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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出了个“神棍皇帝”

原创
2020-04-01  最爱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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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皇城宫门被打开时,1127年,攻入开封城的金兵惊讶地发现,开封皇城中竟然秘藏一通石碑,上面写着:

“保全柴氏子孙,不得因有罪加刑;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

不加农田之赋。”

至此,这块从赵匡胤建立宋朝开始,就被勒石珍藏了150多年的石碑,终于得以曝光在世人眼前,尽管在乱世之中它似乎不值一文,靖康之变的战火及随后而来的系列动荡,使得它此后长期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甚至连是否存在都为人所质疑,但在以往,这块只有北宋历代皇帝才知晓的石碑,却无疑闪烁着历史的光辉。

根据史书记载,宋太祖赵匡胤下令铭刻这通石碑后,一直下令将它锁置在开封太庙寝殿的夹室内,平时封闭甚严,并且下令新皇帝即位后,必须入内跪拜默诵这通石碑的誓词,而皇帝在跪拜时,只能由一位不识字的太监陪同在旁,因此,这通石碑究竟写着什么,一直无人知晓。而秘密,一直到1127年女真人攻破开封城时才被打破,在金人掳掠过后,进入皇城围观的人们才发现,这原来就是大宋帝国的祖宗家法。

尽管后周柴荣真正的嫡系子孙是否存活历史上一直有质疑,但宋朝皇帝优待读书人,却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宋真宗就很欣赏自己的伯父、宋太祖赵匡胤,为此,宋真宗还亲自写下了一首劝学诗《励学篇》: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这,就是后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典故由来,创始人是为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赵恒(968-1022年,在位时间为997-1022年)。

北宋第一“神棍”皇帝,为何痴迷“天书”下凡?

作为一位书生皇帝,宋真宗的上位纯属偶然。

话说宋太宗赵光义共有九子,他在“斧声烛影”称帝之后,随即开始逐渐铲除大哥、宋太祖赵匡胤遗留的两个儿子赵德昭和赵德芳,随后又以造反的罪名贬黜自己的弟弟赵廷美,在系列的宫廷血案之下,宋太宗赵光义的长子赵元佐受到强烈刺激,竟然精神失常纵火焚烧东宫,从此被废为庶人;赵光义的长子赵元佐发疯后,他的二儿子赵元僖又在太子位上无疾暴毙。在这种轮番的意外之下,在赵光义的子嗣中排行第三的赵恒因此得登大位。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病危,当时,李皇后与曾经在“斧声烛影”中协助赵光义发动政变夺位的宦官王继恩,试图谋立已经发疯的赵元佐为帝控制朝政,幸亏宰相吕端力挫政变,才保得赵恒顺利登位。

宋真宗即位这一年,北宋已经先后平定了五代十国以来割据分裂的后蜀、南唐、吴越等国,但在北上争夺燕云十六州的过程中,宋太宗赵光义两次北伐失败,甚至被辽军射中两箭狼狈逃窜,以致多年后最终因为箭疮反复迸裂而死。武功平凡的宋太宗在986年的最后一次北伐、雍熙北伐失败后,丧失了进取之心,此后,北宋在对辽的战争中转入长期守势,而长期长在深宫之中的宋真宗赵恒,更加丧失了伯父宋太祖赵匡胤,以及父亲宋太宗赵光义的进取心,倾向于做一位守成之君。

2

有宋一代,读书人的荣光史无前例。

为了彻底遏制、铲除自从唐朝安史之乱以后、蔓延至五代十国的藩镇割据和军人称霸格局,宋太祖赵匡胤采取了杯酒释兵权、崇文抑武的政策,而在“斧声烛影”的满朝质疑中上位的宋太宗赵光义,就更加注意收买知识分子的人心,这使得从宋太宗朝开始,每期科举进士录取人数从唐朝时的十来人,激增至宋太宗时期的数百人,随着科举录取面的扩大,以及科举出身的进士们纷纷位居高官要位,这就极大刺激了宋代的文化发展和考试教育。

汉唐时期,中华帝国崇尚军功,因此武治强盛,以致汉代有班超“投笔从戎”,而唐代许多宰相则是以名将军功而得以“出将入相”,但是历史进入宋代以后,通过“崇文”以“抑武”的宋代,宰相几乎全为读书人,而武将军人则地位愈发低下,“见(文人)大臣必执梃趋庭,肃揖而退。”

