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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让许多村居干部被置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大考”中。考察的，不光是应急反应能力，更是平日积累的基层治理经验。 蔡纪明，一人兼任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许泾和曹行两个村的书记。从小年夜那天开始，他已预判，自己所负责的这个面积大、路口多、外来人员多的区域，会是防控的要害。于是，他和村干部们早出动，在正月初二前，完成了深入村宅每一户的人员排摸，并确定：临时封闭28个路口。第一时间，许泾和曹行实现了全方位“管起来”的目标。 彼时，上海有不少村居，仍在突如其来的变数中，显得不知所措。但以蔡纪明为代表的一批基层“能人”，却已经有了从容应对的主意，或是行动。 “能人”为社区治理立下了汗马功劳，也面临着来自外部环境、自身能力等多方面的全新挑战。“能人治理”，在平常时候显得云淡风轻，而在特殊时期能扛下多重的担子？如何激发和培养更多的社区能人？ 【一】 常规机制“失灵”时，那些最先动起来的能人们 “喇叭喊起来、楼道跑起来、闲事管起来、铁门关起来、红灯亮起来、卫生搞起来、微信刷起来、快递小哥做起来。”8个“起来”，一组顺口溜，是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新村居委在接到防控工作要求后，编排整合而来的。 这里面，包含着这个拥有诸多老旧公房小区的社区里，可能会面临的所有防疫问题：老年居民多，需要靠喊喇叭进行宣传；外来人员多，需要发动“爱管闲事”的居民们相互监督；老旧社区壅塞、环境相对差，需要更加重视卫生……社区干部对标这8个“起来”，来检视和反思自己的工作，就能及时明确岗位、查漏补缺，无疑会让社区内的防疫组织运转更加高效。
市中心居民区，保洁人员正在消毒小区垃圾房 疫情爆发的初期，村居干部首先遭遇的窘迫，就是缺乏一个合理的组织动员机制。因为防疫工作不同以往，它具有急迫性、非常规性和一定的危险性等特征，因此不少社区反映，不光第一时间“无所适从”，甚至过去长期培养起来的网格队伍，也会存在短暂失灵的情况。这时，率先打破僵局、建立秩序的，往往是那些有办法的社区“能人”。 新村居委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佘超说，8个“起来”的诞生，其实就是基于此前屡试不爽的“群防群治工作法”。只是针对此次疫情又做了些微调。比如把原先的“袖章戴起来”改成应急状态下的“微信刷起来”等。“这套方法，我们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发现它对于社区内隐患的及时发现、报告、处置很奏效。” 闵行颛桥镇北桥居委，在防疫中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居家隔离人员的服务和监督。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谢红伟为此自创“1+1+1”工作法，建立一户一个关爱微信群，一户一个“总管家”，一户一个上门帮扶队，而他就是13个微信群的群主兼总管家，每天24小时在线，随“响”随到，对居家隔离户的“管与服”逐步变得有序起来。
闵行颛桥镇北桥居委 长宁区天山怡景苑居民区书记姚佩莉说，日常排摸走访时，都是要打开电脑调出电子表来核对的。“但这在疫情期间用，就不太顺手了。”因此，社区画了一张“九色作战图”，社区每户居民的情况用不同颜色做标示，便于所有居委干部对返沪人员登记工作心中有数。 除了主动创新工作机制外，社区“能人”在此次抗疫中发挥的价值，还体现在长期积累起来的“熟人社会”治理经验上。 金山区吕巷镇马新村党总支书记顾益琼，顺利解决了2户湖北籍务农人员的蔬菜销售问题，靠得正是他本人在村里的人脉与威望。农户家84个大棚的蔬菜待售，顾益琼除了请求镇里帮助外，主要依靠自己的朋友圈进行销售，成效显著，不仅帮助农户挽回了损失，还有效阻止了农户冒险从湖北返沪。 金健是青浦区白鹤镇白虬江居民区党支部书记，社区内有128户湖北籍居民，可能随时要陆续返沪。为了保证他们居家隔离的有效性，金健采取主动上门“攀亲”的方式，先和各户人家成为朋友，关照他们的生活保障、心理健康，随后再以“熟人”身份介入管理，果然事半功倍。
