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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船来航时代,这个中国人见证了日本国门的敞开

2020-03-23  air1605

提起日本打开国门对外开放,要从“黑船来航”谈起,而所谓“黑船”指的是美国舰队,日本是在美国的武力威吓下打开国门的。日本虽然在恫吓中开港,但是他们很感谢“黑船来航”,因为以此为契机日本走上了文明开化的道路,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日本打开国门的过程中,中国人功不可没。

佩里将与中国人

1853年(嘉永6年)7月8日,美国东印度洋舰队司令马休·卡尔佩斯·佩里将军率领的黑船(蒸汽船,由于船体涂上了防水黑漆又冒出黑烟,因此被日本人称为“黑船”)进入了日本的浦贺冲,佩里向日本方面提出与日本通商,美国船只可在日本补给等条件,这一事件震动日本朝野,后来被日本称之为“黑船来航”。

黑船的到来,使得日本上下一片恐慌。佩里称要向幕府递交美国总统的亲笔信。1853年(嘉永6年)7月14日,佩里一行在久里滨登陆,会见了浦贺奉行(地方官吏)户田氏荣和井户弘道。佩里向他们递交了美国总统菲尔莫尔的亲笔信等。幕府称因将军生病,请允许他们一年以后再给予答复。佩里说:好,那我们一年以后再来,遂率领舰队返回香港。

第二年的1854年1月,佩里再次来航,日本幕府在神奈川港的对岸武藏国久良岐郡横浜村设置了接待所,允许佩理上陆,直至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神奈川条约)。1858年,日本又先后和美国、英国、法国、俄国、荷兰五国签订了《修好通商条约》(安政五国条约),开放了横滨、长崎、新潟、箱馆、神户五港,并根据松代藩士佐久間象山、外国奉行岩瀬忠震的意见,避开连接东海道的神奈川宿和神奈川湊,在对岸的横滨村设置了开港场,横滨于1859年7月1日正式开港,从此横滨成为日本近代化的窗口以及海外物资、文化输入及日本物资、文化输出的窗口,外国船只从此经常出没于横滨。

佩里将军来到日本以后,发现那时日本几乎没有人能说英语、法语等,只有一些会荷兰话的人。18~19世纪日本为了掌握西方科学技术,曾经努力学习荷兰语文,当时他们把西方科学技术统称为“兰学”,兰学是一种通过与荷兰人交流而发展起来的学问。兰学让日本人在江户幕府锁国政策时期(约1639-1854年)得以了解西方的科技与医学等等。

佩里将军1853年来日时,和日方的交流是通过双方的荷兰语翻译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双重翻译,佩里的舰队中有英语-荷兰语翻译,美方的发言先由舰队的翻译翻译成荷兰语,再由日本方面懂荷兰语的翻译翻译成日语。当时佩里带来了一个叫波特曼(Portman)的荷兰语翻译(荷兰人),而日本幕府方面也叫来了一个叫掘达之助的荷兰语翻译。

佩里将军觉得这样交流太不方便,要想书写条约文书等就更困难了,经过两重翻译,真正要传达的意思不知道丢失多少。

佩里将军在第二次来日本前四处寻找会日语的人,找到了一名在香港和澳门做过传教士的威廉姆斯(Williams),但是威廉姆斯说:我是会点日语,但那是跟日本漂流民学的,他们不会读书写字,这点日语怎么能在国家交涉的场合使用呢?要是做中文翻译我还可以对付一下,但是书写条约什么的也还是很吃力。

他认识一个叫罗森的中国人,英文很棒,能书会写,具有很高的中国文化修养,日本有文化的人汉语水平很好,可以和中国人笔谈,因此他把罗森介绍给个佩里将军,于是罗森作为翻译官和书记官,与舰队一起来到了日本。

有关罗森的履历史书记载不详,只知道他是广东出身。到了日本之后,舰队中和日本人交往得最频繁、最亲切的就属罗森了。

佩里将军率领的舰队的水兵等在1854年2月25日登陆,罗森也经常和他们一起登陆。由于他能和日本人笔谈,而且书法和诗词都很棒,日本人就买来扇子让他在扇子上题诗挥毫,据说他在横滨期间,在日本人拿去的500多把扇子上即兴题诗挥毫,而在下田(位于现在的静冈县),一个月之间“所写其扇不下千余柄矣”。

