可怜而无助、孤寂而愁苦之心需要慰藉之时，孔子不可能避而远之，何况其病情之重之恶亟待探知。义当所为，毅然为之。一生讲仁爱重情谊的孔子，执意看望伯牛，走近窗户，不忍视其惨容，从窗口伸进手去，慈父般地拉着伯牛那枯瘦乏力的手，其微弱的脉息，让孔子顿觉回天乏术，爱莫能助，唯有心痛而无奈的哀叹：“亡之，命矣夫！” 通观《论语》，孔子探视有疾者的记载唯此一处。爱徒颜回死，“子哭之恸”，也未见病重探视的描述。《论语》惜字如金，在“伯牛有疾”处不惜笔墨，耐人寻味。在古代社会，人一旦患了“恶疾”，就视为不洁，就会受到厌弃，人们避之不及。若妇女染上“恶疾”，就成为“七出”理由之一。“恶疾”带来的“身体发肤”毁伤，则成为不可饶恕的“孝道”缺憾。就此而言，孔子的出现，非同小可。孔子曾为鲁国大司寇，辞官周游列国后，奉为“国老”，自称“从大夫之后”，居然降下身段，拖着年迈的身躯，冒着染病的风险与世俗的偏见，伸出温暖的手，握向身患“恶疾”者之手。孔子之举，看似平常的小动作，却是对深受恶疾之苦的伯牛以莫大慰藉，平添了几分尊严感。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疫情当前，敬畏生命为先，互爱互敬为要。但愿隔离中的人们，不幸染病的患者，自爱自重自强并得到他人的理解、尊重与关爱，获得充分的尊严感，也莫忘感恩并致敬守护苍生的医者及所有防控疫情的奉献者。 情意绵绵：孔子缘何发出“斯人斯疾”之叹 面对因疠疫而隔离的爱徒，背负着“亡之”之痛，孔子与伯牛依依惜别，连连发出悲叹：“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其哀伤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如今读来宛如眼前。要知孔子缘何发出“斯人斯疾”叹息，将“斯人”伯牛一探便知。 伯牛即姓耕，因字伯牛而世称“冉伯牛”，尊称“先贤冉子”，春秋末鲁国陶(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区)人，少孔子七岁。《论语》言及伯牛仅两处，并无其本人只言片语，但透过典籍可略寻其身世履历。《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称冉雍乃“伯牛之宗族。”据《冉氏族普》，相传冉氏是黄帝长子少昊之后裔，周文王之子武王封叔振铎为曹国君，都城陶丘（亦今定陶），传十四代至冉离，世居“菏泽之阳”，以牧为业，人称“犁牛氏”。“离娶颜氏，生长子耕，次子雍。”伯牛与冉雍兄弟共同从学孔子。《论语·雍也》孔子称冉雍为“犁牛之子”。孔子自称“吾少也贱”，亦有荣耀的先祖，后家道中落。相似的出身令孔子与伯牛均具同情悯人之心、质朴勤勉之品、谨慎待人处事之道。经孔子循循善诱，伯牛成长为“孔子之通学”，成为精通孔子之道的高足。孔子与伯牛既有师徒之谊，又为仕途同道之人。据《文献通考》载，鲁定公十年（前500年），中都宰孔子因政绩显赫而晋升鲁国司空，同年升任大司寇，45岁的伯牛便接任中都宰。伯牛师法孔子，以仁惠民，以德化民，讲信修睦，深得民心；后随孔子周游列国，广施教化，深受尊敬。如此接续孔子推行仁政、共担荣辱的爱徒，颇令孔子欣慰不已。天妒英才，伯牛伴随孔子周游列国归来便罹患恶疾。 伯牛出众的德行最为孔子所赞赏。《论语·先进》载，孔子晚年谈到弟子优长时，将伯牛列为“四科十哲”之德行科：“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孟子·公孙丑上》也称伯牛“善言德行”，其德行“具体而微”。《论衡》《白虎通义》《孔子集语》纷纷称赞伯牛“危言正行”，为人端庄正直；“节小物”，善于处理日常事务；“行善于内”，擅长待人接物；不仅堪与颜渊、闵子骞相提并论，而且“圣人可勉成”，已达称“圣”程度，只是未若孔子那样博大精深。伯牛因其德行出众而赢得后世推崇，配享于孔庙大成殿。此可谓：“生则命寡，没则道宣”。 眼见志同道合、德行贤能却患凶疾的得意弟子不久于人世，孔子发出“斯人斯疾”的连连哀叹，既叹其命运，更惜其贤才，其痛心疾首，不亚于丧子之痛，也不亚于颜渊死时“天丧予！天丧予！”之叹息。善待弟子若此，对朋友哪怕是陌生人或弱势者莫不善待有加。《论语·乡党》载，有朋友去世，得知没有亲戚敛埋，孔子说“于我殡”，主动为其送终；孔子遇见身着丧服者，遇见盲人，即便年少也会起立，走过其身旁时必趋而过之。若食于有丧者之侧，孔子未曾吃饱过，并于当日哭而不歌。其恻隐之心若此！孔子以“悲天悯人”的情怀，“为仁由己”的担当，躬行《礼记·礼运》中自己倡导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之宏愿。 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不时有瘟疫肆虐，人类与瘟疫病毒的较量从未停息，或将继续。医学“妙术”固然是战胜病毒之利器，百姓“仁心”尤不可缺席。愿疫情中的普罗大众，依于仁义，走出哀怨，凝心聚力，同舟而共济；愿盛世中的芸芸众生，居安思危，超越平庸，守望相助，行善而积德。 【作者：于建福，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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