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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Ferry de Goey博士 鹿特丹 伊拉斯谟大学 历史与艺术系 1641到1858年，日本一直在执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这起源于日本的实际军事统治者---幕府将军的颁布一系列法令：禁止日本人到国外或者在没得到幕府许可的情况下从事贸易。外国人进入日本也同样是被禁止的。在1641年以后，只有荷兰1609年就进入日本的东印度公司（VOC），获准在日本停留和贸易。荷兰在日本的这种特殊地位一直持续到1858年，日本与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条约，被迫打开国门为止。这些条约中规定日本必须开放一定数量的口岸和城市。直到1898年这些条约被重新修订，日本的贸易一直集中在这些开放口岸。在本文中，我们将研究为什么日本放弃了锁国和荷兰在这些开放口岸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随后进一步，看看1859年到1868年之间，贸易是如何发展的？为什么西方人来到日本？他们从哪些国家而来？他们又是如何应对与日本的接触？对日本，反之亦然。1600年4月，一艘荷兰航船“爱”号搁浅在九州岛海岸。“爱”号是1598年和其他四艘船一道离开鹿特丹的，这次远航的组织者是两个被流放的佛兰蒙斯商人：Pieter van derHaagen和Johan van der Veeken。1609年，荷兰人从幕府将军德川家康(1542-1616)手里得到了贸易许可，开始定居在平户。这种直接和日本商人进行的贸易很大程度上会避免政府的干涉。其他欧洲国家的商人也曾一度在日本活跃，但到了1639年，均已离开日本（1623年 英国人）或被强制离开（1624 西班牙人 1639 葡萄牙人）。1641年，幕府要求荷兰人拆除在平户的商栈，搬到长崎。在长崎，荷兰商人居住在一个扇形人工岛，被称为出岛（Deshima）。岛上只有两条小街道，一些棚户和房子，5分钟就可以绕岛走一圈。这个小岛是荷兰人从日本政府手里租的，1858年之前，荷兰人一直在这个小岛上与日本进行贸易。岛上一般有10~12个职员，医生和负责人（首席商人），他们没有特殊许可均不得离开出岛，在夜间，连接出岛与长崎门会上锁，钥匙掌握在日本当地官员手中。最初是一年一次，后来改为四年一次，首席商人前往江户，和将军互赠礼品并交换世界上的有价值信息。为了维持在日本的贸易特权，荷兰人接受了更加屈辱的对待。早在163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向在日本工作的职员发出命令，要适应当地文化并尽可能表现得像个日本人，这表示他们必须谦虚、顺从。这种恭顺的态度可能有利于荷兰在日本的贸易，却降低了荷兰在日本的地位。日本在1868年之前一直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商人在这个社会体系中是地位最低的人群之一。这使得当国际压力使日本放弃孤立锁国政策时，荷兰的做法反而助长了其孤立趋势。日本和荷兰的关系始终是简单的贸易，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有些时候，日本的官员们会想起那些荷兰人---那群地位卑微的商人。除了荷兰人，还有另外一群商人在长崎贸易，他们来自中国，有时数量会超过5000。他们也被安置在小岛：唐人区（tojin yahiki）。日本所有的对外贸易都集中在长崎，幕府牢牢地控制着贸易，获得对他们有价值的产品。1698年之后，这些交易都在长崎卡绍伊或者交易所里处理。荷兰的贸易包括两部分：公司贸易（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交易对象是将军革藩）和东印度公司的商人的私人贸易（尽管私人贸易是被官方禁止的，但在东南亚地区的各个贸易站，这种行为被默许了）。最早，在日本的贸易让东印度公司获利颇丰，但随后日本开始限制出口高价商品，包括金、银和丝绸，利润骤减。从1715年开始，每年只有2艘荷兰商船被准许入境（长崎），1790年，这个数字被限制到1艘。在最后的几十年里，交易品只有铜。