和他交往过的有幕府官员、武士和上层农民等,人们相信罗森向日本人传达了大量有关西方世界的信息,对于闭关锁国的日本了解西方世界,最后毅然决定开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相信在书写美日的各种条约中他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短短的时间里,罗森很快成立佩里舰队中最出名的人。著名长州藩武士,被奉为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及理论奠基者吉田松阴,1854年3月8日凌晨2时许,从伊豆半岛南端下田附近的柿崎村(今静冈县下田市)岸边乘小船,向停泊在下田对面海面的美国舰队前进,他在舰船上见到了威廉姆斯,用笔谈告诉威廉姆斯希望他及同伴随舰前去美国,以汲取西学,并要求见罗森。他是否见到了罗森不得而知,而佩里将军当时刚于3月3日在横滨与德川幕府签订《日美和亲条约》,不想牵涉协助日人偷渡出国而引起外交纠纷,故对二人的要求婉拒,但承诺替二人保守秘密,其后将二人送回岸上。但事后二人仍选择立刻向幕府驻下田的奉行自首。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罗森当时在日本名声很大。

当时有许多幕府官吏和罗森结下深厚的友谊,当时负责江户湾警备的浦贺奉行所的与力(行政官员)合原猪三郎在下田与罗森离别之际,向罗森赠送了送别诗:“树外雨声莺语流,声声啼送旅人舟。不知黄帽金衣客,得解转蓬飘泊愁。”

也有的日本人对罗森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很看不惯。当时有一位幕府官吏叫明笃,他写了一张纸条递给罗森,那上面写着:“中国之士,何归鴃舌之门?孟子所谓下乔木而入幽谷者非欤?”

意思就是说:“中国之士罗森,为什么学这样鸟语般的外国话,这就像孟子所说的那样,下乔木而下幽谷,简直就是一种堕落!”罗森写了一首七律诗回答他,最后两句是:“乘风破浪平生愿,万里遥遥若比邻。”可见当时日本人还远不如中国人开放。

罗森回国后,在香港的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日本日记》,记录了在日本的见闻,罗森的上司威廉姆斯在自己的著作《佩里日本远征随行录》中,也记载了罗森在日本的活动。

日本与西方的掮客

日本开港后,各国商船纷纷来航,贩卖各种各样物品的商人逐渐集中到横滨,这些商人主要都是和外国人进行贸易往来,后来人们称他们为“横滨商人”。在这些贸易商当中,特别活跃的当属贩卖生丝的商人们。这些商人将在长野县、群马县、山梨县制造的生丝运到横滨,在这里和外国人进行贸易往来,将其贩卖到海外。

中国人几乎是在横滨开港后马上就来到日本的,他们多是陪西洋人一起来日本的买办。这是为什么呢?这与中国和日本不同的历史及开港要比日本早17年有关。

中国广州早在明代就有进行对外贸易等的“十三行”,清朝沿用明朝之习惯称呼广州对外贸易特区内的牙行商人(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商人)为“十三行”,也称为“十三洋行”,而所谓“洋行”,除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华商外,还包括外国人在中国设立的贸易机构,但是当时洋行在广州的贸易,都通过“十三行”的华商代行。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批准外商在粤海关(广州)、闽海关(厦门福州)、浙海关(宁波)、江海关(松江)四个口岸经商,但是海外商人只能投居洋行商人的行栈来解决食宿问题,于是,广州的洋行商人纷纷在广州城西的珠江边被称为“十三行”的地方建房组屋,供外国商人居停贸易。“十三行”是广州具有经营进出口贸易特权的商家的统称,并不反映确切的洋行数目。“十三行”一带开展对外贸易的商家最多,于是人们有时把“十三行”地名与“洋行”混在一起,称之为“十三洋行”。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下令锁国,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不得在中国其他地方经商。广州的洋行集中在离珠江不远的十三行街。当时,在广州立洋行的包括花旗国(美国)、红毛国(英国)、双鹰国(奥地利帝国)、单鹰国(普鲁士)、黄旗国(丹麦)、法兰西、瑞典、葡萄牙等国商人。在华商与外商的洋行中工作的中国人由于长期与外国人交往,产生了许多外语人才。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各国列强纷纷进入中国。1842年,英国和清王朝签订了《南京条约》,逼清王朝割让香港成为英国租界,开放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岸,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其家属自由居住,其后续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1843年7月22日)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1843年10月8日)。条约签订后,大批英国商人来到中国,雇用大批中国人买办,也使许多精通英语的买办应运而生。在英国之后,美国、法国也订立条约取得同样的权利,即《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

