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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都塞主张对《资本论》进行哲学阅读，这种阅读的切入点就是重新思考《资本论》的对象问题。阿尔都塞以征候阅读法揭示出古典经济学隐匿的东西，使认识成为一种生产。古典经济学的对象是绝对既定存在的“经济事实”，并且与人本学意识形态紧密相联。《资本论》重新发现了剩余价值，这一对象不是数量意义上的经济事实，而是从事实生产出的概念。与古典经济学同质的平面空间不同，《资本论》的对象结构是以生产关系为支配的复杂空间。由此，阿尔都塞为我们奠基了一种基于《资本论》的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我们能找到马克思“真正哲学”的地方只能是《资本论》。 ——王庆丰 资 本 《资本论》的对象问题 ———阿尔都塞哲学解读的切入点 王庆丰 | 文 哲 学 切 入 点 阿尔都塞即使不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理解最为深刻的哲学家，也是最为深刻的哲学家之一。在阿尔都塞看来，每个人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资本论》这个茫茫森林中为自己开辟道路。《资本论》这一文本对于阿尔都塞来说具有十分独特的意义:它不仅是阿尔都塞反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利器，更是他建构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根据，“保卫马克思”的理论依据应当从《读〈资本论〉》中去寻找。阿尔都塞明确指出: “我们可以读到马克思真正哲学的地方是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1）这一排他性的判断，使得《资本论》被放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心，也使得阿尔都塞的《资本论》解读更为瞩目。 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解读是以追问《资本论》的对象问题为切入点的。《资本论》的对象问题看似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阿尔都塞却要把这个问题当做一个严肃的“认识论问题”重新进行思考。阿尔都塞指出: “这里我要向他直接提出一个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对象本身的基本的认识论问题，也就是说，我要尽可能准确地确定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期间所达到的明确的哲学意识的程度。确定这一点实际上就是在马克思通过他的科学论证本身所开辟的新的哲学领域中把他已经阐明的东西同尚未阐明的东西加以比较。”（2）阿尔都塞关于如何解读《资本论》的这段话包括三重意思: 第一，从研究内容来看，阿尔都塞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对象本身当做一个基本的认识论问题提出来;第二，从研究目的来看，要准确地确定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期间所达到的明确的哲学意识的程度;第三，从研究方法来看，把马克思已经阐明的东西同他尚未阐明的东西加以比较。阿尔都塞解读马克思《资本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呈现“马克思真正的哲学”。 一、《资本论》的“有罪阅读” 在某种意义上，对任何一部文本进行解读的深度，不仅取决于读者自己对阅读本身的理解程度，更取决于他是否具有一种独特的阅读方法。在阿尔都塞看来，没有任何一种阅读是无辜的，我们对文本的阅读都是一种有罪的阅读，这是因为我们总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读作为对象的文本。关于这一点，阿尔都塞在解读《资本论》时具有清醒的理论自觉。阿尔都塞指出: “既然不存在无辜的阅读，那么我们就来谈一谈我们属于哪一种有罪的阅读。我们都是哲学家。我们没有作为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或文学家阅读《资本论》。我们没有就《资本论》的经济内容或历史内容，也没有就它的单纯的内在‘逻辑’对《资本论》提出问题。我们是作为哲学家来阅读《资本论》的，因为我们提出的是另一类性质的问题。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对《资本论》提出的是它同它的对象的关系问题，因而同时也就提出了它的对象的特殊性问题。”（3） 在此，阿尔都塞清楚地向我们表明: 他对《资本论》的阅读不是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或文学家式的，而是作为哲学家的阅读，也就是说是对《资本论》进行哲学式解读。“从哲学角度阅读《资本论》和无辜的阅读完全不同，这是一种有罪的阅读，不过它并不想通过坦白来赦免自己的罪过，相反，它要求这种罪过，把它当做‘有道理的罪过’，并且还要证明它的必然性，以此来捍卫它。”（4）从哲学的解读阅读《资本论》诚然是一种有罪的阅读，但却是一种“有道理的罪过”，特殊的阅读通过它的必然性来证明自身是合理的阅读。