179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清偿债务，荷兰政府接管了其全部的资产和负债，出岛的贸易站也在其中。私营贸易被荷兰政府承包给了在荷属东印度和荷兰本土的商人。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对日贸易一直处于一种亏损状态，荷兰本应该撤离日本，这种提议也被讨论过几次，但最终决定留下来——“为了贸易的利益”。日本人将荷兰人视为有价值商品，知识和信息的源泉，是荷兰人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去了解西方世界。1785到1860年之间，日本从荷兰获得了约10000本科学书籍。John McMaster认为日本人一直把荷兰视作他们的“情报机构”。直到1800年左右，荷兰在日本贸易的垄断地位实质上从未受到挑战。但是，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活动在日本海岸的附近的外国船只开始稳步增长。大多数情况是偏离了中国航线的商船或者追踪着鲸鱼的捕鲸船，夹杂在这之中，载着外交官的海军船只开始增多。这些带有军事和外交船只大多来自俄国，绝大部分没有完成他们的使命。在1795到1814年之间，荷兰沦为拿破仑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英国人曾几次尝试打破荷兰人在出岛的垄断地位，均以失败告终。因为在日本海岸活动的外国船只越来越多，幕府将军于1825年颁布了新的法令。命令各地大名，领主，一旦在沿海发现这种船只，立即攻击，同时下令更新武备，整顿海防。但由于财政紧张，这些政策并没有得到全力执行。在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之后，将军因为害怕招致西方列强攻击而放宽了这些禁令。被冲上日本海岸的外国遇难者得到了更好的待遇，并被送往出岛，搭乘下一班荷兰商船离开。荷兰愈发担心在日本的特殊地位。国王威廉二世（1792-1849，1840-1849在位）决定给“他的朋友”---日本国王（幕府将军）写一封信。这封信和其他礼物于1844年秋抵达长崎。威廉二世信中指出西方文明的变革（包括蒸汽船技术）已经使得日本的闭关锁国不再可行。他愿意帮助日本融入新的世界秩序，作为交换，荷兰将获得更好的贸易待遇。幕府将军的回应很明白---日本将维持继续原有政策。还明确指出，日本和荷兰并没有外交关系。日本礼貌而坚定地要求威廉二世，以后再也不要发出这种冒犯将军的信件。1845年，更加庞大的英国海军舰队出现在日本，对南日本沿海和长崎港进行调查，令江户的幕府大为恐慌。当然，这时的英国正致力于与中国利润丰厚的瓷器，盘片贸易，无暇顾及日本。1852年，俄国以把漂流到俄国海岸的日本船员遣送回国的名义，再次尝试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其他国家，包括法国，美国，也曾采取此类策略，但日本一概予以拒绝。让日本和平开国的方法已经用尽，均劳而无功，接下来，采用更加暴力的策略已是在所难免。美国商人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在从中国进口茶叶、丝绸和瓷器，同时向中国出口棉花。这种贸易日益变得重要，可能使他们对中国的近邻---日本产生兴趣。拿破仑时期，荷兰处于法国的控制之下，阻碍了布达维亚向长崎派出商船，荷兰政府只得求助于美国、丹麦和勃兰登堡的船只。这些被租用的船只悬挂着荷兰的旗帜，并被告知了荷兰与日本之间约定的旗语。得益于此，美国船长才能在未受到任何攻击的进入这片水域。美国1848年在吞并加利福尼亚州之后，对日本的兴趣更加浓厚。同年的淘金潮使得美国西部人口迅速增长。这使得横跨太平洋的贸易成为可能。蒸汽船需要足够的支援港口来补充煤，而日本恰好位于旧金山---上海航线之上。当然，除了这些经济动机之外，还有其他重要的因素。美国认为日本是一个未开化的国家，因为其缺少民主，自由和现代工业，基督教不为所知。而美国有义务去改变这一切（基督教“神圣使命”的观点）。佩里舰队的传教士兼翻译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曾说过：“我坚信，东亚这些国家的闭关锁国政策不符合上帝的仁慈，他们的政府必须因对力量的恐惧而改变。”