五口通商以前,清朝政府只在广州一地允许有限的一口通商,五口通商以后,五大商埠则成为中国由清末到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和外国进行贸易的主要港口,而且也成了几个中国最繁荣的城市。大量的商贸往来使五大商埠非常繁盛,与内陆以农立国重视农业的城市在经济上拉开很大的差距。

买办是指在清代五口通商地区被西方公民雇用并且参与其主要经营活动的中国人,清代买办分为洋行买办、外商银行买办、轮船公司买办等,这些被外商雇用的商人通常外语能力强,一方面可作为欧美商人与中国商人的翻译,也可处理欧美国家商界与中国政府之双向沟通。除此,这类型商人还有许多人自营商铺。

如当时著名的买办杨坊(1810-1865),浙江鄞县人,早年在宁波当绸布店店员,后入教会学校习英语,1843年到上海从商,初于上海最大的洋行—— 英国怡和洋行做买办,因为英文造诣深湛,也教授上海地区清朝官吏英语。

而日本江户时代实行了200多年的锁国政策,大约从1639年(宽永16年)的禁止南蛮(葡萄牙)船进港,一直到到1854年(嘉永7年)《日美和亲条约》缔结期间一直闭关自守。发生正式外交关系只有朝鲜王朝、琉球王国,和中国的明清两朝及荷兰的交往只限定在通商关系上,因此通晓英法等西方语言的人才几乎没有。

在日本开港的当时,很多西方国家的远东商业基地在中国,因此很多外国商人来日本时几乎都有中国买办伴随,他们的一个基本工作就是在西方人和日本人做买卖时,做中介与翻译。

当时的日本人不熟悉英镑等西方货币与日本的金币、银两的换算关系,也不知道斤两等重量单位与西方的“磅”怎样换算,更看不懂西洋人带来的台秤等度量衡器具,而中国买办不仅通晓日本的生丝、茶等商品知识,而且通晓西方语言,并能和日本人笔谈,因此他们成了日本开国时日本人和西洋人之间不可或缺的中介。

当时有个日本商人叫芝屋清五郎,可谓日本生丝出口批发商之祖。他在1859年7月,和来日做生丝生意的英国商人伊索利克做进出口生意,向伊索利克卖出了大批甲州岛田生丝。据说这是横滨商人和外国商人做成的第一笔生丝交易,而在芝屋清五郎的这笔买卖中担任翻译和斡旋工作的,是中国人阿忠。芝屋清五郎不仅在制丝农家和外国出口商之间做中介,而且还向制丝农家提供贷款。另外,1860年,美国商人拉菲耶鲁?肖亚(Raphael Schoyer)来日时也带着一名中国买办阿雷,在横滨开港不久就在横滨开设支店的Dodwell商会(当时的Adamson商会)的买办阿奎和他的部下中也有好几个中国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他们不仅参与商贸活动中,而且也参与到了日本人和西洋人之间的政治事件之中。

1862年9月14日,日本神奈川县生麦村发生了武士攻击外国人的“生麦事件”,该事件导致7艘英国军舰炮轰鹿儿岛,史称“萨英战争”。

1862年9月14日,4名英国人在生麦村(现横滨市鹤见区)的东海道上骑马行走,他们遇到了向幕府传达朝廷旨意后,护送朝廷敕使大原重德返回京都的萨摩藩藩主岛津茂久的父亲岛津久光和他所率领的40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的队伍站满了整条道路。英国人乘马在队伍中渐渐接近岛津久光的轿子,但是他们仍然没有下马。日方认为英国人不下马且搅乱了队伍,很无礼,藩士用刀砍死一人,2人受伤。

英国为此极其愤怒,要求幕府、萨摩藩惩处凶犯和支付赔偿费。幕府支付了赔偿费10万英镑,但当时正是攘夷运动兴盛之际,肇事者萨摩藩拒绝英国的要求。英国为了报复,翌年派舰队炮击鹿儿岛,引起“萨英战争。1863年7月2日,“萨英战争”爆发,该年10月5日,英国和萨摩藩在横滨的英国公使馆讲和成立,萨摩藩向英国支付6万300两金币。当时在日本流通的金币被称为“小判”,为金银合金,“一两”约合37.5克。

1864年2月20日的英国周刊《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登载了描绘萨摩藩向英国支付金币的现场的图画,在这幅图画中,画着两名穿清朝时服装的中国人,他们是金银鉴定师,正在鉴定萨摩藩所支付的金币的真伪。

在开港当时,在外国人中的中国人所占的比例也一直很高。日本在与欧美各国签订条约开港后,在横滨设置了外国人居留地,来日的外国人都居住在这一地区,这一地区一直到1899年才取消,从那以后外国人被允许生活在日本的一般社区。在外国人居留地存在的40年里,中国人所占比例最少是在1894年,为41.8%;最高为1883年,为72.4%。