因此从宋太宗时代开始,每次状元公布后,“每殿廷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状元)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人摩肩不可过,锦鞯绣毂角逐争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士庶倾羡,讙动都邑。”

这种状况到了宋真宗时期更加明显,以致当时的洛阳人尹洙曾经说:

“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蕃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莫不可及也。”

经过宋太祖、宋太宗以及宋真宗三位皇帝不断的“崇文抑武”,在当时人的眼里,武将军人地位已经从晚唐、五代十国的高高在上,剧降至即使“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蕃于穷漠”,也比不上一位高中状元的文人受人仰慕关注了。

对此,宋真宗习以为然,这种风气发展到后来,就是北宋时人汪洙甚至写诗道: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

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北宋第一“神棍”皇帝,为何痴迷“天书”下凡?

▲北宋文采风流,宋真宗的书法也为人称赞

在北宋君王看来,中国自魏晋以降的贵族阶层,在经历晚唐和五代十国的战乱动荡之后,已经几乎被扫荡一空,难以对皇权形成重大挑战;而科举出身的文人大多家世普通,这不仅有利于选拔国家才俊、促进社会的阶层流动,而且文人没有贵族和武将的庞大势力,既有家国情怀敢于担当,又容易控制,这也就是宋代君王愿意与普通知识分子出身的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根本原因,

对此,宋真宗就曾经亲自告诫负责科举考试的大臣说:

“贡举重任,当无选擢寒俊,精求艺实,以副朕心。”

但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凡事有正必有负,过分“崇文”的宋真宗喜欢安逸,对此宋真宗在当太子时的老师,后来官至宰相的李沆(hàng)就看得很清楚。李沆做宰相时,王旦担任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当时因为用兵西北,宰相们要到天黑才能吃饭,对此王旦有一次叹息说:“我们这班人怎么才能坐致太平,能够优闲自得没事呢?”

李沆则说:“稍微有些担忧辛劳,足以作为警戒。将来四方宁静,国家未必没有大事发生。”

当时,契丹在经历与宋多年的战争后进行和亲,王旦询问李沆此事如何,李沆又说:“好当然是好事,然而边疆的忧患停止后,恐怕皇上渐渐产生奢侈放纵的想法。”

王旦对此不以为然,但李沆却经常拿一些四方水旱、盗贼之事上奏宋真宗,王旦认为这些琐事不值得上报劳烦宋真宗处理,但作为太子宾客出身,深知宋真宗从小长在皇宫、不知四方艰辛的李沆说:

“皇上年轻,应当让皇上知道四方的艰难。不这样,皇上血气方刚,就会大加留意声色犬马之事,那么动土木、兴甲兵,向宗祠求福等事就会发生了。我年老了,等不到看见这些,这是参知政事(副宰相)你将来的忧患。”

在对待辽国的问题上,李沆更是认为不可与敌讲和,李沆更是曾对王旦说:“我死后,你一定会做宰相,切记不要同敌讲和。我听说出则无敌国外患,像这样的国家常常灭亡,如果同敌讲和,从此以后国家武备废弛,必然多事了。”

宰相李沆的远见,副宰相、参知政事王旦当时并不以为然,一直到多年以后宋真宗荒废政事、大搞“东封西祀”、营造宫室,他才醒悟到当初李沆的睿智。

而在北宋与辽国讲和的澶渊之盟后,武备废弛的北宋君臣,也将在一百多年后的靖康之变中,深刻体悟到李沆的远见卓识。

3

1004年,在后世被称为“圣相”的李沆病逝,也就是这一年,辽国再次大举南下。

中华帝国在五代十国时期丧失北方的屏障燕云十六州以后,此后契丹经常沿着华北平原南下入侵,而1004年的这次南侵,辽国的20万大军更是长驱直入到了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距离北宋首都开封仅仅数日路程之遥,面对这种生死存亡时刻,当时开封城内震动,副宰相参知政事王钦若甚至主张迁都金陵(南京)避祸,而作为国防部副部长的枢密副使陈尧叟则主张迁都成都,从小长在皇宫、只知读圣贤书的宋真宗惶恐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当时朝内大部分人主张迁都避战,只有同为副宰相的参知政事毕士安,和集贤殿大学士寇准等少数人坚决主战。

当时,寇准当着主张迁都的参知政事王钦若和枢密副使陈尧叟的面,故意假装不知地说:“是谁倡议陛下迁都避战?这些人当杀无赦!如果陛下御驾亲征,那敌军势必将战败而逃。我们有必胜的把握,为何要抛弃祖宗和太庙,跑到蜀地这样偏远的地方去避祸?否则如果人心崩溃,敌人乘虚而入,天下还能保得住吗?”