这种美国对待非西方文明的帝国主义态度，可以和许多想把“商业、文明、基督教”带给全世界西欧国家相提并论，想把一切置于此种秩序之下。 报纸上刊登的故事，有真有假，日本对于遇难船员的虐待激怒了美国公众。1849年，美国纽约对外机构的主管Aaron H.Palmer，在一本很有影响力的杂志上发表了一份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书。Palmer强烈抨击了荷兰不断对日本妥协以维持其贸易垄断的做法。“荷兰定居者在超过200年内，在所有场合，对于日本政府做出的种种有辱人格的行为和奴性媚态，只为维护他们在出岛那微不足道的贸易，大大助长了日本当局对于西方国家深层次的蔑视。”1852年初，美国政府命令佩里出航日本以达成协议，使得日本向更广阔的世界开放。佩里开始对这项任命并不热心，而更想接受一项去地中海的任务，但他随后改了主意，认识到了这是一个可以使他自己和美国扬名的历史性机遇。美国总统Millard Fillmore(1800-1874,1850-1853在职)写给日本将军的信非常礼貌，开头用了崇高的称谓“伟大的好朋友”。国务卿所写的信的附件中指示佩里，当所有手段失效时，要保持强硬态度。由于国务卿的缺席，佩里自己写了这封信的大部分内容，因而有机会给自己提供了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补充：美国总统在给幕府将军的国书中，郑重地表示只寻求日美两国友好通商和煤炭食料的攻击以及对美国漂流者的保护，绝无干涉日本内政和宗教之意。与此同时，佩里所提交的书函中的态度却显得格外生硬，声称如他在明年春天率大舰队抵达江户之前作出回答还为时不晚，但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美国将不惜斥诸无力。---《日本近代史》安冈昭男著】作为准备，佩里阅读了与日本相关的书籍和文章。能找到的书籍，大约有40本，是从前的商人和殖民地工作过的VOC和荷兰政府雇员所写，绝大部分是用荷兰语或者德语。因此，佩里向东海岸港口（比如纽约港）内的海员打听情报，得出结论：“从以往的经验来看，除非借助强大的力量展示，否则对那群人（日本人）的争论和劝说无疑会是完全徒劳的。”一只由新型蒸汽船组成的舰队将提供所必需的武力展示，但海军部拒绝了他的请求，只批准他率领两艘蒸汽船和两艘帆船。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佩里决定直接去日本权力的中心：东京湾。尽管日本政府要求他驶往长崎，但他拒绝了，因为他担心会受到荷兰一样的待遇。他认定荷兰为了保持在日本的贸易垄断地位，将会尽一切力量阻挠他这次任务。像当时许多西方人一样，他想错了。 荷兰对于佩里出航表现得非常积极，通过领事机构密切关注其进展情况。为了使佩里完成任务，美国请求荷兰帮助提供图表，但荷兰表示从未被允许绘制日本海岸的地图。美国只得从荷兰制图者那里定制了一些日本旧地图的副本。荷兰政府担心美国和日本之间爆发的军事冲突会影响到荷兰在日本的地位。日本会要求荷兰在军事上的援助吗？荷兰应该满足其要求吗？荷兰不仅将佩里远征的计划通告了日本，同时再次劝说日本放弃闭关锁国政策。新任的出岛负责人Mr. J.H. Donker Curtius (1813-1879, 1852-1860在职)，告知日本如果能接受荷兰的一个提议，荷兰将帮助日本避免与美国的军事冲突。这个在当时处于机密状态的提议，实际上是一份由F. Von Siebold 博士(1796-1866)起草的新贸易协定。贸易的主导权将仍在幕府手中，地点依然局限在长崎，但日本要开放其他港口用于加煤和船只维修。草案更进一步建议了宗教自由和治外法权的内容，并保证如果遇到冲突，荷兰将会协助日本。日本方面最初拒绝接受荷兰的信件。最后表示如果荷兰不要求得到答复的话，可以将信件呈递将军。日本对能够避免和美国冲突的方法非常感兴趣，逼迫Donker Curtius透漏了提议的内容。得知提议内容后，日本立刻拒绝了。有趣的是，后来日本和西方各国签署的协议内容和这份提案非常相似，包括开放三个港口。在抵达东京湾之前，佩里舰队于1853年5月26日访问了琉球群岛的那霸港。这次访问实际上是后来江户湾行动的彩排。大概佩里认为间谍将会将他的行动报告给幕府，他期望这将会给他的远征带来益处。1853年6月8日，分遣舰队进入江户湾，在第一次见到这样近代化武装的海军舰队的当地居民中引起严重不安。