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为何宁愿自请宫刑而不肯赴死？《报任安书》告诉你答案

司马迁

作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司马迁恐怕是高中作文里出现次数最多的人了。

他之所以如此有名，一方面在于他写出了被称为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另一方面更在于他一生的遭遇。

很多人都知道，司马迁因为替与匈奴战败后投降的李陵求情而遭受宫刑。忍受着极大的屈辱与同甘苦，他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事实上，司马迁在为李陵求情之后，被汉武帝定为“诬上之罪”，按律当斩。但他却不愿赴死，反而“自请宫刑”。这是为何？或许，通过阅读这篇《报任安书》，能够找到答案。

《报任安书》

“巫蛊之祸”，任安获罪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在征和二年十一月写给故人任安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司马迁以激愤的心情陈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内心的痛苦，并展示了他由受宫刑到愤而著书的心路历程。

这一篇书信虽然不属于《史记》的范畴，但任何读《史记》的人都不会错过这一篇，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司马迁一生的遭遇，以及他宁愿受辱苟活也要作《史记》的原因。

“报”是“回信”的意思，也就是说，《报任安书》其实是一封写给任安的回信。要读懂这封回信，就必须先了解任安这个人，以及他的遭遇。

任安，字少卿，西汉荥阳人，年轻时家境贫困，后来做了大将军卫青的舍人，在卫青的举荐下当了郎中，又升为益州刺史。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西汉朝中发生巫蛊之祸，江充乘机诬陷戾太子刘据，戾太子发兵诛杀江充等人，与丞相刘屈髦军大战于长安，当时任安担任北军使者护军（监理京城禁卫军北军的官），乱中接受戾太子要他发兵的命令，但任安按兵未动。

戾太子事件平定后，汉武帝认为任安“坐观成败”，“怀诈，有不忠之心”，论罪腰斩。任安入狱后，曾给司马迁写过一封书信。

而这篇《报任安书》，当是司马迁在任安受刑前给他的回信。

司马迁借回信阐明志向，甘为“太史公牛马走”

任安在给司马迁的信中究竟说了什么，今天已经不可考了。不过，我们可以从司马迁的回信中进行合理的推测。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

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

“太史公”指的是谁？传统的说法是，“太史公”是司马迁的自称或者说对他父亲司马谈的尊称。

据学者考证，汉代有“太史令”的官职，却没有“太史公”的官职。从“公”字可以看出，这是尊称，因此不大可能是司马迁的自称。在他写这封信时，司马谈已过世许久，而在给朋友的书信中提及过世的父亲，似乎不太合理。

史学家钱穆考证说，古人写书常用人名代替书名。可以推测，“太史公”即是《史记》的原名，后来为了不使人误会，加称《太史公书》。

“太史公牛马走”才是司马迁的自称——为了完成《太史公》这本书，而像牛马一样隐忍苟活的司马迁再次恭敬地回信给少卿足下。这是司马迁的誓词，更是司马迁的痛词。

“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这是任安来信中对司马迁的要求，看似要他“推贤举士”，结合史实，可知任安实际上可能是希望司马迁为自己求情。

实际上，司马迁在接到任安的来信后并未立即回信，一方面是因为他跟随汉武帝刚东巡归来，事务繁忙；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不知该如何回复任安信中的要求。

直到冬天临近，“恐卒然不可为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再不回信，恐怕就要留下遗憾，所以，他才写了这封回信。

然而，在信的开头，司马迁就如此说道：

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无谁语。

此时的司马迁已自请宫刑，他所遭受的屈辱和内心的痛苦，以及他的抱负和志向，都无人可以讲，也不能和别人讲。

所以，他写下这封回信的目的， 可能并不仅仅是向任安解释自己为什么不能“推贤进士”、不为他求情，更是借此机会来阐明志向，解释自己为何忍辱偷生。虽然只是“略陈固陋”，但他内心的情感终于有了一个出口。

李陵

为李陵仗义执言，却惨遭宫刑

司马迁之所以会遭受宫刑，和李陵有关。

李陵是西汉名将李广的长孙。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跟随贰将军李广利出征匈奴，因寡不敌众兵败投降。汉武帝以此事问司马迁，司马迁为李陵仗义执言，却使得汉武帝震怒，将他以“诬上之罪”下狱。

