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歆耕 |绝佳的"豹头、凤尾" 写此文纯属偶然。前一段，写一篇关于苏东坡"乌台诗案"的文字，忽然就想到余秋雨先生有一篇写苏东坡的文章，想找来拜读做些参照。在家中书柜中翻了半天，未找到收有此文的余著，便特地网购了一部余秋雨最新版本的散文集《山河之书》。记得早先看到的文章题目是《苏东坡突围》，这部书中改为《黄州突围》。如果记忆无误，应该是同一篇文章。如果不是同一篇文章，本文的探讨也以《黄州突围》为准。 读了《黄州突围》，参照相关史料，产生一些疑问，这里提出来，期待作者，也期待读者和专家帮助释疑解惑。 在开始敲打键盘时，我一再提醒自己：此文一定要注意——所有文字，只就此文说此文，绝不由此而涉及对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的整体性评判，那是一个体量非常大的课题，非吾辈文史知识积累浅薄、审美眼光粗陋之人所能评说；其二，一定要像鲁迅所提倡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力求客观、公正地对待要论说的文本。 先"好处说好"—— 文章的开端和结尾，都堪称"棒极"。也许只有余先生这样的大才子才能写出。人们形容一篇好文章，常用"豹头、猪肚、凤尾"作比喻。此文的"豹头、凤尾"，皆是可以进入大学教科书的典范，也是专业写作者应该揣摩学习的典范。只是想学还未必能学到，所谓才气过人，就"过"在此处。 起笔文字这样写道： 这便是黄州赤壁，或者说是东坡赤壁。赭红色的陡坡直逼着浩荡大江，坡上有险道可供俯瞰，江面有小船可供仰望。 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间就有了气势，有了伟大与渺小的比照，有了时间和空间的倒错，因此也就有了冥思的价值。 文章从赤壁的地理态势着笔，勾画出"一俯一仰"的特征，倏然间就有了一种高远、宏阔的视野和气势。如同一通撼天动地的开场锣鼓，让人期待着一位非同寻常的人物亮相。 再看结尾收笔：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述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溪流汇成了湖—— 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关于"成熟"的一连串气势如虹的排比，非经人生历练者写不出，非才气逼人者写不出。随即嘎然而止。犹如音乐会上听一曲精彩的演奏，当人们还陶醉其中、余味绕梁时，乐队指挥的那根指挥棒已瞬息凝固在空中。  苏东坡 |"名太高"与"乌台诗案" 欣赏了《黄州突围》的"豹头、凤尾"后，我们再来审视一下文章的主体——"猪肚"。愚以为，问题就出在"猪肚"上了。这个"猪肚"里都装了些什么？或许有人为让猪瘦身的"瘦肉精"，或许有为防猪瘟而添加的过量的"抗生素"……这么表述显然是非学术化的，不能说明问题。需要做一点文本分析。 文章的主体部分是写苏东坡历经"乌台诗案"的折磨，最终被贬谪到黄州。秋雨先生对"乌台诗案"生发原因的判断，显然偏离了史实。他认为，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是因为"名太高"而受到一帮小人的嫉恨、攻击。"突"谁的"围"，"小人"之围也。文中说： ……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 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碜，能把同时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于是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 错也！错也！先看看文章所引苏辙那句话完整内容是什么？以及苏辙是在何语境下说那番话的。东坡被拘押在御史台时，已经致仕南京（时为河南商丘）的老臣张方平愤而上书营救。他的奏疏原拟通过南京府衙上达，但府官不敢受。只好让其子张恕持书至登闻鼓院投进。但"恕素愚懦，徘徊不敢投。"这份奏疏最终有未上达到神宗皇帝那里？神宗是什么态度？未见史料记载。且不论。东坡出狱后看到了这份奏疏的副本，其表情是"吐舌色动久之"，人问其故？东坡不答。后来苏辙也读到这份副本，对其兄为何"吐舌色动"做出了符合情理的解释："且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而张方平的奏疏中强调东坡"其实天下之奇才也"，岂不是进一步激人主之怒？虽为天下奇才，但不能为人主所用，如何博得人主的同情和宽释？但苏辙表示，当时为了救人，情急之下如此说是可以理解的。