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是如何看待中国古代诗人的形象及其虚构性问题的？

寥斋 202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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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针对宇文所安在其著作《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 827-860）》中提出的诗人形象问题和中国传统诗歌的非虚构性传统，本文作者认为宇文氏在诗人形象的解读上，打破了传统的形象定位，以其客观性为传统做出了重新阐释，对中国文学研究有着借鉴意义。但在中国诗歌的非虚构性问题上，宇文氏以中国诗歌作为西方诗歌的对照，而未能站在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美国著名汉学家，现任教于哈佛大学东亚系，其妻子为田晓菲。

一、影响诗人形象的因素

宇文所安在《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827-860）》中意识到现代的读者所认为的诗人形象，与历史中的未必一致。我们对特定诗人的认识是由漫长的诗人形象塑造史所决定的。诗人自身对形象的定位、手抄本的流传、读者的接受屏幕等等各种因素都会影响我们对诗人角色的定位，例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鬼李贺，诗魔白居易等，我们对这些诗人进行形象定位，而这种定位同时又影响着我们对诗人的看法，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诗人一直被戴着光环，导致现在很多评论家或读者都盲目的赞誉诗人的全部作品，并且对于一些名气不大的诗人不给予关注，宇文所安在《他山的石头记》中说：

'经典当然存在，但经典是作为一个历史现象而存在的，他们作品的质量已成了文学价值标准的一部分。在这里有一种历史的惰性在作怪。'

由于这种惰性，现代的读者仍然还是会从诗人已被塑造的形象来看待他们。相对于中国的研究而言，宇文所安的研究更加客观和中立，他认为诗人的形象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首先，从诗人的角度来看诗人对自己形象的定位，

'一位诗人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这种角色扮演是真实生活的一部分，但与真实生活的关系除了直接反映真实生活以外，还有很多可能性。'（《晚唐》）

宇文所安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在诗中扮演的角色更是一种纯粹的游戏，所以诗中的角色既有可能是诗人真实的样子，例如孟浩然诗中的角色——失败的求仕者、闲适的乡村绅士以及喜爱欢宴的人，宇文所安认为这就是诗人真实角色的一部分，但有时候诗中的角色也有可能是诗人为娱乐而自我设定的假象，杜牧创作了很多香艳诗，塑造了自己的风流形象，

'杜牧在世时，他很乐意扮演一种放荡的形象，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与名妓的风流事多。这种形象是他声望的一部分，并且他很乐于扮演这一角色。'

杜牧

由此可见，诗中的形象还有可能是一种面具或诗人自我期待的形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诗人的作品很有可能经过筛选，诗人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筛选是很平常的情况，例如

'我们知道杜牧严格的筛选自己的诗集，大约只保留了百分之二十。虽然杜牧诗歌的庞大补遗中的一些诗篇归属不可靠，但很清楚，很多有关其浪漫的私人生活的诗篇都被排除在诗篇之外。'

晚唐至今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诗歌是我们了解诗人的主要途径，但这种已经被有意识的筛选过的诗歌是否能代表诗人的形象，个人认为是存疑的。

其次，从历史的角度看，诗人的作品能够流传下来多出于偶然的因素，例如印刷术、手抄本的流传等，李涪曾严厉谴责过李商隐，将他比作仅是一位织锦工匠，

'这是很严厉的言辞，但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九世纪后期对李商隐诗歌评价的概念。李涪的评价不公平，可能不仅是因为偏见和盲目，而很可能是李涪没有见过全部诗集，只见过李商隐诗的一个小集。'

我们并不拥有全部诗歌，我们只拥有古代诗歌的一部分。

最后，从读者的角度分析，既有可能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也有可能跟读者的接受屏幕有关。例如杜牧是唐代著名诗人，但是在明代时期，研究杜牧的文献大幅度减少，当时流传极广的《唐诗选》竟未收录一首杜牧的诗歌，这是因为明人继承了严羽尊唐抑宋的道路并走向极端，杜牧虽是唐代人，但他诗词中的特征是与宋诗筋脉相同的，这使得杜牧经历了长达三个世纪的忽视与批评。并且读者在阐释的时候，很容易不自觉的去靠拢那些吸引人的解释，例如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很多人认为这是李商隐写给妻子的，夫妻当前的分离成为将来团聚时的话题，表现了亲密关系，然而随着学者研究的深入，他们发现他的妻子在他去世川任职前已经去世，

