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太史公牛马走”，藏着司马迁隐忍多年的秘密，悲慨呐喊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任安的一封回信，从表面看，这是一封拒绝任安要求他“推贤进士”的私人书信，但实际上，这是一封司马迁写给天下人和后世的公开信，公开自己多年来忍辱偷生的真相与自己悲愤曲折的心意。

因为古代没有朋友圈、没有微博等自媒体，司马迁只好通过这封信，将他个人的情感抱负公之于众。同时，这封信也相当于《史记》的导论，是读懂司马迁与《史记》的抓手。

而《报任安书》的首句“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则是理解这篇书信的关键，也是理解司马迁作《史记》的拳拳之心的关键。

然而，千百年来，很多人都误解，甚至忽略了这至关重要的一句话。

“牛马走”好理解，就是“像牛马一样干事”，但“太史公”三个字却误读颇深。

要么如李善《文选》注解那般，认为“太史公”指司马迁的老爸司马谈，说这是司马迁的自谦之词，意为“像牛马一样服事司马谈”。

可是，司马迁写《报任安书》时，司马谈早就驾鹤西去了，哪里还需要司马迁服事？更何况，司马迁有此孝心，也犯不着拿出来说给外人听。

要么如《古代汉语》注释般，将“太史公”注解为“司马迁自称官名”。这样的解释倒也说得通，但却完全没有体悟到司马迁写信的心曲。

那么这句话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呢？

要理解这句话，我们就不得不聊聊司马迁与任安的故事，以及《报任安书》的真实用意。

一封迟来的信

任安，西汉初年荥阳人，年少的时候穷得叮当响，靠给人当代驾讨生活。

一次，任安给人代驾，目的地长安。一到长安，任安就被琳琅满目的繁华吸引，从此一心想当公务员。他到处花钱找门路，可惜钱花光了也没遇见个靠谱的，最后只能流落长安，给人写信为生。

有天，任安无意间听说了武功县这么个小地方，经过一番研究分析，他发现这是入蜀必经之地，而且没有地方豪强，职场竞争压力小，适合他这种没钱没人脉的小角色作为仕途发展的起步之地。

凭借读过书的优势，任安很快在镇上谋了个亭长（镇长）的职务。

这里的老百姓多靠打猎为生，任安因为猎物分配公平，在百姓中积累了好名声，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百姓打猎的积极性，从而拉升了乡镇GDP。

县里很满意，就推荐任安为“三老”，后来任安如愿当了地方官，年薪300石。可惜好景不长，碰上汉武帝出游，因为帐篷服务不到位，任安被罢免了。

恰值汉武帝小舅子卫青打匈奴有功，成为朝廷红人，任安抓住时机，跑到卫青门下当门客。

后来卫青屡战屡胜，汉武帝对他越来越器重，连带着对他的门客也有了好感，让卫青选几个人出来当郎官。

可惜卫青是个没眼力见的，不懂识人之术，没发现任安这匹黑马。得亏负责此事的使者赵禹慧眼识珠，从百多个门客中发掘了任安。

赵禹跟卫青说：“你选的那些人都是穿着华丽的木偶，屁用没有，要我说，除了任安、田仁两人，其他的都没用。”

卫青瞅了眼补丁缀补丁的两人，哎，心里老不高兴，觉得损了自己的面子，于是生气道：“你们赶紧换件像样的新衣，再买匹好马，明天随我觐见皇帝。”

两人面面相觑：“我们没钱。”

卫青气结：“没钱不早说，搞得好像卫府虐待你们一样！”（在狗眼看人低的卫府，两个穷光蛋确实很不受待见）

第二天，任安通过了汉武帝的面试，顺利当了郎官，因此结识了司马迁。

两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相处下来，司马迁觉得任安的性格和自己很投契啊，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成了好朋友。

后来，江充把“巫蛊谋害皇帝”的罪名安在太子刘据头上，逼得太子起兵自卫，想杀了江充这个佞臣，但力量不够，想到任安以前在自己舅舅卫青家当门客，就跑去北军，找担任监北军使者的任安调兵。

