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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核心自体的第三个机会:通过孪生获得三极自体 科胡特(1984)提出了第三种自恋的（即，自体客体)移情，也就是孪生关系。这种主张似乎自然地来自于他早期将古老的孪生需要视作镜映移情的一部分的观点。在他最后一本书中，科胡传特别提出，在镜映移情和理想化移情之外再补充一种孪生或者他我移情，并提出三条独立的自体客体发展线索的可能性。这对科胡符原本将孪生移情纳于镜映移情之下的观点是一种改变。孪生自体客体关系的精华是兴趣与才能上的相似性，同时还有被另一个与自己一样的人所理解的感受。 本章将会探索三极自体的意义，将其与科胡特早期的双级自体概念(1977)进行比较，运用这两种自体客体移情，科胡特发现这两者都是在核心自体受损后自发产生的。 上位自体 首先，让我们来概括一下科胡特激进的上位自体的概念，以及从上位自体中产生的核心自体。处于中心性置的自体与作为心理器官的自体有着天壤之别，甚至与哈特曼在自我心理学中将自我表象作为客体表象的补充的这一概念也差异很大。在科胡特的概念中，自体是“一种上性的结构，重要性超过其组成部分的总和”。但是，上位自体是如何在最佳的成长条件下产生的呢? 科胡特相信婴儿在出生时具备的基本自体拥有天生的潜力，通过婴儿和其自体客体持续而特定的互动，培育或阻碍这种潜力的发展，一再反复之后，自体客体特别对婴儿核心自体的某些潜能做出回应。比如，一个好动的婴儿喜欢到处移动，很可能会更早学会走路。但是，一个更倾向于用语言来表达的儿童则可能更早学会讲话。父母对婴儿这些天然的倾向做出回应非常重要，而不是试图把父母的偏好强加于婴儿身上。 作为一组得到回应的潜能，核心自体因此而成为了上位自体，即“内聚而持久的精神结构”。这个得到发展的自体形成了我们人格的中心部分，并为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心，意识到我们的身体和心灵在空间和时间的连续体上形成了一个单性提供了基础。刚刚萌芽的核心自体处于一个滋养而具有回应的环镜中，于是成为了儿童的自体客体所培育出来的抱负和理想的容器，并逐渐具备了相关的才能和技巧。 正如科胡特最初所构建的概念，双级自体是上位自体这一结构的顶层石。当悲剧性的人(TragicMan)在处于一个危险的无反应环境中时，他有两个机会来实现其中心核心自体(core nuclear self)的生存潜能。第一个机会是通过加固其早期夸大的展示性幻想来建立核心抱负心，这大部分是发生在生命的第二、第三和第四年间，并且需要母亲的镜映接纳，以确认其健康的展示行为，这是抱负心不可或缺的基础。 第二个实现核心自体潜能的机会是获得大部分特定的理想化目标，通常出现在生命的第四、第五和第六年中间。科胡特(1977)还提出一个“张力弧”的概念，用来描述在自体的两极之间“持续流动的”心理活动，即，一个人的基本追求是由其抱负心所驱动，受其理想所指引的，这个想法科胡特早在1966 年就已经提出。 科胡特关于“镜映移情”的概念可见于双极自体中抱负心的那一级，而“理想化移情”则可见于理想化的那一极。科胡特相信，来自母亲般的自体客体的鼓励性镜映对于培育儿童健康的抱负心是不可或缺的，与此相仿的是，母亲或父亲同调的抱持与提携也让儿童有机会感受到“与自体客体的理想化全能感相融合的体验”。个体后来所获得的自体成分，可被父母任意一方培育出来。 科胡特有关于第三种自体客体需要的概念，即孪生关系的需要，深深地根植于一个或许已很古老的需求，即在“总体上的相似性，在做好事和做坏事的能力、情绪、姿态和声音上的相似性”的基础上有作为“人”的感觉。这种基本的相似性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人类世界的路标”，而且只要这样的肯定触手可及，我们就不需要去觉察自己的需要。 科胡特(1984)最终还是将孪生移情视作了发展内聚性核心自体的第三次机会，它源自于与一个好的自体客体拥有共同的技巧、才能和经历，很可能发生在镜映需要和理想化需要无法满足之后。