对于阿尔都塞来讲，究竟什么又是对《资本论》“无辜的阅读”呢? “毫无疑问，我们把在《1844 年手稿》中起决定作用并在《资本论》中仍然暗暗诱使人们返回历史主义的全部意识形态的要求归结为一种明确的无辜的阅读，这绝不是偶然的。”（5）根据阿尔都塞的论述，符合全部意识形态的要求的阅读就是一种明确的无辜的阅读。我们知道在阿尔都塞的语境中，“意识形态”和“科学”是相对应的概念。从认识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形态认识论造成的是一种同质性结论，因为它在认识之前就已经有了所谓的确定无疑的正确答案。而对于科学的认识论来说，认识则是生产。在阿尔都塞看来，对《资本论》的哲学阅读属于有罪的阅读，是对《资本论》对象的科学认识论的阅读，区别于意识形态无辜的阅读。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理论上重要的、实践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 马克思在 1857 年的《导言》中严格地区别了“现实对象”和“认识对象”，同时也区别了它们的过程，而最重要的则是说明了这两个过程在发生顺序上的差别。《资本论》的“对象”问题指的是“认识对象”而不是“现实对象”。阿尔都塞指出: “作为哲学家阅读《资本论》，恰恰是要对一种特殊论述的特殊对象以及这种论述同它的对象的特殊关系提出疑问。这就是说要对论述—对象的统一提出认识论根据问题。”（6）这就是我们由于对《资本论》进行哲学阅读而对它提出认识论问题的含义。这种哲学阅读属于一种科学的认识论，与意识形态的认识论区分开来，以破除以往在人们脑海中占主导地位的阅读的宗教神话。同阅读的宗教神话决裂，也就是同意识形态认识论决裂。科学的认识论可以使我们走出意识形态建立的封闭的圆圈，在新的领域里提出新的总问题。“必须彻底改变关于认识的观念，摒弃看和直接阅读的反映的神话并把认识看做是生产。”（7）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去阅读《资本论》，那么在阅读过程的每一步都必将提出这样的问题: 《资本论》的对象究竟在哪些方面不仅区别于古典甚至是现代经济学的对象，而且也区别于青年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对象? 进而提出这样的问题: 《资本论》的论述究竟在哪些方面不仅同古典经济学的论述相区别，而且也同青年马克思的哲学的( 意识形态的) 论述相区别? 在对《资本论》进行哲学阅读的过程中，阿尔都塞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阅读方法: 征候阅读法。征候阅读法区别于以经验认识论为基础的直接阅读法。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在阅读古典经济学著作的时候也包含着这种直接阅读。直接阅读法是一种栅栏式的阅读，“疏忽”是由“看”的空缺造成的，而与对象没有关系。“看就是看的结构条件的行为，就是总问题领域所内在的对它的对象和问题的反思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看就失去了它的神圣阅读的宗教特权。看就不过是把对象和问题同它们的存在条件联结起来的内在必然性的反思，而对象和问题的存在条件又同它们的产生条件联系在一起。严格地说，不再是主体的眼睛( 精神的眼睛) 去看理论总问题所决定的领域中存在的东西，而是这个领域本身在它所决定的对象或问题中自己看自己，因为看不过是领域对它的对象的必然反思。”（8）用看的直观模式是不可能考虑到深层的理论结构的。看不见的东西就是理论总问题不看自己的非对象，因为总问题领域把看不见的东西规定并结构化为某种特定的被排除的东西即从可见领域被排除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就是黑暗，就是理论总问题自身反思的失明。“这些新的对象和问题在现存理论领域内必然是看不见的，因为它们不是这一理论的对象，因为它们是被理论拒绝的东西，因而必然是与这个总问题所规定的看得见的领域没有必然联系的对象和问题。它们是看不见的东西，因为它们理所当然地从看得见的领域被排挤出来。”（9）现存领域的全部职能就在于不看这些对象和问题，并阻止看到它们。因为这些对象和问题对于现有的理论总问题来说是“非对象”或“非问题”。征候式阅读法就是要去揭示这些处在黑暗中的被排挤掉的东西。 顾名思义，征候阅读法就是通过显白的“征候”去阅读，把所读的文章本身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如果用“看得见的东西”和“看不见的东西”这一对术语去表达: 征候阅读法就是通过“看得见的东西”去揭示“看不见的东西”。因此，征候阅读法首先要摒弃直接阅读的反映神话，直接阅读只能看见“看得见的东西”，而“看不见的东西”才恰恰是我们阅读的目标。“看得见的领域中的看不见的东西在理论的发展中一般来说不是某种外在的、与这个领域决定的看得见的东西格格不入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由看得见的东西规定为它的看不见的东西，规定为它的被看所排斥的东西。因此，用空间比喻的话来说，看不见的东西不是简单地处在看得见的东西之外的东西，不是排斥物的外在的黑暗，而恰恰是看得见的东西本身固有的排斥物的内在黑暗，因为排斥物是由看得见的东西的结构决定的。”（10）正因为“看不见的东西”是一种“内在黑暗”，这就要求人们不仅要有明亮的“眼睛”还要有“光”，由此才能进入征候阅读的领域内。