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药学部分有府二人、史四人、主药八人、药童24人、药园师二人、药园生八人、掌固(仓库保管)四人。药学在长安城内置一所药园，种植药物，并在百姓中招收20岁以下的青年充当药园生。药园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栽培、采集、鉴别和炮制药物，学成后可补升药园师。药园的建立不但在实践中培养了药学人才，而且成为药材实物研究的基地。故世界第一部药典完成于唐代决不是偶然的。 唐代太医署作为医学教育场所，在世界医学发展史上也是令人瞩目的。它比欧洲最早的医学校——意大利萨勒诺医学校要早出现200多年，而且规模之大、分科之细、组织之严密都是后者无法相比的。 唐代的医学教育并不局限于中央，而是遍及全国的。贞观三年始(公元629年)，各州府也多建立了地方性医学教育机构，由医药博士(后称医学博士)掌管。这些反映出当时医学教育事业很兴旺，因此唐朝吸引了许多国家的医学生和僧侣来我国留学，有些国家还仿唐太医署制度，建立本国的医事制度。 我国是世界上采取麻风病人隔离制度最早的国家。至晚在秦朝即已有“疠〔li〕迁所”，秦律中已有关于对麻风病人强制性隔离的记载。至唐“疠人坊”较前更为普遍，起初疠人坊与病坊(医院)均分置于寺庙中，唐武宗禁佛，废僧寺后，则由地方管理。 五代十国时，军阀割据，政权分散、交替频繁，不可能创立新的典章制度。惟翰林医官之职为这个时期所置，后为宋朝所延袭。 宋朝的医事管理体制多次变革，总的来看，宋朝廷是历代王朝中对医学最重视的政府，不仅更重视医学教育，而且在医书的整理，药物的管理及社会保健、慈善事业等方面，在制度和设置上都有新的举措，因此做出了比较突出的成绩。 宋朝设立翰林医官院主管医药行政，而由太医局专管医学教育，这样二者就分立了。 翰林医官院(后改名“医官局”)掌管医药政令和宫廷医疗事务。内设大方脉(内科)、小方脉(儿科)、产、眼、针、疮肿、口齿、金镞等八科，由医官院统一分配医官。宋初医官院无定员，宝元元年(公元1039年)才规定设院使、副使、直院、尚药奉御、医官、医学、祗候等102人。至徽宗时“医职冗滥”，医官院曾达千余人，医官品秩设和安大夫、成安大夫等14阶，后又增设翰林医官、翰林医效等八阶，已达22阶。由于医职官衔多称“大夫”或“郎中”，所以后来我国北方称医生为“大夫”，南方称医生为“郎中”，形成习惯称谓。翰林医官是从40岁以上，各种考试合格的人中选拔任用的，其中，成绩最优秀的留翰林医官院，其他的充任医学博士，或放外州任医学教授。除中央外，外州郡也设有医官，名额限定，不足的由当地经过考试进行补充，做了医官后不称职的也可以罢免。宋代法律规定了医生的职业道德要求及对于医疗事故的惩处办法。凡利用医药诈取财物者，以匪盗论处；庸医误伤人命者，绳之以法；主管官员不恤下属痛苦者亦予惩处。 宋朝的太医局是专门的医学教育机构。太医局设提举(校长)一人，判局(副校长)二人，并特别规定判局一职要由“知医事者”担任。以下分设三个学科：方脉科(学习大方脉、小方脉、风科)；针科(学习针灸及五官科)；疡科(学习疮肿、折伤、金疮、书禁)。三科的必修课程是《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补注本草》、《千金要方》，再根据本科需要，设不同专业功课。每一科设教授一人，学生以300名为定额，按“三舍法”(王安石改革教育在太学创立的一种考核、因材施教的办法)，分“上舍”40人，“内舍”60人，“外舍”200人。考试完全仿照太学考试办法：每月一次私试，每年一次公试，间年舍试一次。成绩优秀者补升内舍或上舍。除考试外，令医学生轮流为其他三学(即太学、律学、武学)学生及各营将士诊治疾病，并要记录治疗经过与效果，年终根据疗效，优秀的递补、奖励；疗效差的(即十失其五者)开除学籍。学习和考核注重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这确是医学教育的重大进步。南宋时太医局多次变动，但考试制度一直没变。除中央而外，各州郡也仿照太医局，开办地方医学校，置医学博士教习医学，有些是以精通医术的现任官员兼任教师。 宋朝还设有“御药院”和“尚药局”。御药院保管国内外进贡的珍贵药材，供宫廷使用；尚药局是国家最高的药政机关。北宋实行王安石新法时，药品属国家专利品，由政府控制药品贸易，设“卖药所”及“修合药所”(即炮制作坊)若干处，以供应配方和卖药。这种政府办的官药局，由于杜绝商人投机，价格低廉，并保证质量，而且疫病流行时还可以免费提供防治药物，所以给百姓以求医问药的方便，也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它后来改名为“太平惠民局”及“和剂局”，并推广到全国各州郡。