可能很多人会以为，司马迁是不是和李陵关系很好，才为他求情的？

事实上，他和李陵“素非能相善也”，也就是向来并不熟悉。但他看李陵的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有国士之风”。而且，李陵在攻打匈奴的战役中，与将士们同甘共苦，身先士卒，最后因缺少救援而兵败被俘，并非是主动投降。

也正是因为李陵自身的人格魅力，司马迁才会在汉武帝前为李陵求情。然而，仗义执言换来的却是“诬上之罪”。

在汉朝，“诬罔”（欺骗，诬陷毁谤）是很重的罪名，下场都是死刑，更不用说“诬上”这种“欺骗皇帝”的罪名了。所以，司马迁一开始是被判了死刑的。

根据汉律，死刑可以用钱赎罪。但是，司马迁“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不起那赎罪的五十万钱，可见太史令真的是一个穷官。同时，“交友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亲朋好友没有一个为自己出头的，这一切都曾是任安亲眼所见。

既没有钱赎罪，又没有人求情，司马迁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但是，他暂时还不想死，所以只好自请宫刑。

与其受辱而死，不如愤而著书

遭受宫刑后的司马迁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了极大的痛苦和压力，他在《报任安书》中以饱含血泪的笔墨抒写了自己受刑后那种天地间无法容纳的耻辱感。

而且，宫刑也司马迁带来了非常沉重的伦理重负。“行莫丑于辱先“，“太上不辱先”，“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丘墓乎？”他反复强调自己污辱先人，无颜见父母。

中华民族是一个高度伦理化的民族，其中孝悌观念又在中国人的伦理意识中占有核心地位。在孝的诸义中，爱护父母赐予的身体尤为首要内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反复表明愧对先人之意，正说明他已经完全接受了儒家孝悌观念，因此遭受宫刑对他而言不仅仅是自身的痛苦和耻辱，更是对祖先的一种莫大玷污。

或许有人会感到疑惑，中国古代士大夫受酷刑的人那么多，光宫廷宦官就有千千万万个，其中肯定不乏有像司马迁这样有文化有抱负的人，为什么只有司马迁经历了如此巨大深刻的精神折磨呢？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司马迁吸收了战国士林慷慨自尊的精神。他自以为身膺五百之运，继承孔子作一番划时代的惊天动地的事业。他希望能做一个慷慨倜傥之士。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给了他沉重的打击。

耻辱感、伦理负罪感以及由理想与现实的反差所带来的失落感足以把司马迁逼向死亡的边缘，而在这个时代，佛教尚未传入，道教还未兴起，司马迁无处寻求解脱，换做普通人早已经自杀了。但司马迁并没有，他依靠靠自己的理性力量重新思考了死亡的价值问题。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这是《报任安书》里得到千古名句，也是司马迁对死亡价值的重新思考。司马迁以及时立功名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因此他渴望建功立业，追求悲歌慷慨的人生。

死亡是人生的终点，但它仍然是人生的一部分，因此司马迁的人生价值观就必然要贯彻到死亡之上。在他看来，士之生，要生得壮烈；士之死，要死得轰轰烈烈。这种卓越的英雄死亡观没有使司马迁轻易自杀，而是保持了一种清醒的理性态度。

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经过艰难的思考与挣扎，司马迁排除了儒家关于临辱即刻死节的思想，突破了儒家的死亡观，选择了愤书偿辱的道路，借著书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

和完成《史记》相比，自己的生死“轻如鸿毛”。正因为这本宏伟巨著还没有完成，所以他不会轻易去死。而这种“愤而著书”的传统，在后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这封信的结尾，司马迁再次向任安表明自己不能推贤进士。同时，他也深知，当初宁愿自请宫刑也不肯受死，自然是要遭天下人耻笑的。此刻自己所说的抱负和志向，在旁人看来也不过是一些自我雕饰之词。

“要死之日，然后是非乃定。”

恐怕，這些是是非非只有到死的那天才會平息了。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篇长篇书信，《报任安书》在后世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前人用“沉郁雄健”、“奇肆”“纵横排宕”等词语来概括这篇文章的艺术风格。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信中所体现的向悲剧命运抗争的悲剧精神与力量，可谓是“字字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