阿尔都塞要求对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逐一地进行“征候”阅读，即系统地不断地生产出总问题对它的对象的反思，这些对象只有通过这种反思才能被看得见。在这一阅读过程中，要通过“征候”去揭示那些本应该是新对象但却在旧的问题体系中以空白和沉默的方式出现的内容。这个新的对象有它自己的要求，就是要在新的问题域中才能把握到它，才能将隐匿的东西揭示出来。实际上，古典经济学在认识过程中，主体已经自主地变化了场所，生产出了新的对象，但古典经济学固守自己的旧的问题域，看不到新的对象，以至于新的对象只能无奈地以沉默和空白出现。在阿尔都塞看来，征候式阅读法不仅是马克思阅读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也是他自己独特的阅读方法。因此，阿尔都塞提醒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于马克思对以往先驱们的征候阅读上，我们也要将征候阅读应用于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他的《资本论》。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空白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空白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总问题所无法看到的东西。古典政治经济学生产了一个新的问题，但是它不知道这个问题。因为它总是局限于它的旧的“视野”，从这个旧的视野出发，新问题是“看不见的”。“政治经济学没有看到的东西不是它本来应该看到却没有看到的、先前已经存在的对象，而是它在自己的认识过程中生产的对象，因此不是在它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这个生产本身恰恰是同这个对象同一的。政治经济学没有看到的东西正是它做的东西: 它生产了一个新的、没有相应问题的回答，同时生产了一个新的、隐藏在这个新的回答中的问题。”（11）如果我们想要发现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认识过程中生产的“新对象”，那么我们便首先需要确定先前已经存在的对象，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马克思赞扬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先驱者对一些重要概念的确立和分析。究其实质而言，古典政治经济学以“经济事实”领域为自己的对象，并赋予这些经济事实以绝对的既定存在的性质。政治经济学的存在要求是由它的对象的性质以及它的对象的规定决定的。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主要针对的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对象的绝对既定存在的性质以及对象存在的领域。阿尔都塞考察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的结构，指出政治经济学就其对象的结构而言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政治经济学首先包含着一定领域内的“经济”事实和现象，这一领域具有同质领域的属性。“这个同质的领域是一定的空间，其不同的规定即经济事实和现象，由于它们的存在领域的同质性，是可以比较的，是可以很精确地计量的，因而是可以表现为量的东西。因此，一切经济事实就本质来说是可以计量的。这是古典经济学的最大的原则。”（12）现代政治经济学也只承认马歇尔所说的“可以计量的事实”，完全忠实于古典经济学家的经验主义的“量”的传统，二者是一脉相承的。第二，经济现象的同质空间包含着进行生产、分配、得到收入并消费的人的世界中的一定关系。这是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第二个理论内容。阿尔都塞将这一关于经济事实和现象的平面空间的实证主义观点称做是一个“平庸见解”。政治经济学把经济事实归结为作为经济事实的本源的人的主体的需要或效用。也就是说，这个同质空间为在理论上保证自己的存在，而在外在于自己的平面世界中为自己寻找基础。 阿尔都塞在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结构分析的基础上，最终得出结论: 政治经济学与人本学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可计量的经济事实的实证主义的同质领域是建立在主体世界的基础上的，这个世界的生产者主体的活动在分工中的目的和结果是生产出满足这些有需要的主体的消费品。因此，主体作为有需要的主体，是作为使用价值的生产者、商品的交换者和使用价值的消费者承担主体的活动的。因此，经济现象领域在其原因和目的上都是建立在被人的需要规定为经济主体的人的主体的总体的基础上的。因此，政治经济学固有的理论结构就把既定现象的同质空间与那种把它的空间的各种现象的经济性质建立在人即有需要的主体( 经济人的既定存在) 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人本学直接联系在一起了。”（13）政治经济学的同质领域是以人本学为前提条件的，这一对象结构的内容是建立在主体世界的基础上，并以经济人的既定存在为基础。这里的经济人被“需要”这一概念所支配。