孪生的概念也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在发现并“稳固”生命中成熟的自体客体的能力中，可能也包括了孪生关系，以及那些支持性的镜映和理想化需要。科胡特又补充道，孪生可能包括同性恋，其中每个伴侣都是对方的孪生或者他我(alter ego)，就像异性恋的人对于相似的目标和兴趣的需要，以及一些艺术家对“创造性移情”的需要。 显然，由双级自体的概念所造成的、局限于镜映或理想化需要中的限制，被孪生自体客体这一可能性所打破了，孪生自体客体体验刺激了个体才能和技巧的发展，使他能够执行任何孪生关系可以提供帮助并加以维持的目标(比如，补偿性结构)。科胡特(1977)首先介绍了补偿性结构的概念，即弥补自体的一个主要缺陷，而不只是掩盖这个缺陷。在他看来防御性的结构就只起到掩盖的作用，但是补偿性的结构会自行发展，通过弥补早期的自体客体失败使自体的功能得到康复。 与补偿性结构相关的孪生或他我自体客体移情的可能，为自体心理学家提供了一个成为“更少创伤的自体客体”的机会。病人将围绕这样一个自体客体组织起自己的努力行动，构建起自己健康的自体客体。 孪生的喜悦 年幼的孩子努力地寻求对其核心自体的确定，无论他是如何达成这一目标的，其中包含了父母未能满足孩子镜映和理想化需要所带来的痛苦经验。可以想象，有的人可以在没有任何与人类的依恋的情况下寻求对于夸大性自体的确认。希特勒就是这种可能性的一个例证，被其非人性的、主宰世界的自恋性需求所推动。然而，更有希望发生的情况是，病人对孪生可能性的记忆可能在病人努力寻求对核心自体的确认时出现。比如，科胡特提出，病人关于儿时的记忆中可能会逐渐浮现出一些人，他与病人忧郁的、或者不给予病人支持的家庭成员不同，很强壮并且能够被理想化: 在移情的背景下，某个人的轮廓会逐渐出现，对这个人而言，病人早期的存在和行动是一种真正的快乐的来源；这个人是一种无言的力量，是一个他我或者孪生，在他旁边儿童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力(小女孩在厨房紧挨着母亲或者祖母做家务；小男孩在地下室紧挨着他的父亲或祖父工作)，他的重要性将逐渐变得清晰。 在科胡特构想孪生移情的过程中，他引述了在和某个与自己从事相似的事情并且喜爱它的人一起工作时，自我的确认感和随之而来的喜悦。科胡特的一个成年病人对这种情形进行了描述，她回忆起一个场景，当时她4 岁，在厨房里和她的祖母一起做面包。 科胡特并不是通过病人记忆中和祖母在一起的欢乐而意识到这个自体客体孪生关系的重要性，而是通过女孩在6 岁时承受的可怕的孤独，那时，她那冷酷、没有反应的父母搬家了，因此把她带离了祖母身边。祖母带给她的自我确认的体验被瓶子中的精灵所替代了，在她和祖母分离后，她就与瓶子中的精灵讲话。她并没有接受科胡特关于自己(指科胡特)就是那个瓶中精灵的移情解释，当时科胡特刚刚向她告知了自己的长假计划。相反，她坚持认为自己在成年之后还继续这样的对话让她感到很尴尬，这让她对于要把这一“病情”告诉科胡特感到很焦虑。但是，她能够告诉科胡特，瓶子中的精灵是一个孪生儿，就像她自己一样，并且还是一个“足够像她的人，能理解她，也能被她所理解……病人需要的……是一个安静的存在。她会和孪生儿讲话，但是孪生儿不一定要回答她……只是和孪生儿在一起静默地交流就常常是是令她满足的状态了”。 这种对于安静的在一起的正面效果的解释，让科胡特清楚地认识到以往的治疗中长时间静默的重要性，即，它们不是阻扰，而是一种有益的孪生体验。然而病人对这个需要还是感到那么焦虑和羞耻，以至于她从来没有对科胡特讲过，直到他宣布自己那非同寻常的长假之后。 案例简述之一 本书的资深作者也有一些似乎可以证实科胡特关于孪生移情的概念的个案经验，并且因此也可能证实他关于三级自体的想法。在一个同样涉及祖父母的个案中，病人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叫玛丽安，因为她在专业工作上似乎是强迫性的症状而来接受治疗。她有一个贬低人、反对性欲的母亲，而且她的母亲努力地想挤入上流社会，还有一个抑郁的从事专业工作的父亲。当她的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派往远东地区从事外交工作后，她被留在了祖父母家中，由他们照顾，但是当时她的母亲被允许随同父亲一同前往驻地。