在寇准的力请和坚持下,宋真宗不得已决定御驾亲征以振奋军心,当时,面对“急书一夕五至”的军事形势,宋真宗惶恐不已,面对不断逼近的辽军,宋真宗愈加疑虑,这时,又有人劝说宋真宗到金陵(南京)避祸,寇准则再三坚持,并提醒宋真宗说,进则士气备增,退则万众瓦解。

当时,澶州分别在黄河两岸建筑北城和南城,宋真宗勉强抵达黄河南岸后不愿再渡河北上,寇准力请渡河鼓舞军心,但宋真宗犹豫不决,于是寇准出来对禁军大将高琼说:“太尉您承蒙国家厚恩,今日打算报答国家吗?”

高琼也是愤慨不已,说:“国家临危,理当效死!”

于是,寇准与高琼一起返回面奏宋真宗、力请渡河鼓舞军心,高琼说:“宰相(寇准)主战,实乃良谋。禁军将士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师(开封),如果陛下您要迁都逃往江南,禁军恐怕将会发生动乱。”

紧接着,高琼奏请宋真宗立刻动身、渡河北上,此时一旁的枢密院事冯拯高声呵斥高琼无礼,高琼则愤怒地反驳说:“你只会写文章,官做到两府大臣。眼下敌兵向我军挑衅,我劝皇上出征,你却责备我无礼。你有本事,为何不写一首诗使敌人撤退呢?”

于是,高琼与寇准立刻命令卫士将宋真宗的车驾转向澶州北城前进,到了黄河岸边时,探马飞报辽军势盛,宋真宗非常惧怕、迟疑不进,于是高琼奋力驱赶禁军将士、几乎是裹挟着将宋真宗的车驾驱赶过了黄河的浮桥,直抵黄河北岸的澶州北城下,接着,寇准和高琼又力请宋真宗全副仪仗登上澶州城墙鼓舞军心,于是,当宋真宗出现在城墙后,澶州“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

在象征性的巡视后,宋真宗又迅速撤回到黄河南岸的澶州南城,但寇准则继续留在澶州北城督战,当时,宋真宗几次派人探视寇准的举动,当得知寇准在澶州北城上从容喝酒下棋,表现得胸有成竹时,宋真宗才逐渐定下神来。

当时,辽军20万大军虽然迅速挺进到了黄河北岸,但后方的几乎所有重要城池仍然为宋军控制,孤军深入、后路有可能随时被断的辽军开始心生不安,就在此时,宋军又以伏弩射杀了辽国大将萧挞凛,使得辽军士气愈发低落,于是,双方决定转而议和。

本来就畏惧战争、甚至想迁都避祸的宋真宗听说辽国愿意议和,马上派出小臣曹利用前往辽军谈判,随后双方基本议定辽军退兵、宋军则每年赔偿辽军银、绢来促成和谈,在前往议定最终条款前,曹利用向宋真宗请示最多给辽国每年赔偿多少银、绢,宋真宗犹豫过后说,“必不得已,一百万(银、绢)亦可。”

此时寇准在一边不便当面反驳,于是在曹利用面奏出来后迅速追了上去,寇准特地叮咛曹利用说:“陛下虽有百万之约,但你去交涉,如果答应所给银、绢超过30万,那你就提人头来见我!”

经过反复谈判,最终,担心退路被截的辽军答应议和退兵,而宋辽则约为兄弟之国,其中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这比五代十国时,后晋皇帝石敬瑭在契丹前自称儿皇帝有所进步,但另一方面,宋朝则必须向辽国“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曹利用于是返回面奏宋真宗,当时宋真宗刚好正在吃饭,于是先派宦官出来问跟契丹许诺赔偿多少银绢,曹利用认为这是军国机密,坚持要面奏皇帝,在被宦官追问得没办法后,曹利用只得伸出三根手指示意。

宦官误以为是三百万银绢,于是返回奏报,宋真宗听说后吓了一跳,连忙说,“太多了,太多了。”但过了一会又自我安慰说,“能把事了了,也还行。”