官药局的创办也对规范成药的处方及推广使用成药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宋朝廷还令裴宗元、陈师文等医官整理官药局所收集使用的方剂，编成了作为制剂规范的《合剂局方》。后又经增补，改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颁行各地，对当时及后世影响很大。 宋朝除医官院、尚药局设置外，在医疗、保健、慈善事业上还采取了一些措施，设置了一些机构。如安济坊(由僧人主持，为贫困百姓治疗疾病的场所)、保寿粹和馆(宫廷中病患者的疗养院)、养济院(负责外地来宾、旅客患病时的疗养事宜)、福田院(设于京师四郊，收养孤、寡、病、老者)、漏泽园(安葬贫困死者或无主尸骨)等。 宋朝廷非常重视医籍整理工作，对医经、本草、方书等各类医籍的修订都有突出成绩，这与国家设立了“校正医书局”有很大的关系。校正医书局集中了一批当时著名的医学家和其他学者，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校勘工作，并陆续刊行。流存于今的许多医学经典著作，如《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金匮玉函经》、《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都是这一时期经校正医书局整理过的，由此对古代医籍的存留和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宋王朝的医事管理机构，可以说是医政、药政、医疗、教育、医籍整理、社会福利面面俱到。特别是医疗卫生事业已明显地不局限于宫廷，在面向社会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尽管由于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有些措施的贯彻是很勉强的，甚至名实不符，但从制度本身看，可以说比以前历朝有着明显的进步。 金、元时代，在医药制度上，既有承袭宋制的一面，又有着自己相应的特色。此间把翰林医官院改称为“太医院”，此后太医院的名称一直延用至明、清两代。为了提高医疗水平，防止庸医杀人，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还设立了“医学提举司”，以负责掌管诸如医生资格的考试、在职医官的考核，以及医书的编审、药材的辨验、医务人员的培训等各项事宜。 明朝鉴于承宋制而来的金元医事制度已发展得相当齐备，因而多直接沿用，仅在职官配置及机构职能方面略作调整，并在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开始设置御医。 清朝的太医院制度可以说更加完备了。除了行政设置、医士员额等规定外，还明确了“各处该班”的御医值班制度。在医官职务的升补上，清太医院的制度也较历朝严格，除考试选拔，还需有医官保结。太医院分科，顺治时分11科，后来以其中九科分类时间最长，即大方脉、伤寒、妇人、小方脉、口齿咽喉、眼、疮疡、正骨、针灸。嘉庆中将正骨科并入疮疡科。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上谕：“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敕令太医院永远停止针灸一科”。但民间却从未忽视过针灸疗法。至同治间，又将大方脉、伤寒、妇人并为一科，故只有五科了。清代去掉了以前各朝的祝由、禁咒等科，无疑也是医学去伪存真的一次进步。 清太医院医学教育有“内教习”、“外教习”之分。内教习学生为太监，外教习学生为医官亲男弟侄。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京师同文馆①，曾设医学课程，但仍是教习《素问》、《脉诀》、本草、方书等。每年春秋两季由太医院教习厅派员考试，每届六年由太医院会同礼部大试，所以仍是太医院办学的办法。光绪年间，各地始有中医学校，当时清政府已向外派遣留学生，其中即有医学生。此间由教会兴办的西医学校也陆续出现。清政府办的第一所西医学校是“北洋施医局”，于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创立于天津，其后改名为“北洋医学堂”。 