可以想象，她原本可以带着小女孩一起去的。但是，她的父母认为孩子的健康状况太脆弱，决定不冒险带她一起去。玛丽安觉得自己被留给祖父母时是4 岁，在她的记忆中，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到家里的父母相比，她的祖父母更能同调于她的需要。特别是，她回忆起从祖母那里得到过一种类似于孪生的回应，祖母欢迎她到厨房看她做事，有时还会让她一起做饭。她记得祖父和她一起跳舞，他热爱音乐，因此，后来音乐成为了她的一种强迫性需要，而她不能允许自己去满足这种需要。 因为死亡而失去孪生 和科胡特的那个病人不同，玛丽安失去了她的祖父母，不只是分离，而是因为死亡。她的父母回国后接回她，他们也搬进了祖父母原来住的房子里。尽管有一些对于祖父母为什么要搬出去的合理化解释，因为她的祖父得要住在不用爬楼梯的地方。似乎很清楚，病人体验到祖父母的离开是受到了父母的煽动，或者，是祖父母自己偏向于搬出去。无论是哪种情况，就像科胡特的那个病人一样，玛丽安觉得自己没有被考虑进去。这个病人更具悲剧性的结果是，在她父母回国后不久，她的祖父母就双双过世了，她感到父母就像是入侵者。 在玛丽安的记忆和体验中，当时没有任何机会对祖父母进行哀悼。我们并不清楚，这究竟是对哀悼这种创伤性事务的否认，还是对另一个仍未得到回应的丧失的接纳——她4 岁时失去的自己的父母。令人悲伤的事实是，她既没有能够让自己以任何令人满足的方式去享受自己音乐上的才能，也没有允许自己去使用自己相当大的聪明才智，去从事能够回报自己所有那些努力付出的工作。通常，她可能会成为一个不欣赏她的老板的奴隶，并且永远也不会得到她应得的同时也是她想要的认可，直到已经为时太晚，即，当她已经辞职时。虽然，她的才能，曾经得到过她祖父母的支持，已经成为了至少会让她感到矛盾的问题，并且或许是一些她感到自己无权使用或者享受的东西，特别是在他们死后。我们在这里精确指出的是一次孪生自体客体体验的创伤性丧失，因两个孪生自体客体同时死亡这一事实而被复杂化了。 这一丧失也许可以解释病人在对治疗师(本书的资深作者)进行移情时为何缺乏信任，尽管治疗师从未公开表达过这个想法。似乎和科胡特的个案一样，病人有一种对于儿童期孪生消失的恐惧，所以任何对于移情的讨论都仍然过于具有创伤性。治疗师感到自己非常像科胡特病人的瓶子中的那个倾听的孪生儿。尽管如此，病人的自尊还是有所成长，她减少了对权威要求的受虐性服从，并且与满足她不关心人的丈夫的要求相比，她开始更多地考虑自己的未来。她对自己需要的接纳进展缓慢，这说明她祖父母所提供的孪生需要非常重要，而它被悲剧性地打破了，同时还伴随着她长期缺性的父母突然重新出现，他们在她眼中可能正是带来厄运的人。 信任的壁垒 尽管治疗成功地使玛丽安更加质疑自己对受剥削的生活方式的接纳，包括她对于独裁的上司的顺从，以及她对于能令她充满能量的生活方式的无果的尝试，但是最初失去父母的创伤之后又丧失了祖父母的孪生关系，这阻碍了她再次信任另一个孪生自体客体。然而，有迹象表明病人和治疗师的关系正在朝着孪生移情的方向发展，体现在她在应对现任老板的不现实的要求时采取了更为坚定的态度，并且正在考虑找一份更富刺激的工作岗性。这里的孪生移情包括了对病人似乎正在成长的自体的支持，并且治疗师要时刻意识到，病人所需要的对其自体的共情性支持是去巧妙地肯定她想要前进的内在动力，而不是去推动她。 案例简述之二 在另一个几乎要提前结案的、与外公孪生的个案中，病人名叫约翰，在他还处于潜伏期时没能完全理想化他的外公，因为他的外公屈服于施虐的妻子的恫吓。然而，约翰在一种似乎是孪生关系的反应中，感到自己对文学兴趣的萌芽被外公温暖的反应所接纳和支持。因为约翰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过世了，她的母亲变得退缩而抑郁，约翰在缺乏来自双亲的镜映和理想化的情况下，就特别常要去感受来自外公的支持。 不幸的是，外公开始写作自己的作品，并把它们读给约翰听，因而从表面上看来就中断了原本可以成为孪生的关系。然而，在治疗的过程中，约翰成为了一个成功的编辑，他寻找这样一个能够让他感到兴奋的职业已经有好多年了。