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带诏”事件后为何隔了十八年才有汉朝忠臣想要诛杀奸臣曹操？

伦敦大瘟疫图

作者兰台，系头条号签约作者

一场大型瘟疫对历史的影响，有的时候甚至超出人们的想象。

没人能想到因为一场大型瘟疫，极少在古代政治舞台上出现的“医生”，竟然因为一场瘟疫，短暂的占到了历史舞台中央。

这人就是东汉末年的太医令吉本。

由于东汉末年留存到今天的史料不多，尤其是像太医令这样冷僻小官，所以对于东汉末年这位吉本医生，我们知道的很少，《后汉书》、《三国志》都没有他的传记。

二十三年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讨斩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现在唯一知道的是这位名叫吉本的太医令（两汉时期医疗系统最高负责人，是医生）在建安二十三年一月，掀起了一场针对曹操的叛乱。

说真的，历史上针对权臣的“起义”（叛乱？）不新鲜，但是由医生主导的“起义”十分罕见，要知道“起义”不是暗杀，不是一个人凭借血气之勇就能做到的，这必须是经过一段时间串联和组织才能发动的。

历史上的这种“起义”（叛乱），要么是宗室组织，要么是其他贵族或者高级官员组织，据我所知，由一个医生组织发动“起义”，在历史上就这么一次。

《三国演义》里吉平其实就是历史中的吉本

事实上自从曹操迎奉汉献帝到许昌后，针对曹操的“起义”（叛乱？）并没有多少，比起董卓来，那是少多了。

除了建安五年正月，发生过著名的“衣带诏”事件后，一直到建安二十三年，这十八年以来，没有发生过一起针对权臣曹操的“起义“。

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会见使，未发。事觉，承等皆伏诛。——《三国志·先主传》

事实上从公元208年，也就是建安十三年开始，曹操在朝着权臣、奸臣、篡位者的道路上狂奔。

建安十七年，他效仿董卓，获得了“参拜不名、剑履上殿“的待遇；

建安十八年，他让汉献帝册封他为魏国公，加九锡、都邺城、建魏国、设百官，七月建魏国宗庙社稷；

建安十九年（214），魏公曹操位在诸侯王之上；

荀彧

这此期间，他还“隐诛”了曾对他的事业起到巨大帮助作用的荀彧，原因仅仅是因为荀彧反对曹操称魏公。

至濡须，彧病留寿春，操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后汉书·荀彧传》

目前学界关于荀彧究竟是怎么死的，说法不一，但不管是“忧郁死”还是“服毒死”，荀彧的死都和反对曹操“篡汉”有直接关系，所以司马光才说，荀彧是被曹操“隐诛”的：

彧之死，操隐其诛。——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

而在两汉四百年里，除了曹操以外，另一个异姓封公爵的人是篡夺了西汉江山的王莽；这也是荀彧为什么坚决反对曹操做魏国公的原因。

然而，曹操虽然做了这么多“篡汉”的事，甚至杀了荀彧，可是中原地区并没有掀起针对曹操的“起义”，不管是贵族还是士人，似乎都默认了曹操“篡汉”。

然而，就在衣带诏事件过去十八年以后，在荀彧被杀六年后，许昌居然掀起了第一场目的明确，针对曹操的“起义”，还是由一名医生领导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奥秘就在建安二十二年发生的席卷中原地区的特大瘟疫上。

电视剧里的曹植

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有多严重呢？

曹植说这场瘟疫导致邺城家家戴孝：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殆，或覆族而丧。——《太平御览》卷七百四十二·曹植·《说疫气》

后来的魏文帝曹丕在建安二十四年给友人的信件里谈到建安二十二年这场瘟疫还心有余悸：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曹丕·《与吴质书》

曹丕信里提到的“徐、陈、应、刘”就是“建安七子”里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加上在建安二十二年春天已经死于瘟疫的王粲，“建安七子”里与曹操父子关系最密切的五个人全部因这场瘟疫而死。

更为重要的是这场瘟疫造成了曹操统治地区人口的大量减少：

“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於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老耄须待养者，年九十已上，复不事，家一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从曹操颁布的“王令”看，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使得中原人口大面积减少，到了“垦田损少”的地步。

木偶曹操

而这种特大瘟疫，在普遍信仰天命论与谶纬之学的两汉士人看来，就是上天对于某人的厌弃或者警示。

比如汉元帝时期，当时发生了特大灾害，大臣就劝诫汉元帝，之所以发生大灾，是因为朝中有奸臣的缘故：

《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汉书·京房传》

从京房的发言看，瘟疫正是《春秋》所记的灾异其中一种。

正因为有如此重大的“灾异”所以当时很多人都把这场瘟疫看做是上天厌弃曹操的象征。

就连曹操儿子曹植都说，当时邺城老百姓普遍把这场瘟疫视作上天降下来的针对某人的灾祸，所以家家户户“悬符”，当然，曹植是嘲笑邺城老百姓这种可笑行为，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反曹”社会现象呢？

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说疫气》

正因为有了“灾异”示警，也因为有这么大一场瘟疫，作为医生的太医令吉本以“防疫”为名，借机在许昌串联、组织起了一场上千人规模，针对曹操的“起义”。

而这场“起义”领袖除了太医令吉本外，还有金祎、耿纪、韦晃等明确的东汉时期的贵族子弟，其中耿纪、韦晃不但是名族子弟，还都做过曹操的秘书，耿纪和曹操关系更好，曹操也非常重视耿纪。

吉本不论，耿纪、韦晃在“起义”失败后临死时的表现，不像是视死如归的义士，更像是试图“干一票”，投机一把，结果失败的投机客。

耿纪死前大呼自己被人忽悠了，韦晃则频频磕头求饶。

收纪、晃等，将斩之，纪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生意，竟为群儿所误耳！'晃顿首搏颊，以至於死。——东汉·轶名《献帝春秋》

要知道，从曹操在建安二十三年的“王令”看，瘟疫爆发是在建安二十二年十月以后，而吉本的“起义”发生在二十三年一月，也就是说这场“起义”很可能不是预谋已久。

而是身为太医令的吉本把这场大瘟疫视作上天对曹操的惩罚，而急忙串联几家贵族子弟，就这样着急忙慌的发动了针对曹操的“起义”，试图“干一票”。

虽然吉本的“起义”很快被平定下去，但是从建安二十三年开始，中原地区就频繁发生针对曹操父子的“起义”（叛乱？）

这与其说是忠义起了作用，不如说是建安二十二年这场大瘟疫，让当时士大夫们以为老天厌弃曹操，都想乘机“干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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