注释： ①京师同文馆在同治元年正式设立。是清政府为培养洋务人才开办的第一所学堂。学制八年，初分别学习英、法、俄、德、日等外语，后学专业课。同治四年始设医学，并请有外籍教习。 第七章 少数民族医药学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各民族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为我国医药学宝库增加了丰富的内容。据考《神农本草经》中就有几十种少数民族地区药物，比如陶弘景的注释就明确地指出的来源于西北氐族、羌族地区的药物就有近20种。汉以后历代又不断地把少数民族地区的药物补充到本草书中，我们从一些药物的名称就可以体味出这一现象的存在。如戎盐、胡荽、番红花、藏香，戎、胡、番等都是古代边远少数民族的称谓。又如诃梨勒、荜澄茄、荜拨、胡椒等原产南海或中亚国家，但最晚在唐、宋时期，广东、广西一带壮、侗、黎、苗等多民族聚居地已有出产。说明有些传入药物由于地域或气候的关系，也是少数民族地区首先使用的。 有些民族，如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朝鲜族、壮族、彝族、傣族等都有一套符合居地特点和本民族生活习惯的防治疾病的方法。有的起源古远，也有的有较为完整的理论指导，所以有很强的生命力。直至今天它们在我国边远地区的医疗卫生工作中，仍在起着一定的作用。 民族医学中，影响最大的要算藏族医学。据史书记载，公元前几个世纪，藏族人就已认识到某些动物、植物、矿物可以解除人体的病痛，后来还掌握了酥油止血、青稞酒治外伤等知识。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下嫁吐番(西藏)王松赞干布为妻。文成公主带去了大量的生活、文化物品和随行人员，其中有多种医书、医疗器械及随行医生，这是汉、藏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后来这些医书被译为藏文，取名《门杰钦木》(《医学大全》)，是藏医学的最早文献。松赞干布还聘请内陆、印度、阿拉伯医生共同编写了一部综合性医书《敏吉村卡》(《无畏的武器》)，并命令全藏医生传习这两部书，遗憾的是后来这两部书均失传。至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又下嫁松赞干布的五世孙尺带珠丹，再次带去医生及大批医书。汉、藏医生根据这些医书又编纂成《门杰代维加布》(《月王药诊》)，成为藏族医学中现存最早的文献。其中有关于雪盲、天花、炭疽、心脏震颤、心脏位置不正等病的论述，在理论上明显地吸收了中医阴阳、五行等学说的思想，诊脉方法与中医也大体相同。书中还介绍了导尿、灌肠、放腹水、针拨白内障、夹板固定复位治疗骨折等技术。所载药物达300多种，除与内陆本草相同的以外，也有西藏高原的特产。 公元8世纪，巨型藏医著作《居悉》(《四部医典》，又译作《医方四续》)问世。是由宇妥·元丹贡布主持编写的，因此他被藏族人尊为“医王”、“医圣”。他曾到五台山、藏南、日喀则、康定，以及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地，一边行医，一边吸收各方来的医学理论和医疗方法。以他为首的藏族医学家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于公元753年完成了《居悉》这部不朽医著。《居悉》是用诗歌体裁，以药王答疑的形式写成的。全书分四部分，156章，79幅彩图。这是古代藏族医学理论和实践的系统总结。书中反映了藏医与中医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吸收了一些印度医学的内容。 藏医学用“龙”、“赤巴”、“培根”三大要素来解释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龙”相当于汉语“气”，它的功能是主呼吸、肢体活动、血液循环、五官感觉、食物分解、大小便排泄。“赤巴”相当于“火”，使人体产生热能，并维持体温，增强胃的消化力，使人知饥渴，长气色。“培根”相当于“土”和“水”，功能是增加胃液、磨碎食物，主管味觉，输送体液和营养，滋润皮肤，调节胖瘦，调节睡眠。龙、赤巴、培根三者之间互相协调，统一活动。人体除三大要素，还有七种物质和三种排泄物，七种物质为血、肉、脂肪、骨、骨髓、精、饮食精微；三种排泄物为粪、尿、汗液。人体在正常情况下，三大要素、七种物质和三种排泄物之间保持着相对平衡状态。藏医治疗主要有饮食、起居、药物、外治四种方法。