在接受治疗之前，约翰曾经在作家、广告文字撰写人，以及电视新闻播报上失败过——所有这些职业都涉及一种展示性抱负心，而那是他无法维持的，因为他在接受治疗前从来从任何人那里获得过足够的镜映——在约翰接受分析期间，他发展出了补偿性结构，这对他很有帮助，他开始非常投入编辑的工作。 发展出补偿性结构的可能性在他与祖父的孪生关系受阻期间产生。当祖父开始把小男孩当成他自己秘密作品的听众时，就产生了一种反向的孪生，约翰成为了欣赏他祖父作品的人，这与他后来的职业——编辑其他作家的作品，是一样的。 在治疗中，约翰重新获得了一种体验，就是为他那个有创造力但是被贬低的祖父而成为“一个人……其早期的存在与行动就是真正的快乐的来源(这里指祖父的快乐的来源)”，这使约翰得以发展出他的核心自体中早已存在的确定感，在治疗师可靠的支持下，去从事编辑的职业。 治疗师对这种童年经历的理解“变得至关重要，当接受分析的人对治疗师开始产生移情，以他作为童年时代的自体客体，尽管治疗师还达不到足够的响应，但仍然是病人所能得到的最好的自体客体”。治疗师对于约翰给予其祖父的孪生养分的强调——即他成为这个失望的老人真正快乐的来源——似乎重新激发了他发展自我力量的补偿性结构的潜能。这帮助约翰解决了他长期存在的、选择一个让他满意的职业的问题。 科胡特(1977)独创性地定义了一个补偿性结构的概念，正如我们在本章的指出的，以“自体中功能康复”的形式，通过加强自体的一极，来补偿另一极的缺陷。从这个双极自体最初的概念出发，科胡特(1984)提出了第三次机会的可能性，一个三极自体。他认为自体客体无法满足自体的一个部分的需要，将会激发出其更大的努力去获得足够的反应，以满足另两个部分的成长需要。因此，支持自体健康的“扇形连续体”还是会发展出来。 在约翰的个案中，有一点逐渐变得清晰，即那是一个有反应的他我体验——在他去上学之前，有一位保姆会读书给他听，甚至还教会了他一点阅读——通过这个经验，约翰第一次开始发展出补偿性结构，成为了一个对具有相似兴趣并且需要鼓励的人的欣赏性的、有帮助的他我。在他咄咄逼人的外婆的煽动之下，这位保姆在约翰6 岁时被解雇了，她抱怨保姆给予约输过多的关注而宠坏了他，并且认为她没干多少正经事。保姆的离开让约翰产生了退行，开始追求对其展示性需要的满足，并努力地吸引他那抑郁的母亲的关注，而他的母亲无法镜映他，并且因为筋疲力尽而崩溃，同时，他那爱惩罚人的外婆无视着他的存在。这些主要的自体客体在满足他的镜映需要方面带给他的失败，使他在此后的人生中变得非常脆弱，这表现在当他试图运用自己的写作能力来吸引别人关注他的创造力和表演能力上。任何在赢取对他所付出努力的需要鼓励和赞赏时的挫折和失败，都会让他陷入到令他动弹不得的抑郁中去。为了强迫自己重新获得表现能力，他转而求助于越来越危险的刺激物，包括酒精和毒品，而这些更加影响了他作品的质量。 病人的梦 就是在这些困境之中，有一次，约输报告了一个梦，在梦里他试图向外公读一个自己写的故事。他的外公打断了他，并且开始读他自己的故事。在梦的结尾，他的外婆走进来，把他俩都批评了一顿。在他的联想中，约翰回忆起了他早年和那位共情的保姆的经历，她不仅念书给他听，甚至还引领他走上了一条早期掌握阅读和写作的道路。他在学校的学业表现很好，但是他退行的表现癖和对关注的需求让他在同学和老师那里都不受欢迎，所以，很快他就成为了一个孤独而内向的人。外婆对他和外公的责骂，不仅让他想起了她是如何剥夺了他的他我——那位保姆，而且还让他感到，她不能忍受外公有任何享受。约翰对那位被排斥的老人感到很难过，于是听他阅读他写的故事，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惹怒他的外婆，但也是为了给他的外公一些被人关心的感受，那是他从保姆那里得到过的。一开始，约翰对于外公打断自己的故事感到很生气，并且他还想要从外公那里获得赞美。但是，当约翰允许外公读他自己的作品时，他看到了外公变得如此兴奋和热情，尽管他们遭到了外婆的闯入。于是约翰成为了外公热心的听众，这是约翰一直想要的，但是他从来没能成功地找到任何可靠的方式来获得这样的关注。 治疗师开始意识到，有可能在约翰创伤性的早期剥夺之后，通过保姆对他需要的共情性关注，他发展出了一种他我自体客体需要。然后，这位保姆可能通过成为约输的一个他我自体客体而刺激了其补偿性结构的发展，即使那段经历很短暂。 