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传心”的个人“心法”，以恢复儒家“经世济民”的“道统”。照他看来，佛教的“法统”都是些败家误国的个体“觉悟者”，如佛祖释迦牟尼王子和禅宗初祖达摩王子，南朝的梁武帝，而儒家“道统”里都是安邦治国、造福天下的圣王或圣人，如尧舜禹武王文王周公孔孟。由于孟轲死后，儒家再没有出现类似的“圣贤”人物，致使中国的“道统”失传，夷狄的“法统”乘虚而入，流传至中国。面对中华民族在信仰上为佛教异化的危机，韩愈以正统儒家的托命人和卫道士自居，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上书唐宪宗，辟佛尊儒，最终被皇帝贬迁潮州，郁郁而终。宋朝文豪苏轼十分感念他的卫道精神，赞誉他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⑤]颇有孔子“匹夫之志”和孟子“浩然之气”的道义风范。
到了北宋，韩愈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空前提高。北宋中期，程颐在政治上失意之后，隐退到洛阳自建伊皋书院讲学近20年，并以《大学》、《论语》、《孟子》和《中庸》为指南，阐发儒家《六经》的哲理，在他的教学安排中，“四书”首次被单列为与汉唐以来所设立的“五经”同等重要的儒家知识系统。他认为自己的学术思想来自于其兄程颢，而程颢则是直接继承孟子而下的儒家传统，其学“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悌。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秦、汉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⑥]他这里所谓“异端”就是道家和佛教，“开百代未明之惑”说明乃兄的思想超越了汉唐诸儒，继承了孟子之后儒家入世的孝悌礼乐精神，以图振兴儒家圣贤大人之学。
及至南宋，朱熹更明确自己所学乃继承二程，远接儒家上古先圣贤哲，中连孔孟，近续二程，是儒家正宗“道统”的传人。《宋史·道学传》对朱熹及其接续之“道统”也大加赞赏：“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⑦]而朱熹本人对自己学术使命的觉悟也是与此评论相吻合的，他认为汉儒局限于“小学”，成就不了“大人君子”；魏晋玄学清谈，拯救不了家国天下；隋唐佛教触出家空世，无补于孝悌仁义。如欲安邦济民，平定天下，必须回到儒家“修齐治平”的道统上来。
照朱熹的理解，《礼记》中的“大学”一篇，虽不足区区二千字，但必须当作一个思想传统的“纲领”性文件来学习，因此，他将“大学”分解成“右经”一章，“凡二百五字”，“传”十章，“凡千五百四十六字”，使其符合儒家“以传解经”的传统—如以《易传》解《易经》，以见正统儒家所乐道的“微言大义”。
从义理上讲，“大学”是成就大人的圣贤之学，与雕虫小技的“小学”正相反对；后来儒家的人常把“汉学”（汉代儒学的主流）称为“小学”（注重文字考证、训诂等文词技术性因素），而将“宋学”称为“义理之学”（注重文字所表达的仁义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