前两种方法用于轻病，药物也如中药一样，用动物、植物、矿物药，有单方，也有复方，复方有时多达数十味。外治法有药水擦耳、按摩、拔罐、针灸、外敷、药物熏洗、穿刺、放血等。 藏医有一部最重要的药物著作《协称》(《晶珠本草》)。是由帝马·丹增彭措在1840年编成，收载药物1400多种，性、味、功能详备，反映了近代藏医本草学的成就。 藏医在国外也有一定影响，约在16世纪时，《四部医典》被译成蒙古文字。现国外有俄、英、德、日等国文字的摘译或节译本。至今国内在青海、内蒙、甘肃、云南、四川等部分地区，藏族医学仍在医疗卫生保健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我国各民族杂居的情况很多，所以各民族医学之间也是相互渗透的，蒙族医学同样受中医、藏医的影响很深。元朝时，由于蒙古族统治者感到本民族文化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复杂的大帝国的政治不相适应，故而很重视吸收外族文化。在医药方面，对汉族医药学和养生之道以及阿拉伯医药比较重视，他们请阿拉伯名医为御医，掌管上都医药院，在大都设立“回回药物院”，翻译阿拉伯医学著作《回回药方》等。元朝饮膳太医忽思慧编写的《饮膳正要》是一部很有价值的食疗著作，其内容明显地受汉族饮食文化和中医药的影响。就是饮膳太医一职也是来自《周礼》的“食医”。蒙古族以游牧为业，善骑射，在骨伤病方面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蒙古秘史》等文献中载有用烧红的铁烙治流血的伤口；用蒸气热罨〔yan掩〕的活血方法治疗内伤；用牲畜热血浸泡的方法治疗箭伤等等。《元史》载，有一次名将布智儿身中数箭，成吉思汗命人把箭拔出来，当时，布智儿的伤口血流如注，人也昏过去了，成吉思汗又命人把一头活牛的腹剖开，把布智儿放到牛腹中，浸泡在热血里，过了一会儿布智儿就苏醒过来了。元代的《永类钤方》和《世医得效方》对骨伤骨科都有重要的贡献，《永类钤方》最后一卷为“风损折伤”，《世医得效方》对整骨、金镞伤治法设有专篇论述，二书都载有很丰富的骨伤科经验。如关节脱臼的复位和骨折的整复与今天所用方法大体相同。对夹板固定治疗骨折也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特别是悬吊复位(即今之牵引复位)是世界伤科史上一项创举。总之，在蒙古族驰骋中原的朝代，骨伤科的成就非常突出，在麻醉、缝合、器械等方面，都位居世界之首，不是偶然的。因此不能忽视蒙古族医治骨伤疾病的丰富实践经验，以及与中医骨伤科的互相充实。 历史上蒙、藏两族关系融洽，藏族的红教和黄教先后曾得到蒙族人民的崇拜，并在蒙族地区陆续建立了很多寺庙。宗教活动中医药学传播也是一项重要的内容，藏医学因此能传入蒙古，对蒙古族医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蒙族医学的基础理论与藏医大同小异，藏族医学所说的“三大要素”、“七种物质”，在蒙古医学中则称之为“三元”、“七恒”。蒙族的医药学著作有《蒙药本草从新》、《普济杂方》、《蒙药正典》、《珊瑚验方》等。清代时满族将领对军中蒙古族医生的骨伤病治疗非常欣赏，甚至明确规定把“上三旗士卒之明骨法者”选拔出来，专为军中官吏服务，称他们为“蒙古医士”。《清史稿》中的有关资料反映出蒙古族的骨伤病的治疗技术，在清代各族医生中是出类拔萃的。 19世纪中叶，朝鲜北方连年受灾，大批灾民进入延边，得到清朝政府的认可而定居下来，成为我国的朝鲜民族。与此同时，朝鲜的东医学也传入当地，并得到了不断提高和发展，形成了以下几个学派：经典学派，以我国中医药学理论为主；活套派，注重临床实践的民间民族医生；东西医学融汇派，主张“西诊东治”；四象医学派，该学派对朝鲜族医药界影响最大。四象医学是朝鲜东医学家李济马根据《灵枢·通天篇》“五态人”提出来的，其学术观点主要反映在他所著的《东医寿世保元》中。 少数民族医药学也是我国医药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各少数民族所处的地域，以及历史、文化、生活习惯不同，因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的民族医药学，对中华民族、特别是对本民族的人民卫生健康事业都做出了贡献。 第八章 古代中外医学交流 祖国医药学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不但对中华民族作出了光辉的贡献，而且在世界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在中外医学交流的过程中，我国古代医学家也不断地吸取国外的医药学成果，充实和发展了祖国的医药学。 