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结构本身是在天真的人本学条件下进行的，因此，阿尔都塞认为古典经济学具有“潜在的人本学的、伦理的和宗教的属性”。 阿尔都塞认为，主张在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之间存在着对象连续性的观点是错误的，很多学者至今都持有这样的虚假性幻想。这种虚假幻想的主要表现就是把二者对象的差别简单化为方法上的差别: 把古典经济学解读为形而上学的方法; 把马克思的方法解读成与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形成对比的、所谓的从黑格尔那里借来的辩证法。马克思《资本论》的对象并不是对古典经济学的对象的简单的继承。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批判’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意味着批判和纠正现有的这门学科的某些不确切之处或者某些细节问题，也不是弥补空缺，填补空白，把内容已经十分广泛的研究继续下去。‘批判政治经济学’意味着提出一个同政治经济学相对立的新的总问题和新的对象，也就是把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本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14）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彻底的，因为它不仅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提出问题，还就政治经济学本身提出问题。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是关联在一起的。 《资本论》的对象问题是所有《资本论》读者都感兴趣的论点。“这个论点提出了《资本论》的对象问题，因而直接涉及《资本论》中所包含的经济分析和历史分析的基础。这个论点势必能够解决某些阅读的困难，而马克思的论敌历来都是在这些阅读困难上向马克思提出武断的责难的。”（15）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是以分析对象的概念来说明对象的特点的，他的经济分析是建立在很多基本概念基础之上的。阿尔都塞将马克思的基本概念总结为: 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概念，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概念，剩余价值的概念。正是这些基本的概念才能引发马克思的很多基本的发现也是那些重要的发现。但这些基本概念也受到了很多经济学家的指责，在这些指责中不可避免地暴露了一些经济学家的错误: 他们不过是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了错误的阅读，在这种错误的阅读的引导下，他们读出来的不是马克思的对象，而是他们自己的对象，再深一步进行探究就会陷入理论的盲目性。（16） 在这些基本概念中，剩余价值概念影响着对象的结构。阿尔都塞认为关于剩余价值的问题才是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认识论断裂”的真正问题。恩格斯指出: “资本主义下的人，生产剩余价值已经有几百年了，他们渐渐想到剩余价值起源的问题。最早的见解是从商人的直接的实践中产生的: 剩余价值产生于产品价值的加价。这种见解曾在重商主义者中间占统治地位，但是詹姆斯·斯图亚特已经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一人之所得必然是他人之所失。尽管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者中间，这种见解仍然阴魂不散。然而它被亚当· 斯密从古典科学中赶出去了。”（17）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总问题是寻求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规律，实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财富增长。这一问题域决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可能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性矛盾———阶级问题，从而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也就被古典政治经济学排挤掉了，成了古典政治经学的空白。 阿尔都塞引用了恩格斯关于化学史上的类比，形象地向我们阐明了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重新发现。普里斯特列和舍勒只是析出了氧气，由于受到“既有的”燃素说“范畴所束缚”，并不知道所析出的是什么; 而拉瓦锡则指出这种新气体是一种新的化学元素，实现了对氧气的发现。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与他的前人的关系，正如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关系一样。