【二】 条块结合为基层干部“赋权”，但仍需进一步有效“赋能” 一位做了20年居委干部的居民区书记曾告诉记者，过去10年，基层治理方式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依靠基层干部个人能力的治理结构逐步让位于依靠各方力量集成的治理结构。 尤其是2014年，上海市委开展一号调研课题“创新社区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并出台了“1+6”文件后，市、区、街镇、居村四级纵向贯通、部门横向协同，政社互联互动的社会治理格局逐步形成，城管执法、房管、绿化市容等力量下放街道，增强了街道统筹人、财、物能力。而村居委，也在改革中获得强大的“能量加成”。上海的居民区治理架构变为以居民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居委会为主导，居民为主体，由业委会、物业公司、驻区单位、群众团体、社会组织、群众活动团队等共同参与。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能人治理”模式的日渐式微。相反，很多社区“能人”在条线下沉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赋权，具备了对条线部门“叫得到人”“叫得动人”的统筹能力。在此次抗疫中，条块结合的优势就明显发挥出来。 在松江，各社区居家隔离观察户的垃圾，由街镇绿化市容部门调配专人专车收运。这些垃圾与其他一般生活垃圾分开收运，直接运送至生活垃圾焚烧厂处置，不经过中转站。焚烧厂则专门设置了定点医疗机构和隔离点的卸料口，卸掉垃圾以后，垃圾车辆也会进行消毒。通过条线部门的专业化力量，那些来自社区里的“有害垃圾”得到安全有效地处置。 在闵行望族新城小区，居委干部、业委会成员、社区保洁员、物业工作人员统一服从居民区党组织调配，共同组成了一支强有力的抗疫队伍。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三驾马车”各显所长，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相比许多社区干部因人手不够焦头烂额，望族新城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一度“太多”，需要“劝退”。
闵行区望族新城小区 这恰恰得益于近年来上海基层社会治理的改革力量。条块联动，减少了专业部门与属地管理部门在工作中的沟通成本，也强化了响应机制，有利于在面对当下疫情时，更好地统筹和调配资源。 不过，疫情毕竟是一个极端条件的“考场”，条块联动中许多有待进一步优化的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例如，个别街镇反映，城管执法、房管、绿化市容等力量下放街道后，与其各自的上级部门关系“若即若离”，有些甚至明显“脱钩”，相关数据信息也不再共享，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条线下沉的初衷。接下来，社区治理的议题有必要深入探讨如何构建更加健康的条块关系，保障专业部门在“下沉”为街镇得力帮手的同时，其主管单位依然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而对于村居一级，疫情的到来，无疑是让“权力”更加集中。条线上方方面面的工作，都需要基层来落实完成，一个基层干部每天需要完成的表格有六七张。而在基层被一再“赋权”的过程中，如不能及时“赋能”，村居干部将很难保质保量落实诸多跨条线、跨专业的工作内容。 【三】 互联网时代，“能人治理”面临新困境 立足当下谈给基层“赋能”，一定离不开互联网。许多社区干部在“智能化”的武装下，线上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疫情期间涌现的诸多“线上口罩预约”做法就是实证。 然而，互联网带给社区治理的影响，不全然是正向的。我们发现，许多社区“能人”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正不断陷入新的“困境”。
上海口罩预约第一天，南桥镇运河一居排队处，人头攒动 1月22日，奉贤区南桥镇阳光一居居民区书记张群英收到信息，社区内出现一名确诊新冠肺炎患者。而在此之前，因为有居民拍下了社区干部上门消毒的照片，并传到了朋友圈，很多人已经知道小区出现了疑似病例，甚至住在哪栋楼、哪个门牌号都一清二楚。 这无疑困扰着那些社区“能人”们：尽管既往积累了诸多治理经验，但面对网络化的舆论环境，许多挑战都是全新的。张群英在那几天收到了上百个电话，都是小区居民打来的，一来询问事情的真伪，二来了解社区采取了什么措施。张群英说，起初她感到“崩溃”，社区干部也是人，得知小区内有确诊病例，他们和居民一样感到“恐慌”。但眼下她必须收拾心情，想办法克服社区里不断蔓延的负面情绪。 张群英选择的方式是“面对”。她和班子成员开了一个短会后，把讨论结果同步告诉了物业公司和业委会：如果有居民打电话询问，就如实相告；同时每天在小区各区域进行消毒，让居民看到社区的作为；此外，第一时间关闭小区内所有公共场所，倒逼老百姓意识到问题的严峻，自觉在家不出门。 之后，居民的情绪却很快得到了稳定。“经过这次舆情应对，我们发现，公开、透明，是获得居民理解，保持和居民一致立场的最好方式。”张群英说，如果当初选择隐瞒，很可能会就此激化矛盾，一发不可收拾。“而且这也是对居民不负责任的做法。”