第一节 朝鲜 大约在公元1世纪时，朝鲜分为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当时朝鲜①的医药学已具有一定的水平，并曾向日本传播。在我国的医药学著作中，也记载了一些朝鲜医药，如梁代陶弘景所搜集整理的《名医别录》中，载有百济、高丽人参与我国上党人参的比较；他所编辑的《本草经集注》中，如五味子、昆布、芜荑等也是产于朝鲜的药物，说明南北朝以前有些朝鲜药物即已传到中国。唐朝王焘的《外台秘要》记载了高丽治疗“毒气攻心手足脉绝”的方剂：吴茱萸、木瓜煮服。《大观本草》还记述了威灵仙从新罗传入中国的故事。当时有些方书上某些药还注明要用新罗的品种。如白附子、玄胡索、人参等。 我国的医药学也不断地输入朝鲜，南北朝时梁武帝曾接受百济的请求，派遣医生进行医疗活动，自此针灸始传入朝鲜。唐代强盛时期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医药卫生事业也是举世瞩目的，当时吸引了很多国家的商贾、僧侣及留学生。这一时期有很多医学经典著作传入新罗，如《素问》、《伤寒论》、《针灸甲乙经》、《神农本草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新罗因已成唐帝国的藩属，医事制度也仿唐制，设医学教育机构，置医学博士，把《素问》、《难经》、《针灸甲乙经》、《神农本草经》等作为教材，以培养专业医生。宋真宗时朝廷曾两次赠高丽《太平圣惠方》，该书是宋政府主持编纂的大型方书，后来这部巨著成为高丽国最重要的医方书。北宋朝廷曾多次应高丽邀请，派遣医官赴高丽，从事医疗工作以及分科教授医学，为高丽培养了大批医生，使中医药学广泛地在高丽传播，两国之间常相互馈赠药品。那时在高丽保存了很多以往传入的中医药经典著作，而在中国有些却已经失传，鉴于此，宋哲宗时曾令人抄录一些医药书目录，交给高丽使者带回。次年，高丽即遣使入宋，把《黄帝针经》献上，宋朝廷则开版雕印，颁行天下，可见宋代时我国与朝鲜医药交流极为频繁。至元朝，元世祖患病，高丽也派出医生帮助诊治。明代中叶和末叶，朝鲜有两部重要医著问世，即金礼蒙等编写的《医方类聚》365卷(今存266卷)，及许浚编写的《东医宝鉴》23卷。这两部书选摘中国医籍，分类汇编而成，内容很丰富。它们保存了很多明代以前宝贵的中医药学文献资料，有些现已失传的医书，可以从这两部医书中看到部分内容。同时中医药学对朝鲜“东医”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独特的东医体系实际是由朝鲜的古代医学借鉴了中医中药基础理论发展而来。明朝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朝鲜内医院教习御医崔顺立等经朝鲜皇室批准来中国，要求明太医院解答他们的医学问题。明朝廷组织人员与他们进行了学术讨论，后由太医院御医将讨论内容，以问答形式整理出来，汇编成《医学疑问》一书。这是朝鲜和我国举行的第一次国家级的医药学术讨论会。后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崔顺立再次来明太医院进行学术讨论，太医院又将其内容辑为《答朝鲜医》一书。 注释： ①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时期以后，唐高宗灭高句丽、百济，其地悉归新罗。相当我国五代时，国号为高丽。明初始称朝鲜。为方便叙述，文中概称为朝鲜医学。 第二节 日本 中医药向日本传播最早的“使者”应当是方士徐福。据传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过海寻不死之药，而东渡扶桑(今认为就是日本)，但一去而不返。 南北朝时《明堂图》等医书传入日本，针灸术在日本逐渐为人传习。 日本向我国派遣留学生始于隋朝。隋炀帝大业年间，日本推古朝曾派小野妹子出使中国，随行的药师惠日等留下学习中医。惠日在我国学习了15年才回国，其后又两度赴唐，并将《诸病源候论》等医书带回日本。唐代日本政府多次派遣大批医师、僧侣随使者来中国深造，并广泛搜罗各种医学书籍带回。公元701年，日本颁布“大宝令”，其中的医事制度、医官、医学教育设置均仿照唐制，并规定教授医学以《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新修本草》、《伤寒论》、《千金要方》等中医典籍为教材。