古典经济学家们研究地租、利润、利息，只是达到了对剩余价值的“析出”，而马克思实现了对剩余价值的“发现”，因为他研究了“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正如阿尔都塞所说: “马克思责备斯密和李嘉图经常混淆了剩余价值和它的各种存在形式: 利润、地租和利息。因此，在那些伟大的经济学家的分析中缺少一个名词。马克思在阅读他们的著作的时候，把这个空缺的名词，剩余价值恢复了。把未出现的名词恢复出来，这个表面看来微不足道的行动本身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后果: 这个名词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概念，一个理论概念，它代表了一个与新的对象的出现相关联的新的概念体系。”（18） 三、《资本论》的对象结构 理论对象总是随着理论总问题的转变而转变，旧的对象被新的对象所取代。而新的对象的确立标志着新的理论总问题与旧的理论总问题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如果说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总问题发生了转变，其对象结构也必然会发生转变。“马克思抛弃了关于既定经济现象的同质领域的实证观念，同时也抛弃了作为这种观念基础的关于经济人( 等等) 的意识形态人本学。马克思在抛弃这两者的统一的同时也抛弃了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结构本身。”（19）阿尔都塞详细探究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分配、消费这三大领域的论述，揭示了《资本论》全新的对象结构。 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通过对经济空间的三大领域: 消费、分配、生产的考察，阐释了《资本论》的对象结构本身，并将之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结构区分开来。从消费来看，消费确实是双重的: 它包括一定社会的人的个人消费，同时也包括生产性消费。马克思的这一区分对于突破消费的人本学规定具有重要意义。生产消费可以规定为满足生产需要的消费，它包括生产对象和生产工具。因此，消费的很大部分直接并且仅仅同生产本身有关。这部分生产消费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要，而是为了使生产条件能够得到再生产，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在这一论证的基础上，马克思做出了两个极其重要的区分: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分以及生产的两个部类即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区分。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没有做出的。第一部类直接与生产性消费密切相关，其目的是在简单或扩大的基础上再生产出生产的条件; 第二部类与满足个人需要的个人消费密切相关，其目的是生产个人消费的物品。这两个部类之间的比例是由生产结构来确定的。虽然生产的“需要”完全摆脱了人本学的规定，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产品被个人消费，满足个人的“需要”。这意味着仍然有可能把满足个人需要的个人消费与人本学关联在一起，使“消费”陷入人本学的规定。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的分析在这里同样动摇了人本学的理论要求。马克思不仅明确地指出这些“需要”是历史的，而不是绝对的既定存在，而且还特别指出，这些需要只有在“有支付能力”的前提下，才能作为经济的需要得到承认。这些需要并非由一般的人的本质来决定，而是由支付能力即个人支配的收入水平以及可支配的产品的性质来决定的。“这些需要具有双重的结构规定而不再具有人本主义的规定: 在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分配产品的规定以及赋予需要以内容和含义的规定(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的结构) 。因此，这个概念排除了古典人本学在经济学中所起的基础作用。”（20） 分配也是需要的规定的重要因素。分配同样也包括两个方面，即它不仅是收入的分配，而且是生产过程中所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的分配。在这里，阿尔都塞对使用价值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使用价值包括第一部类的产品或生产资料以及第二部类的产品或消费资料; 第二部类的产品同个人的收入相交换，因而取决于个人的收入，也就取决于收入的分配即第一次分配; 第一部类的产品即生产资料用以为再生产创造条件，它们不同收入相交换，而直接在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之间，即在垄断生产资料的资本家阶级的成员之间，进行分配; 无论是第一种生产资料的分配，还是第二种消费资料的分配，在使用价值的分配背后显示出了另一种分配: 人分成各个社会阶级; 使用价值的分配取决于生产关系。