任安接受了太子的发兵符节，却紧闭军营大门不出，最终太子兵败。

等汉武帝收拾完了太子，回过头来看，觉得任安当时态度暧昧，有隔岸观火，首鼠两端之嫌，于是把他丢进大牢，准备腰斩。

司马迁一听任安要死了，想起两三年前任安来信让自己“推贤进士”，于是赶紧提笔写了封拒绝信。

没错，司马迁不仅拖了几年才回信，而且还赶在任安将死之际拒绝了他。

仗义执言，隐忍苟活

当年李陵战败被俘，有一种声音说李陵叛投匈奴了，汉武帝听了气得直跳脚，要杀李陵一家，司马迁站出来为李陵辩解。

“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

司马迁虽然与李陵没什么交情，却非常敬佩李陵的为人。

“李陵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

他认为像这样“孝信廉义恭俭让”的人，不可能背叛国家，只会“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

司马迁认为那一战，李陵是牺牲品，兵败是不可避免的，李陵虽然被俘，但一定会找机会报效汉朝的。

直到写这封信时，司马迁还在坚持李陵是“国士”。他借回忆自己蒙冤经过，为李陵大叫冤屈，同时也控诉自己因此遭到的不公待遇。

“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廷，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张空弩，冒白刃，北向争死敌。”

司马迁用精彩的笔法，大段大段地描写李陵的勇猛，写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

司马迁认为，李陵能够使部下不要命的战斗，与古代名将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汉武帝不仅不能理解李陵的一片忠肝义胆，还杀了他全家，实在是令人悲愤。再想到自己悲催的命运，司马迁内心的愤慨一下爆发出来，不禁高呼：“悲呼！悲呼！”

《报任安书》中，司马迁为李陵和自己叫屈的部分，与其说是在向任安抒发自己的情感，不如说是司马迁在用血泪控诉汉武帝的昏聩。

然而，司马迁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司马迁因为给李陵求情，被汉武帝迁怒，而打入死牢。

在当时，被判处死刑的人有2种方式赎罪免死：

一、交50万赎金买命；

二、接受宫刑免死。

司马迁为官多年不捞油水，50万对司马迁来说就是个天文数字，他根本拿不出来。唯一的指望就是朋友了。

然而他结交的几个大官朋友，却没有一个人对他伸出援手，这其中就包括任安，他们甚至都没有说只言片语为他求情。

最后，司马迁只能屈辱地接受宫刑。这对司马迁来说比死痛苦百万倍。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

这是司马迁对尊严的排序，他认为不辱没先人是最高准则，其次是自身不受侮辱，再次是不看别人脸色，最后是不受语言侮辱。

他还说：“祸患莫过于利欲，悲痛莫过于伤心，罪行莫过于辱没祖先，耻辱莫过于遭受宫刑。”

司马迁认为宫刑是最大的耻辱，那打破了司马迁关于尊严的所有准则，身体残缺，不仅要受世人鄙夷，而且让祖先蒙羞，每每想到自己是受刑之人，他就没有脸面到父母坟上祭拜，总是肝肠寸断、虚汗淋漓。

他甚至还列举了大量史料，证明宦官群体是最让人鄙视的，这也是汉代士人的普遍认知。

所以司马迁内心是相当矛盾而痛苦的，他在精神上是一个士人，然而身体却成了宦官。

任安给他写信时，他已经被汉武帝重新启用为中书令。在别人眼里，这叫咸鱼翻身，但在司马迁眼里，这是无尽的耻辱和折磨。

所以他拒绝了任安推贤进士的要求，“我一个受了宫刑的人，哪有什么资格去推荐豪杰，那不是在羞辱天下君子吗？”

但值得注意的是，一般人写回信，不论是接受还是拒绝，都不会太久，短则几天，长则月余，可司马迁给任安的回信却晚了两三年，而且偏偏挑了任安要死的时候回信。

不仅如此，司马迁还说：“我遭难时，凑不到钱赎罪，没有朋友搭救，身陷囹圄无处诉说，这你想必亲眼所见。”