公元8世纪，日本来中国聘请高僧传戒，扬州大明寺高僧鉴真大师接受邀请。鉴真历时10多年，多次东渡，几经沧桑，双目失明仍不动摇，终于第六次渡海获得成功。随船带去药材千余斤，有些至今还珍藏在奈良东大寺正仓院。鉴真在日本除弘扬佛教外，为传授中医药知识做了大量工作，他把自己鉴别药材，治疗疾病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日本医僧，并撰写了《鉴上人秘方》一书，惜已失传，仅在《医心方》中收载数首经验方。日本医家尊他为“医祖”，直至德川时期，日本药袋上还印有鉴真图像，说明鉴真在中日医学交流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鉴真 公元808年，日本平成天皇诏令安培真直、出云广真等征集全国验方，并参考《素问》、《黄帝针经》、《小品方》、《新修本草》等中医经典医籍，编纂了《大同类聚方》100卷。以后类似医著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丹波康赖的《医心方》。这部著作收载了隋唐以前百余种医籍的部分内容，对我们研究现已佚失的或残缺的古代医籍极有价值。明代时，日本田代三喜来中国学习医学，专门研究李杲、朱震亨的医学论著达12年，成为日本研究李、朱学术思想的创始人。明末，《本草纲目》传入日本。 在中日两国医学界均很有影响的医学世家丹波氏，原是我国汉宗室刘氏后裔。丹波家族定居日本900多年，繁衍数十代，对日本的“汉方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维系了长期的中日医学交流。江户时代(公元1600—1876年)，丹波氏35至37代传人元德、元简、元胤、元坚等以毕生精力从事汉医方考据工作，是日本很有影响的考据学派代表。他们的著述诸如《素问识》、《灵枢识》、《伤寒论辑义》、《金匮述义》、《医籍考》等达数十种之多，在我国医界也因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受到重视。 清光绪、宣统年间，我国三次派人去日本考察，带回不少中医古籍和汉方医籍，这对活跃我国中医学术活动是有很大意义的，另一方面也对日本汉方医的发展有所了解。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研究西洋医学的学者大增，西方医学成为日本医学研究的主流，研究中医的相对减少了。 第三节 越南 据越南史籍记载，公元前257年，中国秦朝医生崔伟的医疗事迹及他所著的《公余集记》一书流传于越南。汉代以后我国常有知医人士到越南。唐宋以来越南所产的药物，如槟榔、丁香、苏方木、白茅香等不断输入我国。公元14世纪的越南皇帝陈裕宗，年幼时曾遭水溺，被一个医生用针灸救活，说明当时针灸术已传入越南。明清时我国一些医书传到越南，如《景岳全书》、《医学入门》、《锦囊秘录》等，对越南医药学影响很大，越南医书《新方八阵国语》即取材于《景岳全书》。越南著名医生黎有卓著有《海上医宗心领》66卷，该书对中国古典医籍《内经》和明代冯楚瞻所著的《冯氏锦囊秘录》推崇备至，但对于外感病，则认为越南因地处南方与中国不同，针对《伤寒论》中治疗外感风寒的麻黄汤、桂枝汤类代表方剂，他写有“论我岭南麻黄、桂枝汤绝不可用”一章，可见他对中医经典著作不是盲目照搬，而是根据本地的气候特点有所取舍。这部书在本国影响很大，黎有卓被尊为越南的医圣。公元1850年越南仿我国建“先医庙”，供奉中国历代名医，特别崇拜冯楚瞻。中医药在越南很受欢迎，当地称这些华侨医生为“东医”，越南本民族私相传授的医生则称为南医。 第四节 印度 古印度称“身毒”或“天竺”。其医术主要由僧侣和巫师掌握，所以中印医学交流，自我国引入佛教开始。东汉明帝曾遣使者赴天竺国，得佛经及释伽像而归，自此中国始有佛教。东晋时，我国高僧法显又去天竺，带回许多佛书，于是印度医学夹杂在佛书中，传入我国。 古印度有“四大”学说，认为宇宙是由地、水、风、火四大要素构成。这一哲学观念解释人身，则认为人身是由气、粘液、胆汁、血液组成，将这四种物质称之为人身“四大”。认为，疾病的发生主要是因为这四种原质的失调，每一“大”有101种病，“四大”共404种病。印度医学传入我国时，中医已有五行学说为指导，而且已有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有的学者也认为“中国药物和诊病方法远胜天竺”，所以在理论方面对中医的影响是有限的。如葛洪的《肘后救卒方》原86首，经陶弘景合并、增补后整理成《肘后百一方》，其意即取自佛书：“人有四大，一大辄有一百一病”之说。