'我怀疑在相当程度上，为了维持对这首名诗的令人满意的传统解读，一些学者提出李商隐此前曾去过一次四川，至少去过最东部的巴地。他们花费了很多经历来证明存在这样一次旅行。'

读者总是能够在诗人的诗歌中找到自己所追寻的东西。我们对诗人形象的认识基本上是通过诗人的诗歌，当我们通过诗人的诗歌来塑造诗人形象的时候，就已经假定诗歌的内容是真实的，那诗人的诗歌内容是绝对真实的吗？这牵扯到诗歌的虚构性和非虚构性问题。

二、非虚构性问题

《跨文体、跨时代、跨学科——美国著名汉学家艾朗诺教授访谈录》中谈到中国传统一向注重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关联，常把作品当作作家生平中一些事迹的记述来看待，这个取向容易忽视文学的虚构性，而正视文学的虚构性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学的特色之一。宇文所安在《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象征》也曾提到：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诗歌通常被假定为非虚构；它的表述被当作绝对真实。'中国诗歌的非虚构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汉学家对中国诗歌的一种共识，例如费威廉、余宝琳、欧阳祯等人，相比较而言，在西方诗歌中，抒情主体是被虚构的，诗中的'我'并不等于诗人。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认为文学艺术指涉的'都是一个虚构、想象的世界。在一部小说、一首诗、一部剧中的表述不具备文献的真实性……这个诗中的'我'也是一个虚构的、戏剧化的'我'。'

宇文所安曾以华兹华斯《在西敏寺桥上》与杜甫《旅夜书怀》作为案例进行分析，他认为，

'华兹华斯无论是看到，还是依稀记得，抑或是在想象中构造了这一情景都是无关紧要的，这首诗的词语并不以其非限定的特殊性指向历史的伦敦，而是将人们指向词语的言外之意。'

这说明，在写景叙事的背后，追求诗歌所表达的意义才是阅读诗歌的目的，而诗歌本身只是一种媒介和表达方式而已。在解读杜甫的《旅夜书怀》时，宇文所安认为此诗是诗人对世界作出的一种事实性的描述，因为诗人看到的景物与诗人的心理状态有一定的关联和微妙的联系，所以这种景物不能超越现实世界而具有普遍意义。

三、非虚构性原因

为何中国存在非虚构性传统，余宝琳《隐喻与中国诗》认为中国诗不指向另一个超验世界，中国强调天人合一的观念，作者

'与这一世界是浑然一体的，在真实现实与具体现实之间，具体现实与文学作品之间没有分离开来，在西方某些领域，间隔或许会招致非难，但间隔也确立了生成的可能性、虚构性以及诗人对上帝创造行为的复制。'

宇文所安认为中西诗人描写的场合也是有所区别的，中国诗人多描写自己的日常经验，对这种充满着琐事又与我们的生活亲近的场合的描写也会不自觉的加重真实感，使得读者认为诗里的描写是真实的。朱光潜先生认为中国诗并不是讨论哲学和宣传宗教的工具，

'就民族性而言，中国人颇似古罗马人，处处都脚踏实地，偏重实际而不务玄想……就文学说，关于人事及社会问题的作品最发达，而凭虚结构的作品则寥若晨星。中国'民族性'是最实用的，最'人道的'。它的长处在此，它的短处也在此。'

儒家社会偏重现实主义，不能向高远的地方发空想，即使诗人渴望超世，却始终无法摆脱骨子里的淑世主义，朱光潜先生认为中国诗歌的非虚构性是由中国人的民族性决定的，而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哲学思想的平易和宗教情操的淡薄。个人认为，没有宗教信仰，缺乏对彼岸世界的向往，或许部分可以解释中国人的虚构作品不发达，但笔者有一个疑问，中国诗歌的非虚构性特征是因为其本身真实的非虚构性呢？还是千百年来读者习惯将虚构性作品以非虚构性的眼光看待呢？

