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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与孔子的区别

 一寸大海 2020-04-04
  老子与孔子的区别。
​   道与儒的比较: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老子学说与孔子学说的比较,就“仁德”而言是完全一致的,区别在如何实现仁德,特别是在教育。老子的主张是实行愚民政策,也就是实行“三绝”,即: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但是社会的发展决定民智的开发,希望以堵的方法控制社会的进步,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老子的主张难以为继,老庄之后更无人才。我们现在所说的道理的道其实来自唐代韩愈的道学,老子的道早已经沦落为算命占卜的把戏。孔子的主张是启发民智,也就是启蒙,他的表达式就是“有教无类”,把原来只属于贵族圈子的文化学习推广到整个社会,所以我们现代人把孔子称为万代师表。在《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中,太史公这样写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太史公同样感动于孔子的教育,他写到:“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老子的哲理并非偶然可得:现代社会的一些学者推崇老子的学说。确实,老子的哲理予人以深刻的印象。例如:“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此语如同他说的“玄之又玄”,是高度的抽象和概括。在这里,“道”与“名”并不是通常词义上的“道”与“名”。古代许多学者认为,此“道”指的是言词,而“名” 指的是文字也。例如:上义云:“诵先王之书,不若闻其言;闻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故名可名,非常名也。”而文子则认为这种文字的记录只是精要,文子精诚云:“名可名,非常名;着于竹帛,镂于金石,皆其麤也。”这里的“麤”字,其义是大略或精义的意思,也如同“玄之又玄”之义。又,淮南本经训云:“至人钳口寝说,天下莫知贵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着于竹帛,镂于金石,可传于人者,其麤也。晚世学者博学多闻,而不免于惑。”也就是说,这些道理并不是那么好理解的,所以只好“着于竹帛,镂于金石”记录在案,让后来人慢慢去体察。或者,缪称训云:“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其至者也。”“埒”字意涯际或界限如“休息于无委曲之隅,而游敖于无形埒野。”也是说这部经说是不能仅仅从字面上理解。再,道应训云:“桓公读书于堂,轮扁曰:'独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段评论写得更直露,是在批评只是从文字上解读文章者,只能得到糟粕。而且事势是不断变化的,上礼云:“先王之法度有变易,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岂能不明事理枉读死书。可见,《道德经》决不是一般人能明白的,不知深浅妄断其意者,只能害人害己。老子、孔子的学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结晶:《荀子》《大略》篇第二十七有这样的一段记载:“禹见耕者耦立而式,过十室之邑必下。”可译作:大禹出门的时候,如果看到正在耕作的农民,他就站立以手抚轼,对他们表示尊敬;如果他经过的村庄居住十户以上,他就下车探访。我们今天谈论的和谐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源远流长的思想。在远古时代,例如在洪水滔滔的大灾难的时期,西方人打造诺亚方舟拯救的只是一族或一姓,但是我们的祖先却以共同的奋斗抗灾救灾,水淹到那里,那里就有大禹和他的拥护者的踪迹。在黄河、长江两大水系之间,华夷共济,夷夏变化,当我们看到我们现代以这样的大国屹立于世界东方,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民族的融合依赖一种特殊的文化,就是和谐文化,这是一种以仁义道德的学说为基本内容的文化。老子、孔子的学说就是这种文化的总结。了解这一点,也就明白我们弘扬传统文化的意义。
​     思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批判中的继承。所以,批判并非否定;而继承也并非肯定。这个说法似乎矛盾,但是明白辩证法的原理,这种方式是唯一的选项。大家出于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常常爱屋及乌而无视传统文化中各自存在的局限,实质上无益于传统文化的弘扬。当然批判并不意味的反华势力或无知之徒的胡扯,而是在思辩中严谨地进行。大家都明白荀况的思想对于中国二千多年封建制度的承担。而荀况的思想,其外核即孔子的“礼”,世人称荀学为礼学,并且因此认为荀况是大儒。但是我们当然很清楚,荀况失去的就是孔子学说的内核、或说实质,即仁学。从仁学而言,荀况并非儒家。荀况思想的内核是法,或称治术。在其弟子韩非那里发展为法术,或称阴术。我们研究他们的这些术――统治术,很容易发现与老子“三绝”之类思想的关联性。例如韩非主张“以吏为师”,实质上就是要求社会放弃思维的能力。太史公注意到这一个根本性的特征,所以把老子和韩非列为一个传,也把法家罗列其间。很有意思的是,中国的自由主义祖师胡适同样向蒋介石提出“三绝”的思想;而我们敬仰的鲁迅先生同样承认受到韩非峻极个性的影响;甚至激烈的反满斗士章太炎却是秦始皇的支持者。我们注意到,时代特征对于人们思想的影响;而各种思想,即使是一些看似荒唐的思想,也有可取之处,正如一些极为高明的思想,也存在着阴暗面。事物就是这样具有矛盾的二重性,主张自然主义的老子导出了专制主义;主张建立社会建构的孔子却以仁学说明了社会的善的文化,以礼说明了社会合理的契约,从而从机制和文化上保证了建立在亲和之上的和谐社会。当然并不能因为荀况和韩非而否定老子,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老子的学说中有缺陷;当然更不能因为荀况和韩非而否定孔子,此儒非彼儒。孔子当然无须为中国的封建化承担责任。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孔子学说中关于礼的部分并不严密,或者说孔子并没有预计到礼演化为等级,等级演化为专制,专制形成对于仁的否定,尽管孔子一再强调礼必须服务于仁的原理。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也许刚刚开始,当我们深入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平和的、严谨的态度作种种剖析,由此及彼,由皮及里,去伪存真。现代社会的实践必然鼓励植根于中华民族自身文化的新思想的诞生。我们尊重老子和孔子,就在于他们宣传了真、善、美,建立了关于仁义道德的学说。我们更尊重孔子,就在于他把中华民族带上了不断进步和文明的道路。作者:壶公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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