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大简《诗经·葛覃》『喈』作上『利』下『鸣』字型即知系今人伪造

从安大简《诗经·葛覃》『喈』作上『利』下『鸣』字型即知系今人伪造

2019年问世的《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内《邦风·周南·葛覃》一篇内，『其鸣喈喈』作『其鸣●(上利下鸣) ●(上利下鸣)』整理者牵强地指出上『利』下『鸣』字型的怪字是『「喈」字异体。《说文·口部》：「喈，鸟鸣声。从口，皆声。一曰凤皇鸣声喈喈。」「喈」是鸟鸣声，故其异体可从「鸣」。』而且又说『上古音「利」为来纽质部，「喈」为见纽脂部，见、来二纽关系密切，脂、质二部阴人对转，音近可通。』

但是子居的〈安大简《邦风·周南·葛覃》解析〉一文直揭其非，指出：『《葛覃》以萋、●(上利下鸣)为韵，《小雅·大田》以稚、稺、利为韵，《荀子·成相》以利、视、恣为韵，皆可证“利”是脂部字，整理者言“上古音「利」为来纽质部”，不知何故。整理者所说“「喈」是鸟鸣声，故其异体可从「鸣」”也恐不确』。子居则以为『从口从𪁐，用以表示黄鹂的叫声。𪁐、喈同部，来母与见母通，有黎、蓟相通可证』。以上两位释者都系想当然尔之证，试析其实。

按，2006年山西黎城西关村发掘出西周墓葬群,其间中型墓Ｍ8出土的青铜器里的铭文作者发现是个叫作『楷侯』的，高智及张崇宁2007年《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34期里行文认为因为出土地点为文献传言商周黎国所在，所以认为那位『楷侯』即《尚书‧西伯勘黎》的黎国，所以『楷』通读为『黎』。而李学勤后来在2010出版的《出土文献》第一辑里为文赞同。当然，如果真实的商周的黎国地点并非是现今的山西黎城，而还别有所在的话，此一『楷侯』当然不会是黎国的侯了，故而，『楷』通读为『黎』的前提是，这个『楷侯』是黎国的侯，所以是否『楷』通读为『黎』似目前只是臆猜，还待更多未来出土文物来加以证实所谓黎国的真正所在地了。

但在2015年安徽大学收藏一批后来称为的安大简，而以此篇安大简《邦风·周南·葛覃》而言，此一改传本《毛诗》此句『其鸣喈喈』作『其鸣●(上利下鸣) ●(上利下鸣)』，就是造伪的书手曾见到上述高智及张崇宁2007年及2010出版的《出土文献》第一辑里李学勤的论述，于是知『皆』可改作『黎』来用。

而且又查了东汉的许慎的《说文解字》，其中指出：『黎：履黏也。从黍，𥝢省声。𥝢，古文利。』而『黎』字的右上方乃『𥝢』，而指出其古文乃『利』字。

所以造伪者既有以上线索，就开始当个现代仓颉造起假古文字来了。把《邦风·周南·葛覃》原作的『喈』字，依2007年及2010年的高智及张崇宁与李学勤的看法的『楷』即『黎』，于是改原有的『喈』通『楷』而通成了『黎』字，但《说文》不是说了吗，『黎』右上方的『𥝢』相当于古文的『利』，于是创一新字，把『黎』上半部变成『利』字。下方取鸟叫的意思的『鸣』，以示等同于『喈喈』的鸟鸣声，而创出一个古来未见过的出奇出新的新创字。

一如吾人前曾指出，如果真实的商周的黎国地点并非是现今的山西黎城，而还别有所在的话，此一『楷侯』当然不会是黎国的侯了，故而，是否『楷』通读为『黎』，目前只是臆猜，还待更多未来出土文物来加以证实所谓黎国的真正所在地了。但一见安大简的《邦风·周南·葛覃》运用了还有待未来验证的2007年及2010年的高智及张崇宁与李学勤的看法，所以改『喈』为上『利』下『鸣』字型的新创假古文字型，而并不见于任何先秦已知文献或文物简帛内的可以以『喈』『皆』等和『黎』通读的例子，故可以明白检视出，此一安大简《邦风·周南·葛覃》就是今人见还有待未来验证的2007年及2010年的高智及张崇宁与李学勤的看法之下，而造出的异形字。也就是说，安大简《邦风·周南·葛覃》就是今人伪造的伪简。（刘有恒。（刘有恒，2020,3,29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