佩里本人呆在船舱中，明确表示不和级别低于自己的日本官员协商任何问题，只派出属下和与之接触，更加重了日本方面的紧张感。日本似乎并不了解美国海军准将对应的级别，只是简单提升当地官员的级别来和佩里打交道。从军事角度看，这支分遣队对日本构不成威胁。沿岸的炮台可以在佩里的舰队大炮准备完毕之前，轻易地摧毁其木制的船体。根据John Black所述，佩里无视所有国际外交准则，未经日本允许擅自闯入日本水域，践踏了日本的主权。Black正当地质问美国政府意欲何为？日本船只擅闯过美国领海吗？更为尖锐的批评来自他的翻译S. Wells Williams否认回忆录：“佩里为了提升他个人的名声建立功勋而毫顾及权力、一致性和他的国家，这使得是否符合他的野心成为了对日本行动的唯一评判标准。”当地官员声称东京湾是对外封闭的，一再要求佩里驶往长崎。佩里早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况，予以断然拒绝。经过三天通过荷兰语完成的谈判，双方就何时何地递交美国国书达成了一致。7月14日，久里滨（江户湾内的浦贺附近）临时搭建的接待厅，见证了这一历史上的重大时刻。双方互不信任。佩里的舰队驶近岸边，大炮上膛。日本在地板下藏了10个全副武装的武士，一旦接到暗号就现身攻击。这次接待最终顺利进行，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件。佩里表明数月之后将率领一支更大的舰队来航，因此日本最好接受美国提出的要求。回到上海，佩里碰到了俄国和法国的舰队指挥官，得知了他们将要航行日本的计划。这令佩里很是恼火。9月26日，他通知华盛顿：“我间接了解到法国正打算向日本派出一支武装力量，我现在无法确定其真伪，如若为真，法国人在此时的干涉将是对我国非常不公平的。”佩里缩短了在上海的停留时间，于1854年初返回了日本。他无疑想作为第一个和日本签订条约的人而留名历史。佩里要求日本迅速作出答复，但关于如何对待这些“野蛮人”，日本方面意见分歧很大。毕竟，外交政策已经200余年没有被给予优先考虑了。当被将军问起时，大名们给出了相矛盾的意见，尽管大多数同意一种“牵制政策”---暂时答应贸易，但不让允许外国人进入日本。1853年11月，Donker Curtius和当地官员在长崎会面讨论日本如何答复美国的要求。Donker Curtius建议日本遵从美国的愿望，开放两个港口供加煤船舶维修和补给之用。日本对于美国的蒸汽船印象深刻，询问荷兰能否提供相似的军事船只供防御之用。日本的要求，尽管可以理解，但将大大增加荷兰卷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因而引起了海牙和巴达维亚之间长时间的讨论。1854年2月12日，佩里回到日本。分遣队火力得到加强，由3艘蒸汽船，4艘帆船和2艘补给船组成。谈判持续到了3月31日，日美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神奈川条约》）。条约规定，两个港口---下田和箱馆---将马上向美国开放；长崎仍然对美国保持关闭；外国遇难船员将得到尊重和良好对待。条约更进一步提出互派领事，并包括最惠国待遇条款（第9条）。1854年10月，Donker Curtius接到了日本当局的信函，其中解释了日本的“外交政策”，包括与佩里签订的条约：日本将会一直视荷兰为“最值得信赖的国家”，同时被允许使用下田和箱馆而无需斥诸“炮舰外交”。佩里回到美国后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和大量的奖赏。国会同时批准了远征报告官方发行的基金。在报告的第二、三卷出版后不久的1858年3月4日，佩里死于纽约。佩里所缔结的《日美亲善条约》象征意义远大于其实际意义，毫无疑问没有达成贸易协定。条约签订之前，美国商人已经开始来到日本。1855年2月，快速帆船”皮尔斯小姐“号抵达江户。一个月后，纵帆船“卡罗林”号抵达下田。商人们被告知不能滞留日本---因为条约规定如此。在荷兰，政府仍在讨论日本一艘新型蒸汽战舰的请求。一艘新船将花费数月建造，决定和一项电磁电报技术一起提供给日本。设备由Gerhardus Fabius舰长(1801-1888)率领的蒸汽明轮军舰森宾号（Soembing，长约52.7m,宽约9m，150马力，700吨，6门炮）送达日本。1854年8月22日，森宾号抵达长崎，立刻引起了日本当局的巨大兴趣。