补偿结构的出现 约翰告诉了治疗师他做这个梦之前的那个晚上发生的事，即他帮自己8 岁的儿子完成了一个故事的写作，那是儿子第二天要交的四年级课堂作业。这使治疗师的这个想法显得更有重要意义了。约翰对于儿子向他求助的事实感到很愉快，至少是向他征询意见，因为约翰一直没有太多帮助儿子完成学校作业的习惯。他的儿子找了一个借口，称想要约输帮他核对一些故事里的信息，但是约翰感觉到儿子真正想要的是约翰的反应，甚至是对故事的建议。约翰没有感到太受欺骗，或者无法对此应付自如，相反，他突然感到他想要读一读儿子的故事，并且帮他把故事改得更好，如果这个故事需要改进的话。当然，这是一个真正的编辑的态度。 于是，约翰带着他新近浮现的补偿性结构，阅读了这个故事，他很高兴儿子能够表现得这么好，而不是感受到竞争或是被儿子比下去，他也有了一些关于故事怎样能够改得更好的想法。约翰富有能力给儿子总体而言正面的反应，并且同时还能绘出一些修改意见，这说明他的补偿性结构已经出现，为他提供了一个更让他满意的方式来处理他自己的自我创造需求，而这补偿性结构正是源自他的保姆、他被剥削的外公和治疗师这三个认可他的自体客体。 对于约翰出人意料地不仅愿意去看儿子的作文，而且还没有作出一副高大权威的样子，并且给了儿子一些有帮助而又不太难的建议去修改他的作品，治疗师很想在其中找出一些移情的联接。治疗师意识到，约翰对儿子的反应方式与治疗师长期以来对约翰的反应方式是一样的，包括对他的写作被排斥的创伤的反应，以及对他在电视荧幕上的形象较少得到热情回应的反应。他对于任何缺乏正面反应的情况都会产生自恋性暴怒——更不用说完全的批评或是不赞成，治疗师尝试在这个部分对他进行共情地同调，治疗师常常会给病人提出建议，也许会强调某一点而不是另一点，约翰接受了这个技巧，并且运用到了儿子身上。约翰在儿子身上表现出了作为一个编辑所应当拥有的能力，正如治疗师曾巧妙地运用于约翰身上的那样，这暗示对于治疗师的某些转换性内化已经发生，即，激活了他与受惩罚的保姆所共同拥有的他我自体客体关系，这些发生于他和外公之间复杂的孪生关系之前。 核心自体的孪生补偿结构 尽管如此，共情、相似的兴趣和才能，以及对欣赏反应的体验这几个成分似乎合并在了一起；保姆、外公以及治疗师也混合到了孪生的补偿结构中，为病人急需的核心自体的发展所用。这个晚成的结构为约翰指出了一条相对舒适的道路，并且仍然运用了他在文学创造上的才能和技巧，这是他从未得到过足够镜映的部分。 因此，在治疗师和约翰之间萌芽的孪生，自体客体移情最终成为了一个补偿性结构，令约翰在处理他儿子的问题时能够令他满意而又有所帮助。正如他也将逐渐运用自己编辑的智慧来帮助许多其他向他寻求帮助的人一样。 孪生或他我自体客体的需要，在治疗中作为一种自体客体移情的愿望自发产生，在科胡特看来，这包含了人性中对于分享相似的感受和经验的深层需要。科胡特指出“任何一个离开自己的生活环境一段时间的人——比如，去了另一个国家——都会记住再一次被和自己一样的人们所围绕时的那种增强的感觉”。 约翰和他的外公都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这一定是他与外公孪生关系中的一个部分，并且，约翰能够从试图给予外公一些他所需要的东西上获得一定的满足感，甚至是舒适感。尽管约翰给予他外公的共情性镜映后来他自己没有得到，但是他有能力给予外公，并且在潜意识中希望日后他也会得到同样的共情待遇。因此可以想象，早期孪生自体客体的经验可以成为一座桥梁，搭建在两条独立的发展线路之间，一条是健康自恋的发展，另一条是通往浪漫爱情的、人们更为熟悉的客体关系的发展线路。在孪生或他我关系，或者孪生或他我移情中，存在一种对于另一个人的感受与思考的关心，尽管那个人可能不会被体验为处于一个深度的水平，如具有独立的自主中心。但是，与自恋性镜映的关系或理想化的关系相比，这样的一种关系能够在一个更为关怀和分享的基础上存在，科胡特强调，人性中有一种品质是对孪生自体客体的需要——在人群中感觉自己是人——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感受可能是通往客体爱的桥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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