随后,曹利用进入面奏,当得知赔偿款为30万银绢时,宋真宗顿时如释重负、转忧为喜说:

“才三十万,这么少。你很会办事,你很会办事!”随后,宋真宗重赏了曹利用。

于是,就在宋真宗抵达澶州十天后,1005年1月,宋辽双方在澶州城下达成了澶渊之盟,尽管对于宋朝来说显得屈辱,但这也结束了自从公元979年宋太宗第一次北伐辽国以后,宋辽双方间接持续长达25年的战争。另外与巨额的军事开支(3000万)相比,每年30万银绢的岁币赔偿,也极大减轻了宋朝在北方的军事负担,而通过与辽国的边境(榷场)贸易,宋朝不仅赚回了比岁币更多的钱,而且通过茶马互市贸易,在经济上开始制衡辽国,此后双方维持了长达118年的和平,使得宋辽边境“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发长者),不识于戈”。

北宋第一“神棍”皇帝,为何痴迷“天书”下凡?

4

尽管澶渊之盟议定,辽军退兵,但作为中华帝国的皇帝至尊,却被迫与南侵的蛮族签订城下之盟,宋真宗始终觉得下不了台阶,因为城下之盟可以带来安全,却无法为他带来君王的体面。

与此同时,北宋帝国的官员内斗也日益加剧,当时,力主抗战的寇准与战前畏缩懦弱的主和派结下了很深的梁子,而性格张扬的寇准在澶渊之盟后,则经常将此事作为自己的功劳,每每提及此事都自鸣得意。为此,因为此前主张迁都金陵(南京)避祸,而被寇准怒斥为“该杀”的副宰相、参知政事王钦若也一直在寻找机会中伤寇准。

有一次寇准退朝后,宋真宗目送寇准离去,于是王钦若趁机说:“陛下敬重寇准,是因为他对国家有功吗?”

宋真宗点头肯定。王钦若于是假装愤慨说:

“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

王钦若本意是打击功臣寇准,但没想到这一下子也击到了宋真宗的痛处,于是,宋真宗有一次特地跟王钦若探讨,应该如何找回一些颜面,王钦若明明知道宋真宗怕战、厌战,却故意激将宋真宗说:

“只有出兵取幽蓟,可以雪前耻。”

出击辽国、夺回燕云十六州,宋真宗自然是没有这个雄心壮志和能量与胆量,于是又问有没有别的办法,王钦若于是又说,“那要不就举行一次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戎狄。”

王钦若的这个办法,纯属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因为中国古代帝王封禅泰山,都是汉武帝、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等军功显赫的帝王,而结下澶渊之盟的宋真宗想要封禅泰山,与前代帝王相比,显然是一场自欺欺人的闹剧。

但宋真宗对这个主意动了心,于是他又问王钦若说,封禅泰山要有“祥瑞”,现在没有“祥瑞”怎么办?

善于迎合的王钦若随即一笑说:

“陛下以为,前代那些什么‘河图’‘洛书’都是天然生成的吗?这不过是‘神道设教’而已,只不过是别人以人力为之,做皇帝的表示尊崇并且力推,那么它就是祥瑞。”

宋真宗心领神会。

于是,景德五年(1008年)正月初三,当宰相王旦率领群臣早朝完毕时,突然有司来报说,在皇宫承天门的左南鸱尾上,挂着一个黄帛。接着,宋真宗马上“召群臣拜迎于朝元殿启封,号称天书”,为了让众人信服,证明这个黄帛是从天而降的“天书”,宋真宗还编了个故事公开向臣子们说:

“有一天半夜我刚要睡,忽然卧室满堂皆亮,我大吃一惊,见到一个神人忽然出现,此人星冠绛袍,对我说:‘一月三日,应在正殿建黄箓道场,到时会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我悚然,起身正要答话,神人忽然消失,我马上用笔把此事记了下来。此后我便蔬食斋戒,在朝元殿建道场,整整一个月恭敬等待,终于盼来了天书。”

于是,宋真宗率领百官步行到承天门“迎奉天书”,并当众打开封口,只见帛布上写着:

“封受命。兴于宋,付于慎,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

紧接着,宋真宗马上下令将“天书”郑重装入之前准备好的金柜中,并接受百官朝贺,还宣布大赦天下和改元,特允京师聚饮三日以示庆祝等。

北宋第一“神棍”皇帝,为何痴迷“天书”下凡?