难道司马迁是为了报复任安不义，才故意挑他要死的时间落井下石吗？

当然不是！

道不尽悲慨，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写《报任安书》时，早已超越了个人恩怨。任安的灾祸，让他感慨命运和皇权的无常，再想到自己的耻辱，便化为满腔悲愤。

表面上，司马迁是在给任安写信；实际上，司马迁是在给天下、给后世写信。写一封自证清白的信，写一封血洗耻辱的信，写一封千古绝唱的绝笔之信。

司马迁在信中表达了一种崇高的生死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以此向世人公开自己接受宫刑忍辱苟活的原因：“我，司马迁，不怕死，就怕死得不明不白，如果当时被杀，就会像蝼蚁一样，被人嘲笑死于愚蠢。所以就算受宫刑，被所有人鄙视，我也要活下来，完成人生使命——完成《史记》！我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所谓“成一家之言”，就是用历史来说自己的话，承载自己的情感和信念。

事实上，《史记》并不是汉代的国家工程，而是司马家的私人写作工程，是司马迁父子俩的事业。

一方面，司马迁遵循父亲的遗嘱完成《史记》，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向祖先赎罪；另一方面，司马迁要借《史记》抒发自己的感慨，向世人表达自己，完成文化使命。

所以，这封信从一开始就不是讨论眼下的事情，而是以私人书信的形式，向天下、后世袒露心灵。

看着手中沉甸甸的《史记》，司马迁露出久违的笑容：“《史记》已成，便是让我死千万次，我也无怨无悔！”

司马迁不在任安身居高位时给他回信，却偏偏冒着政治风险，在任安身陷死牢，等待秋后问斩的时候回信，不是因为要报复任安，而是因为此时《史记》已经完成，司马迁心愿已了，生死在他眼里已经不重要了。

司马迁叹出心中悠长的浊气，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如今，他可以坦然地对过去所忍受的种种侮辱做出最后的答复了。

在信的末尾，司马迁像一个即将英勇就义的侠士一般宣布：“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

可见他在写这封信时，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他要以死来澄清周围人对他身残处秽、隐忍苟活的误解与蔑视，他要以死来控诉自己遭遇的不平与不幸。

在写完这封信后，司马迁就人间蒸发了。有人说他是因为触怒汉武帝被杀，但我宁愿相信，司马迁是因为完成使命，了无牵挂，势不再辱，于是不等汉武帝发难，就自行了断了。

而这封信则是司马迁告别世间的遗书，也是他经过7年的忍辱负重后，终于昂头挺胸，抗议暴政的一篇战斗檄文。写这封信时，司马迁既有人生的痛苦，又有自我的骄傲。

“太史公”实为《太史公》

当了解了这一切之后，我们在回看《报任安书》的首句，就不难体悟司马迁写信时的心情与心曲了。

“太史公牛马走”绝不是司马迁的自谦之词，也不是官位自称，而是司马迁忍辱负重多年的幽隐心曲的表达，道出了他隐忍多年的秘密，是他人生最后的呐喊！

事实上，“太史公”指的是《史记》一书，先秦以人名代书名很常见，如《孟子》《列子》，“太史公”与此相同。

《汉书·文艺志》有“太史公百三十篇”（《太史公》此书有130篇），《史记·自序》有“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

钱穆《太史公考释》说：“《太史公》则司马迁一家之私书，当与孔子《春秋》齐类，故其书称《太史公》。”

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被判死罪，为了完成《史记》，他只能忍受宫刑，像牛马一样没有尊严地活下去。因为只有完成《史记》才能雪耻扬亲，对自己、对先父、对历史文化有个交代。

唯有如此解释“太史公牛马走”，才能表达出司马迁的幽隐心曲，与《报任安书》全文的主旨。

所以在《报任安书》首句中的“太史公”既不是指人，也不是指官位，而是书名《太史公》，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