先进技术之先行者

在横滨开设外国人居留地以后,外国人带来许多与外国人的衣食住行等相关的各个领域的西洋物品和技术。如西方式建筑、油漆涂饰、西洋家具、钢琴、英文报纸、西服、柠檬茶等,但是最初将这些技术传授给日本人的,其实是中国人。

随着外国人居留地建设的进展,建设外国商馆的需求日益增多,而日本在幕府末期,没有懂得西洋建筑技术的木匠、瓦工、涂装工等,因此活跃在外国商馆建筑现场的,都是从香港和上海等地来日的中国人木匠、油漆工、瓦匠、焊接工等手艺人。他们已经在香港和上海积累了丰富的从事西洋近代建筑的经验。

他们在参加西洋商馆建设以后,有许多人在日本开始独立从事这方面的商业活动,成立工务店等。

如当时广东省顺德县出身的中国人招清相创立了涂饰店“相记”,雇用了几百人手艺人,据说他是在上海学习了涂饰的技术,在19世纪60年代末期来到了横滨。他在横滨山手外国人居留地的山脚下开店,事业不断扩大,参与了日本邮船的船舶和西洋式建筑的涂装工作等。船舶涂装需要众多的手艺人,在相记里也雇用了许多日本人。由于相记顺利扩大事业积蓄资本,也开始从事房地产业,招清相在中华街(当时称为“南京街)”有许多不动产。

日本的洋服裁缝业也是中国人兴起的。

开港以后,很多中国人从上海到横滨来,而裁缝是具有代表性的职业,包括男装裁缝和女装裁缝。

到日本来的中国人裁缝,大部分是宁波出身,宁波离上海陆路约400公里,是一座港湾城市,也是开港城市之一。宁波人把洋服裁缝业者称为“红”,因为是为“红毛人”做衣服的业者集团。

宁波当时是浙江省的繁华城市,服饰业也非常繁盛。鸦片战争以后,与上海一起对外开港并设立租界,外国人开始居住。于是那里洋服裁缝业“红”也应运而生,因为技术很高,宁波的洋服裁缝也活跃在上海。

而日本开港后,虽然有许多外国人来横滨生活,但是当时的日本人并没有掌握制作洋服的技术,这种需求促使中国洋服裁缝来到日本。

据最早来日本的是浙江宁波鄞县青年裁缝张尚义,他是在清嘉庆年间来日本的,凭借这一手艺和低廉的价格,在横滨开拓出一片新天地。张尚义获得成功后,追随张尚义到达日本的不少鄞县和奉化人都掌握了西服的缝制技术,并在上海形成了一个依靠缝制西装谋生的裁缝群体,日后称为“红帮裁缝”。

从日本明治时代到昭和时代前期,在横滨及东京的张氏家族的洋服裁缝店非常兴隆,有同义昌(张有舜经营,1901年创业)、永兴昌(张有保经营,1905年创业)、公兴昌(张有福经营,创业年1910)、东昌号(张方标经营,1912年创业)、兴昌号(张广福经营)、永兴隆(张有宪经营)、同义和(张师月经营)等,张家的洋服裁缝手艺一直传承至今。

力最炽的外商

横滨开港以后,中国商人一度成为横滨最大的外商势力。据1893年的《横滨贸易捷径》,当时在横滨的外国馆中被称为“清商”的中国人商业设施约有70家,为外国商家之首,其次是英商,约60家,美商为33家。按照种类来分,“清商”中有贸易商34家、洋服裁缝6家、金融、保险业8家、印刷装订业4家、籐椅製造业3家、涂装业3家、料理店4家、理发店1家、医院1家、药铺3家、学校两家、食品零售1家(见《横滨贸易捷径》,“居留地外国各馆”章,伊藤辰治郎著,横滨贸易报社,明治26年11月出版) 。

在19世纪90年代初叶,横滨华侨的经济实力实现了显著的飞跃,他们改修中华会馆、扩建关帝庙、修復中华义庄等,显示了华侨经济繁荣的景象。

19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在帮助日本打开长期锁国的大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带来了新鲜的西方社会与文化的信息,成为了西方人与日本人交流的不可或缺的桥梁,向日本人传授了崭新的西方的生活方式、先进的技术,并形成了促进西方文化与生活方式深入日本社会的实业集团,他们在日本文明开化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责任编辑:安梁_NN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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