“在这两种场合，收入的分配以及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分配标志着社会成员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因而我们涉及了生产关系，涉及了生产本身。”（21）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通过对消费和分配的研究产生了双重后果: 其一，人本学不复存在，取消了人本学规定经济的基础作用; 其二，对消费和分配的分析必然导致经济的真正规定即生产，生产是经济的真正规定，生产决定分配和消费。“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论点: 生产支配消费和分配，而不是相反。我们常常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全部发现可以被还原为这个基本论点及其结论。”（22）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详细地讨论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它们构成了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23）在这里，《资本论》的对象结构就已经呼之欲出了。“这种理论的深入在我们面前表现为经济现象领域的转变: 一种新的结构，即在决定经济现象的‘生产关系’的支配下思考经济现象的结构代替了旧的同质的‘平面空间’。”（24）生产支配消费和分配是马克思的基本论点，可是李嘉图确实也曾宣布过生产对分配和消费的支配地位。为了解释这一问题，阿尔都塞认为我们在这里必须把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论述运用到李嘉图身上。当马克思极其严厉地批判亚当·斯密或李嘉图没有从剩余价值的各种存在形式中区分出剩余价值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指责他们没有赋予所“生产出来”的事实以概念。生产和生产关系的概念亦是如此。李嘉图指出了达到对剩余价值现实的认识的一切外在征候，但是他总是在利润、地租和利息的形式上谈论剩余价值，也就是说用不同于剩余价值概念的其他概念来谈论剩余价值。同样，李嘉图也指出了达到对生产关系存在的认识的一切外在征候，但是他却仅仅在收入分配和产品分配的形式上来谈论这个问题，因此没有得出这些关系的概念。马克思能够在直接的替代性阅读中，把他的先驱者的语言翻译出来，在李嘉图使用利润这个名词的地方使用了剩余价值一词，在李嘉图使用收入分配这个词的地方使用了生产关系一词。“马克思并不是以‘直觉的’或者说‘无意识’的形式，而是以概念及其结论的形式来研究生产关系的，他消灭了古典经济学的对象，从而消灭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本身。马克思的特殊贡献并不在于他肯定和指出了生产的支配地位( 李嘉图已经以自己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 ，而在于他改造了生产概念，并赋予这一概念以完全不同于旧概念所表示的对象的对象。”（25） 在马克思看来，一切生产都具有两个不可分割的要素: 劳动过程和生产关系。其中，劳动过程是指人对自然材料的加工，以便使其成为使用价值;生产的社会关系则是指生产过程的社会条件，劳动过程就是在其支配下进行的。劳动过程可以归结为三个简单要素的结合: 人本身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劳动过程就是人的劳动力按照相应的技术规则，使用一定的劳动工具把劳动对象加工成劳动产品的过程。劳动过程具有两个基本特点: 劳动过程条件的物质性质和生产资料在劳动过程中的支配作用。劳动过程与生产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密切相关。作为物质机制的劳动过程，是由自然和工艺的物质规律来支配的。物质条件对劳动过程的支配排斥了一切关于人的劳动是纯粹的创造的“人道主义”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与劳动唯心主义彻底决裂了。劳动资料( 生产资料) 可以确定经济生产过程中处于加工过程的外在自然物的“被加工的方式”，所以它决定着生产方式，同时它还决定着生产劳动的生产率的发展程度。生产方式的概念是建立在劳动资料的质的差别的基础之上的。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资料不仅是劳动者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因此，生产方式的概念也就向我们揭示了另一个起支配作用的概念: 生产关系。在生产过程中，除了物质条件非常重要之外，另一个值得我们关心的就是生产的社会关系( 生产关系) 即生产过程的社会条件。 “生产的社会关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还原为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还原为仅仅涉及人的关系，因而不能还原为一个普遍模式，即主体间的相互关系的各种转化形式( 承认、威望、斗争、统治和奴役等等) 。在马克思那里，生产的社会关系表现的并不是单独的人而是生产过程的当事人和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的特殊的‘结合’。”