奉贤金海社区居委干部上门为居家隔离护消毒 互联网上的舆论场往往呈现传播快速化、信息多元化、情绪极端化、内容易留痕等特点。社区干部一旦有应对不当，不仅影响治理成效，很可能会引发社区内的对立情绪。 静安区共和新路街道黄蓓对此深有体会。嘉利明珠城，在被公布为“确诊病例活动场所”后，小区31个居民微信群几乎同时“炸开了锅”。街道介入帮助后，社区成立了黄蓓任组长的“嘉利明珠城疫情防控工作小组”，通过小区各个微信群发布了首个小区官方信息。此后，嘉利明珠城发布“每日通报”，回应居民疑问、小区防疫信息。 在保证信息公开的同时，黄蓓还做了一件事情，引导居民正确认识居家隔离这件事。“居家隔离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居家隔离人员为了邻居的健康在家中隔离，这是做贡献，大家要尊重他们。”随着越来越多的业主达成共识，嘉利明珠城的各个微信群里不仅时常关怀居家隔离户，业主还在线下自发组织了一支居民志愿者队伍，为居家隔离者买菜、送快递，让居委干部可以腾出精力做其他防控工作。
嘉利明珠城，1000斤爱心人士捐赠的蔬菜送给小区志愿者、高龄老人与居家隔离者，附上写着“祝健康”的字条 网络世界有时是“可怕”的。张群英说，线上的舆论环境中，再有能力的社区干部，也常常“如履薄冰”。“因为稍有言辞不慎、处理不当，你就可能被动站在老百姓的对立面上。”这无疑道出了互联网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新情境：不光是这次疫情，未来的社区干部可能随时随地要应对善变的外部世界和突如其来的舆情压力，学习设法成为社区“局域”空间的意见领袖，在网上网下同步发挥引领作用，已然成为社区“能人”的必修课。 【四】 找到“能人治理”与“现代治理”的最佳结合点 实际上，在许多有关社会治理的学术研究中，“能人治理”是作为“现代治理”的对立面出现的。似乎一个足够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中，就不能有“能人”的存在，或者说，要逐步“去能人化”。但面对此次疫情，我们应该看到，社区“能人”在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治理中，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近年村居班子的日益年轻化，不少新加入的村居干部，对辖区内村居民情况存在一定陌生感。而针对疫情临时调配至一线的一批志愿者，更是完全不熟悉社区情况。这就迫切需要社区“能人”给予一定的方法论和方向指引。于此同时，诸多疫情之下的特殊问题，也很难通过常规渠道解决，需要倚仗社区“能人”的个人威望、人脉、经验等，寻求快速解决方案。
奉贤区四团镇横桥村民兵持续扛在防疫一线
另一方面，上海这座城市的复杂性太强。像黄浦区龙泉居民区，辖区内全部是老旧小区与老式里弄小区，外来人口占一半，老年人口占一半，防疫期间，社区干部仍要保证至少一半精力放在社区服务上；长宁区荣华居民区，2平方公里内有42个自然小区、3万余常住居民，其中一半来自境外。社区干部必须下发中英日韩四种语言通知，且如何用词，既传达准确，又不引发焦虑恐慌，颇费斟酌。还有中心城区的老城厢，背街小巷四通八达，人钻进小巷可能找都找不到；没有物业的老旧小区，谁来守门、谁来保洁、谁来消毒，全都是难题……自上而下的一纸政令，如果不经过各个社区“能人”因地制宜地理解和转化，甚至无法实操。 而如何让“现代治理”与“能人治理”找到最佳的结合点，恰恰是我们需要透过这次疫情，进一步思考的。 奉贤区委书记庄木弟告诉记者，奉贤的做法是为基层构建制度保障，赋予没有“能人”的社区以标准化的治理能力，同时为社区“能人”搭建创新作为的舞台。“2月8日当天，我们一共出台8个相关《管理要求》，分别针对小区、农村、居委、复工企业、沿街商户、菜场商超、办公楼宇、建筑工地给出防疫管控规范。我们希望通过总结前期经验，制定标准化、规范化、系统化的防控规范，走一条系统化管理的现代化治理路径。” 而在金山区防疫指挥部，一个“冷班子”从防疫工作启动伊始就诞生了。金山区委书记胡卫国说，这个班子坚持“冷思考”，坚持动态作战思维，不间断滚动制订工作流程、工作规范、工作标准。2月7日晚，金山区防疫指挥部在全市率先发布一份关于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用18条“干货”清清爽爽、详详细细告诉人们，如何在关键的窗口期进一步做好防控，对个人、单位、社区等各方面都有切实可行的指导意义。此外，经过“冷班子”的冷思考，一系列更精细、更科学的防控措施从基层涌现上来，又被提炼推广到基层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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