《千金要方》也有类似提法。但在他们讨论疾病的过程中与“四大”理论毫不相干，像陶弘景的增补，不过是凑足101之数而已。 印度医学对中医的渗透，主要是临床治疗方面的特长，所以中国医学对他们的药和方很感兴趣。阿魏、诃黎勒、郁金香、豆蔻、龙脑等药物传入我国，一直用到今天。历史上我国也流传着很多专论印度医方的方书，如《龙树菩萨药方》，《西域婆罗门仙人方》等，其中绝大部分已经失传，但所幸的是有少量方剂保存在古代汇编的方书中。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眼科很高明，我国唐代王焘所撰的《外台秘要》中记载“脑流青盲眼”，“宜金篦〔bi〕决，一针之后，豁若开云，而见白日”。这是印度传来的眼科手术，经我国历代眼科医生不断改进，成为今天仍在使用的“金针拨障术”，即白内障的手术治疗法。宋代皇帝尊道抑佛，佛教在中国的衰落也使印度医学逐渐不被人注意了。由于地理位置的因素，佛教和印度医学传入西藏较早，故对我国藏族医学影响较大。 第五节 西方国家 我国宋代在广州设市舶司，出口药物有60多种，通过阿拉伯运往欧洲。15至16世纪葡萄牙人到广州、福建、浙江等地，购买药材销往欧洲。中国的土茯苓曾被欧洲医生用作治疗梅毒的良药，大黄在欧洲也享有盛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于18世纪传入欧洲，达尔文在关于物种变异的研究著作中，间接引述了《本草纲目》，称之为“中国的百科全书”。 我国在11世纪初已发明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在17至18世纪时欧洲天花病猖獗，有些地区“半数以上人口脸上布满痘疮”，“墓中挤满死尸”，此时，我国的人痘接种法传入欧洲，几经曲折才被推广。俄国于1688年派人到中国学习人痘接种法，于是此法又经俄国、土耳其等渠道传到北非和美洲。人痘接种法是英国贞纳牛痘接种法的先驱，贞纳在未发明牛痘接种法之前，也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 17世纪时，荷兰、德国、英国已经知道了中国有针灸治疗疾病的方法，尤其是对灸法更感兴趣。当时就有人撰文介绍，还有人写了专著出版，如德国人写的《针灸》、《用中国灸术治疗痛风》等，认为灸法是治疗痛风最迅速而安全的疗法。荷兰人根据翻译的中国针灸资料写了《论针灸术》，这是西方第一部较为详细地介绍针灸疗法的专著。18世纪欧洲人对针灸的认识逐渐加深，出版介绍针灸术的书籍已有50多种，作者中有德、法、英、瑞典、捷克等国家的人。到19世纪以后倡用针灸术的人越来越多。法国出现了针灸学会、针灸研究会、针灸研究所，并为开展国际交流活动成立了国际针灸研究会。意大利也有一些医生从事针灸研究，成立了意大利针灸研究所。 我国医药文献被西方翻译介绍的还有很多，如《内经》、《难经》、《濒湖脉学》、《卫生要旨》、《遵生八笺》、《针灸大成》、《洗冤录》、《救荒本草》等等，为西方人了解中医药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辅文图片 图1 新石器时代舞蹈纹彩陶盆，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 图2 (1)最早的气功文献——战国初年的玉刻《行气玉佩铭》图2 (2)《行气玉佩铭》，全文，共45字。 图3 (1)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导引图》 图3 (2)《导引图》的复原图 图4 最古老的经脉专著 图5 《黄帝内经》(《素问》、《灵枢》) 图6 汉画像石上的“扁鹊针刺图” 图7 仿古九针 图8 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金针 图9 《伤寒论》 图10 鉴真东渡图图 图11 明代的儿童针灸铜人和清代的妇女针灸铜人 文本说明： 1.本书内容来源于互联网，未经作者授权，仅供广大网友交流学习之用。 2.禁止任何形式的组织或个人以盈利为目的传播本书，否则后果由该组织或个人承担！ 3.制作者不承担法律及连带责任，请下载后24小时内删除！ 4.如果喜欢本书，请支持作者，购买出版作品或到正规网站付费阅读！ 5.电子书文本、插图、辅文图片均来自“中国知网”，经书友“赤霓”排版校对。转载或使用此文本时，请注明文本来源。 |
|
|
来自： 高山仙人掌 > 《中国古代医药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