（26）这些特殊的结合方式包括所有权、占有、支配享受、共同体等。在这些特殊的结合方式中阿尔都塞看到了政治结构的形式的基础。生产关系必然包含着人与物的关系，因为生产关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恰恰是由生产过程中的人与物质要素的关系来规定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27）根据马克思的这一论断，阿尔都塞将生产关系作为一个区域性的结构置于社会整体的结构之中。生产关系的性质不仅要求或不要求某种形式的上层建筑，而且还决定着社会整体的某一层次的作用程度。生产关系把它所要求的上层建筑看做是它自身存在的条件，我们考察的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也体现在生产关系之中。自此，人类学意义上的、既定的同质空间的幻想彻底消失，生产关系成为真正的、具有支配作用的“主体”，但不能被还原为任何人类学意义上的主体间关系。 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资本论》对象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他的天才在此崭露无遗。阿尔都塞向我们表明: 第一，马克思《资本论》的对象不是“现实对象”，而是“认识对象”，现实对象是经济事实，而认识对象则是哲学概念。从《资本论》第一卷到《资本论》第三卷，我们从未离开过抽象、认识、“思维和理解的产物”，我们从未离开过概念。第二，古典经济学的对象———经济事实和现象所构成的是一个同质性的平面空间，这个同质空间产生于古典经济学的经验主义总问题。而马克思《资本论》的对象是一个内在结构的概念空间，要在生产方式总结构的概念范围内来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第三，在这个《资本论》对象的内在结构中，“生产关系”居于支配性地位，成为真正的“主体”。真正的“主体”是这些规定者和分配者: 生产关系。这为我们展现了现代社会的结构地基。阿尔都塞关于《资本论》对象的研究，一方面反击了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立论基础的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另一方面以《资本论》为根基确立了科学主义或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此基础上，阿尔都塞致力于探讨所谓的“真正的马克思哲学”。阿尔都塞指出，我们所继承的伟大的古典哲学传统，由于马克思突然间引起的那场不可捉摸的、近乎无形的遭遇战的冲击，已经在根本上发生了动摇。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从未以直接的传统哲学话语形式出现，而是出现在《资本论》那样的文本形式中。要从《资本论》与马克思哲学的互动性阅读中去探索马克思的“新哲学”，这应该是阿尔都塞留给我们最大的理论遗产。 参考文献 （1）（2）［法］路易·阿尔都塞、［法］艾蒂安·巴里巴尔: 《读〈资本论〉》，第 19，61 页，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年版。 （3）（4）（5）（6）（7）（8）［法］路易·阿尔都塞、［法］艾蒂安·巴里巴尔: 《读〈资本论〉》，第 2，3，4，3，12，14 页。 （9）（10）（11）［法］路易·阿尔都塞、［法］艾蒂安·巴里巴尔: 《读〈资本论〉》，第 14，15，12—13 页。 （12）（13）（14）（15）［法］路易·阿尔都塞、［法］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第 146，147—148，143，65 页。 （16）在这些误读《资本论》的论敌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洛贝尔图斯。洛贝尔图斯指责马克思剽窃了他的剩余价值概念，而事实上他所谓的剩余价值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实质上是两回事。洛贝尔图斯根本就不理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6 卷，第 13 页，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18）（19）［法］路易·阿尔都塞、［法］艾蒂安·巴里巴尔: 《读〈资本论〉》，第 131—132，150 页。 （20）（21）（22）（23）（24）［法］路易·阿尔都塞、［法］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第 151，152，182，152，154 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第 23 页，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26）［法］路易·阿尔都塞、［法］艾蒂安·巴里巴尔: 《读〈资本论〉》，第 159 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第 3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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