不仅仅因为这是一艘全副武装的新型战舰，也可能是因为Gerhardus Fabius的军人身份，在日本，军人的地位远远高于Donker Curtius之流的商人。舰长Fabius中校受主管幕府外交的“长崎奉行”（幕府官职）之聘，在长崎停泊三个月，在船上对幕府和各藩选拔出来的武士子弟讲授西洋海军和蒸汽技术的基础知识。教学以课堂传授为主，辅以军舰驾驶、射击训练、机器操作、出海航行等实习。 1854年3月，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促使了日本开国。大不列颠和法国支持土耳其人对抗俄国。战争的一个影响就是船只进出日本港口，包括英、俄、法国的船只。作为结果，日本和这些国家缔结了类似《日美亲善条约》的条约。荷兰认定日本会和其他西方国家协商条约，但会将荷兰排除在外。在海牙，国会议员要求政府对日本采取坚定立场。他们讨论了其他措施，包括离开日本和放弃在日本的垄断权力。荷兰政府决定赠送一艘蒸汽船给日本来交换新约。最后这艘船决定是森宾号，因为它已经给日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同时决定将原来的出岛VOC负责人的称谓从opperhoofd（首席商人）换成了Nederlandsch Kommissaris in Japan（荷兰驻日本理事）。Donker Curtius获得允许定制一身装饰华丽考究的制服以给日本留下深刻印象。1855年7月21日，Fabius舰长率森宾号二度抵达长崎。操练，游览和教育后给日本留下一个好印象，最终换来一纸新约。11月9日，日荷签订了“暂行条约”，内容包括：出岛的所有权转移到荷兰；出岛通向长崎大门的钥匙由荷兰理事掌管；荷兰人可以不受阻拦的离开出岛前往长崎，搜身检查被中止。这一“暂行条约”，实际上从未被认可，因为马上就被1856年1月30日签订的贸易协定所取代了，后来又增加了“增订条款”（1857年10月16日）。日本相信和荷兰在1856年订立的条约将会成为和俄国，大不列颠，美国类似条约的模板。宾森号移交后改名观光丸，荷兰帮助在长崎建立一所海军学校。同时在长崎附近的Akunoura，建立了小型造船厂和机械车间，由H. Hardes负责。这些后来成为了三菱造船的一部分。【补充：1855年，森宾号以荷兰国王威廉三世的名义赠送给幕府，改名为观光丸，成为日本的第一艘蒸汽机军舰。幕府以观光丸为教练舰，在长崎设立了海军讲习所，先后聘请荷兰教官Pels Rijken、Huijssen Kattendijke等人讲授西洋海军战法、炮术，以及航海、造船、算术、机械、筑城、测量、天文、地理和历史等知识。幕府指派永井尚志为讲习所总监，此时已经赫赫有名的胜海舟为助理。参加讲习所的学生有三期，231人，包括榎本武扬（后成为幕府海军副总裁）、赤松则良（后成为明治时期造船专家）等幕臣，以及萨摩、肥前等藩选拔出来的藩士。1859年，长崎海军讲习所因财政理由解散。】 日本从荷兰定制的3桅帆蒸汽船1857年秋（8月4日）抵达日本，被命名咸临丸。1860年咸临丸成为第一艘驶达旧金山的日本船，而且船员绝大多数是日本人。六 、Townsend Harris和1858年美国新约国际政治的走向对于日本本国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已经看到俄、英、法国军舰进出日本，并签订条约。英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在中国的军事行动大大增加了日本结束锁国的压力。英法要求中国开放更多贸易口岸，同时允许外国人（包括军人和商人）在中国自由行动。这使得幕府惊恐万分，竭尽全力避免这种情况在日本身上发生。1856年8月21日，美国第一任驻日本总领事Townsend Harris (1804-1878)抵达下田。和他同行的有Henry Heusken，真名是 Hendricus Conradus Joannes Heusken (1832-1861)，生于阿姆斯特丹，1853年移民美国。他们的到来完全出乎幕府的意料，因为按照他们对于条约的理解，没有提供单方面的派驻领事权。Heusken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结果是，日本希望总领事先行回国，1到2年后再回来，总领事回答说绝无可能，因为他要遵照执行政府的命令。”经过长期协商，一行人终于被允许进入日本，被安置在距离下田约8公里的玉泉寺内。