▲诡异的“天书”政治

在宋真宗带头故作玄虚的鼓舞下,于是,北宋举国上下掀起了一股“争言祥瑞”的热潮,但对于宋真宗这种低下的伎俩,宰相王旦自然看在眼里,宋真宗怕王旦反对自己瞎胡闹,于是在某日召来王旦到宫中饮酒,又赐酒一瓶说,“你带回去和妻儿子女一同享用吧!”

王旦回到家中,才发现瓶中装的全部都是珍珠,面对宋真宗这种姿态低下、几乎是恳求臣子不要阻挠他的“天书”政治的表演,王旦此后只能默不作声,“自是不复持异。”

于是,王旦在无奈下,动员了文武百官、藩夷僧道及耋寿父老等二万四千三百余人,连续五次联名奏请赵恒封禅泰山,在一系列的“前戏”预热下,景德五年(1008年)十月,宋真宗最终启程前往泰山封禅,而他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封禅泰山的皇帝。

在王旦看来,他配合皇帝演完了封禅泰山这一出大戏,他原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想到的是,宋真宗却上瘾了,而阿谀奉承之徒则不断地向宋真宗“争奏祥瑞,竞献赞颂”。

就在封禅泰山三年后,1011年,宋真宗又到山西汾阳去行“祭祀后土”大礼,这也与封禅泰山一起并称“东封西祀”;再七年后,宋真宗又前往亳州(今安徽亳州)明道宫祭祀太上老君。

而从1008年的这场造神运动开始,此后一直到1022年宋真宗去世,赵恒一直痴迷于这种“竞献祥瑞”的“天书政治”之中难以自拔,为了让各种祭祀和封禅顺利进行,宋真宗则大规模向臣下赏赐,其中仅仅封禅泰山,前后就共耗费八百多万贯;西祀汾阴,耗资更达九百多万贯;而为了营造玉清昭应宫,仅仅塑造三座神像就用了金一万两、银五千两,在这种大规模的造神运动折腾下,到了宋真宗晚年,北宋“内之蓄藏,稍已空尽”。

于是,在“天书”政治中找到折腾快感的宋真宗赵恒,开始在最初的谎言中自我沉醉,在这位偶然上位的皇帝看来,当皇帝太苦,如他伯父宋太祖赵匡胤和父亲宋太宗赵光义一般开疆拓土、打打杀杀、阴谋诡计的日子,对他这位一位始终长在深宫、读着儒家典籍长大的皇子来说,他已经厌倦了履行帝王的职责,而这种沉迷于“天书”政治的胡闹折腾,反而给了他一种太平盛世的自我快感,在后来,宋真宗甚至寄望于道家长生不老的养生仙术,希望能得到一种脱离现实的虚幻生活。

宰相王旦则始终闷闷不乐,他不像自己的前任李沆、寇准一般强硬,而在寇准因为刚硬强直被贬黜流放后,王旦更加收敛了自己的心声,只是每每接到要为宋真宗的新祭祀仪式奔走的旨意后,史书记载王旦经常“悒悒不乐”,越到后面,他才越明白前任宰相李沆说的,如果不让皇帝知道四方艰难,“那么皇帝就会动土木、兴甲兵,向宗祠求福”的警告意义所在。

而宋真宗尽管热衷造神运动,但对于内政也仍然保持着一丝清醒,并始终让王旦等正直的朝臣在位,以牵制王钦若、丁谓等“五鬼”干政,也因此,宋真宗尽管在后期行事荒诞,但北宋仍然得以稳定发展,到了宋真宗病逝前一年的1021年,北宋全国财收达到了15085万贯,岁入甚至比盛唐时期还要高出七倍以上,尽管国库因为多年的造神运动损耗巨大,但活跃的经济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而当年(1021年)北宋全国的户口,也达到了867万户,比他即位前增加了416万户。

到了1022年,常年痴迷于造神运动的宋真宗最终去世,享年55岁,他死后,他的妻子、掌控朝政的太后刘娥以宋仁宗的名义,下令将“天书”封进他下葬的永定陵,至此,这场在北宋历史上耗时达14年之久的造神运动终于落下帷幕,对此,《宋史·真宗纪》评价说:“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

明代的李贽则说:“堂堂君臣,为此魑魅魍魉之事,可笑,可叹!”

对于君王来说,瞎折腾和自我沉醉,或许也是一种深层的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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