《红楼梦》

无论是海外汉学家还是朱光潜先生在考察中国文学的非虚构性时，都是放在中西对比的语境下进行的，即我们的非虚构性是以西方的虚构性为参考的，并未放在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所以笔者在此想要借用叙事小说的发展来解释诗歌的非虚构性。除了诗歌以外，中国的读者历来也重视小说的非虚构性，许多研究者都曾研究过中国史传传统中的实录精神与中国叙事小说的关系，范道济认为'实录'理论'促使小说关注社会，贴近现实'，并且认为''实录'乃是为了'求真''，《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在小说开头就写了大段的自云，它虽隐含着作者的回忆，但绝不是作者的自传，但从后来的研究可以发现，很多学者相信书中的事情或人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余英时先生说《红楼梦》在研究中从来没有取得小说的地位，'它一直是被当作一个历史事件来处理的'，有人从一个'红'字读出了反清复明，有的学者定要从现实生活中找到小说里对应的人物，例如有的学者认为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废太子的女儿，贾宝玉的原型是纳兰容若，甚至是曹雪芹自己（胡适）等等，周汝昌先生认为我们的小说其实是史的一个支流，同西方小说的概念是不同的，小说在读者眼里只是掩去了姓名时代的历史而已，由于受到中国古代强大的崇尚'实录'的史学的影响，我们的小说就不可避免的沾染了崇尚真实性的习惯，有的小说即使非常荒诞不经，但只要加上一点历史，也有可能被一些读者当成事实看待。中国也有将诗读作历史文献、传记材料的历史传统—'中国诗是历史实录的呈现'（宇文所安），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史学不仅影响到了小说，甚至诗歌领域也有其史学的色彩，同时又因为儒家深求寓意的习惯，读者相信虚构的故事下一定隐藏着深刻的含义。

'隐蔽的艳情含意很容易转为隐蔽的政治含意。一个能够理解比喻性语言和比喻内涵的群体的社会动力在发挥作用。宣称吟咏某位古代皇帝的诗实际上是在批评一位当代或近代皇帝，这反映了一种理解诗歌的'真正'和'深层'意思的愿望。这种宣称暗示了一种观念，即相信诗篇表现的只是其明显主题的人，其理解是肤浅的。诗人由于用历史人物指称当代人物而显得出色，读者由于看穿这种假象而显得出色。'

也就是说，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研究者认为其中定有所指涉，所以要从表面的意思读出深意来。是否是强大的史家实录精神的影响使得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刻意的采用了写史的笔法？而读者是否又因为这种表达方式而以为作家的作品就是真实的呢？会不会其实我们的传统文学中有很多虚构作品，只不过作家表达手法的原因而被后人认为是非虚构呢？宇文所安也演示了如何在这种非虚构的文学传统中阅读诗歌，即必须栖居同时代诗歌语境中来研究诗人，

'阅读就必须逃离后来世界的关注，放弃对诗歌进行结构的分析，移动读者至另一个世界和文明，以同时代诗歌语境中读者的阅读规则解读诗歌，解读诗人与解读诗境，倾听文本中作者的真实声音。'

我们对一位诗人和其作品的认识受到太多后天的干扰，前人的研究加深了我们理解的同时，也使我们无形中被套上了枷锁，我们不可能回到那个时代，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前人的影响，但我们应该力求回到历史语境中，以当时之眼观当时之人。

四、总结

个人认为宇文氏所谓中国的非虚构性是以西方的虚构性为参考的，中国传统诗歌中并非不存在虚构性作品，只是虚与实的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的，王晓路先生认为：

'虚构与非虚构的差异显然被过分强调了。实际上虚与实在文学创造中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对诗歌表述的事实往往应被视为是人类情感和境况的真实，而非是字面的真实。'

中国传统诗歌是存在虚构性的，每首诗歌都是诗人精心设置并布置的属于自己的小舞台，诗人是这出戏的导演，与西方诗歌不同的地方在于西方的读者知道他们的诗歌是虚构性的，而中国的诗人力图使读者相信这是非虚构的。

'我们不可能复原并真的栖居于那些世界，我们并非在游戏人类生活或种族命运，它们仅仅是一些诗，它们只会积存你的误读和我。它们等待千年只为有人读与误读。它们有耐心并将逗留下一个千年。对于我们可能为寻求事实所施展的最狂野的想象，它们丝毫不受影响。当我们为这些诗歌进行推理建构，不要问：'这是真的吗？'而应当问：'当我读时，如果我把这当真，会发生什么？''

虚不虚构真的重要吗？真假会影响一首诗或一篇文章的文学价值或美学价值吗？况且，如果没有确凿的、新发现的史料作证明，我们的研究也可能只是对待前人作品的误读，所以，何不让诗成为诗，让诗只作为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