按照Heusken，寺庙就是一个囚禁他们的所在，使他们无法和普通日本民众建立联系。两个美国人被隔绝了很长时间，尽管偶尔有一艘美国商船或从长崎来的荷兰军舰。他们多次和当地官员接触，因为Harris想尽快获得幕府的接见，但官员们告知他们那是不可能的。Harris拒绝了1856年荷兰的条约，要求签订一个更加深入的自由贸易条约。接下来的几个月，Harris和Donker Curtius同时向日本当局施压，要求尽快签订新约。他们向幕府表示，英法已经结束了在中国的军事行动，强大的海军力量马上就要投入日本，谋求外交和贸易突破。结果就是促成了《下田公约》（1857年6月17日），同时约定1858年签订一个完全贸易协定。荷兰在1857年10月16日成功追加了补充条款40条。协定取消了对于私人贸易的大部分限制，包括准许进港的船只数，货物数和商人数量。荷兰公民甚至获准携带妻子和儿女前往日本。荷兰在事实上获得了在日本长期进行无限制贸易的权利，虽然这些限制在字面上依然存在。类似的协定在1857年11月与俄国签订。既然私人贸易已经放开，荷兰船只就能够驶往长崎了。第一艘在新规定下驶入长崎的荷兰商船是纵帆船科妮莉亚.亨得利卡号，时间就在1857年补充协定成立后不久。1857年12月，Harris和Heusken终于得以在江户觐见将军。1858年春，他们在江户与Donker Curtius进行了交流，后者在5月13日也受到了接见。尽管长崎当地官员强烈反对，但Donker Curtius仍然坚持以荷兰驻日本理事的身份觐见将军。他的陆路行程由出岛行政文员Dirk Graeff van Polsbroek陪同。经过一番长谈，Donker Curtius和日本方面于7月7日达成一致，稍晚签约。一周后，两人离开江户，返回出岛。在觐见将军的过程中，Harris指出世界正在发生巨变，新的强国正在崛起。如果日本执意闭关锁国，那他的国家将一定会诉诸武力。“我国政府希望和日本保持和其他国家一样的交流，也做好了与日本开战的准备。(...)如果两国开战，无疑日本遭受的损失会比美国巨大得多。(...)美国总统认为，如果日本和美国签订合约，其他国家也会相继和日本签约，日本将会因此而变得安全。美国想签订的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让日本不失体面，避免战争，保持和平的条约。这个条约将作为一个成功的模版，将日本从一场对抗英国而导致的可耻战败中拯救出来。”Harris提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敦促日本，最终在1858年7月29日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这个条约规定日本将按照一个固定的时间表开放一些港口：1858年7月1日开放长崎和横滨（后改为下田）；1860年1月1日新潟；1863年1月1日神户。两座城市开放贸易：1862年1月1日江户；1863年1月1日大阪。美国人可以在港口居住，但贸易只能局限在两座城市。商人不允许在日本自由穿行。外交官驻扎江户并可自由穿行。附属协议规定了贸易和定额税项。Harris订立的条约确实对1858年的条约（安政条约）起到了模板作用：荷兰（8月18日）、俄国（8月19日）、大不列颠（8月28日）、法国（10月10日）。其后陆续有普鲁士、比利时、瑞士、葡萄牙。这一系列条约向日本打开了国际贸易之门。接下来几个月里，日本政治紧张气氛加剧。这些条约必须得到在京都的天皇的认可。但将军拒绝这样做。这引起了地方大名和幕府的对立。将军德川家定无子继嗣加剧了骚乱，井伊直弼(1815-1860)被指定为摄政者。他成功的将德川家茂(1846-1866, 1858-1866任将军)提名为将军。最为暂时解决措施，天皇承诺尊重这些条约，但将军必须承诺修订这些“不平等条约”，将“西方野蛮人”赶出神国日本并尽快恢复隐居。西方势力一直置身于日本国内政治斗争之外，但他们很快发现，在遭到大量抨击之后，幕府将军很难签署协议。同时，将军向美国和欧洲派出外交官和情报人员，试图进行条约的修订。他引入了部分变革，但长州和萨摩的藩主这些变革的进程过于缓慢同时幕府想控制全部贸易。他们开始暗中向西方派遣使节，购买二手轮船，包括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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