（见刘安世《元城语录》卷下，转引自孔凡礼《苏轼年谱》第４６５页，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２月版）本来苏辙的完整表述是"且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但余文只引前半句，强调"名太高"，而把关键的后半句"与朝廷争胜耳"舍掉，由此生发的判断，就完全脱离史实了。 什么叫"断章取义"？这就是了。  东坡字帖 难道秋雨先生引文所据另有版本。愚夫查阅了多种史料，苏辙的原话皆如此。根据当时整个时代背景，"名太高"显然不可能成为激发"乌台诗案"的原因。要说名气，当时的大名家还有不少，如司马光、王安石、苏辙等。为何要抓苏东坡，不抓别人？且抓苏东坡是得到神宗的御批，不是御史台的官员因"嫉恨"他的名气太大，想抓就抓的。核心问题就出在，苏东坡是新旧两党政治斗争的焦点人物之一。在两党为变法而争持不下时，朝廷为了新法能够推行，把以司马光、苏东坡为首的旧党基本全部外调移任了。按照官场"游戏规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诸如司马光离开朝堂后，就不再发表政见，埋头编纂皇帝交给他的任务《资治通鉴》去了。而东坡先生心中怀有的反对变法的政见，在移任外地后仍然激荡不已，无法在朝堂直陈己见，就在写给友人的很多诗文中讥讽、批评新法存在的弊病。就如《曲洧旧闻》中所载："东坡性不忍事，尝云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这些诗文通过镂版传播，影响很大，给朝廷推行新法带来很大的舆论压力。苏辙说的"与朝廷争胜耳"就在此。也许由于"名太高"，关注度、影响力成倍增加。这当然让正在推行变法的官员恼火，相信看到弹劾奏章的神宗皇帝也不会开心。 东坡在从徐州移任湖州时，上呈的《谢表》中自称："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孔凡礼《苏轼年谱》第４３５页）这两句话中的"新进"、"生事"都是非常敏感的词汇。"新进"暗讽那些力推新法的朝廷新进用的官员，而"生事"，正是司马光写给王安石的信中批评新法所用的关键词之一。（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王安石集》第１６９页，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５月版）于是，这份《谢表》就成了御史台"新进"官员弹劾苏东坡的"导火索"。 苏东坡那些讥讽新法的诗文，是否是"小人"们凭空捏造？显然不是，有多种史料记载可证实。苏东坡入狱后的"供状"中也是承认的。江祖桢著《中国古代诗案》（崇文书局２０１８年８月版，第８７—１０１页）中引录了多首（篇）东坡涉及讥讽变法的诗文，这里就不一一转引了。江先生认为，"平心而论，乌台诗案并非冤案，而处理结果是审慎而宽容的。""讥讽"得对与不对难做定论，但"讥讽"确实存在。东坡被贬处黄州期间，对自己的行为有反思，曾在给友人的书简中说"罪大责轻，得此甚幸，未尝戚戚。"（《苏东坡文集》卷五十二，转引自《苏轼年谱》第４７６页）这么说，不是肯定构建"乌台诗案"的合理性，愚夫对一切"以言获罪"的制造者都持批判态度。但分析具体案例，却也要尊重历史客观事实，不是随意扭曲为我所用。  东坡字帖 |在狱中是否被"扑打" 《黄州突围》中又一个让我感到困惑问题的是，东坡先生在狱中受到了什么样的折磨？坐牢不是赴宴，也不是洞房花烛，身陷囹圄，失去自由，随时可能断送老头皮，当然不是人过的日子。但具体论叙东坡先生究竟受到什么折磨，却也要有历史依据，不能无中生有。因为秋雨先生是写历史文化散文，不是写小说。 文中有这样的文字： 究竟是什么罪？审起来看！ 怎么审？打！ …… 接着就是轮番扑打，诗人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号着，哀号到嘶哑。这本是一个只需要哀号的地方，你写那么美丽的诗就已经荒唐透顶了，还不该打？打，打得你"淡妆浓抹"，打得你"乘风归去"，打得你"密州出猎"！ 这里连用７个"打"字。余文用诗意的文字，把"打"与东坡诗词中的名句联结到一起，还是要说明他的观点：诗人受到折磨，就是因为他"名太高"，诗词文章写得太好，而遭到"小人"嫉恨。 那么东坡先生究竟在狱中有未被"扑打"呢？虽然是小细节，却是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细节，认定事实得有依据。余文提供的依据是： 一位官员曾关在同一监狱里，与苏东坡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他写诗道： "遥怜北户吴兴守， 诟辱通宵不忍闻。" 这位官员的诗出自何处，名谁，余文未说。经核查，该段记载出自《二老堂诗话·记东坡乌台诗案》，作者为苏颂，全诗已不可知。这两句诗后，作者有一个自注："所劾歌诗有非所宜言，颇闻鎷诘之语。""鎷"是一个化学元素的名称。有考校者疑为"镌"，"镌诘"的意思是责问查究。如此，根据诗作者苏颂的自注，他所"不忍闻"的声音是来自审讯者的责问，而非苏东坡因"扑打"而发出的"嚎叫"。（转引自孔凡礼《苏轼年谱》第４５６页）笔者同时查阅多种涉及"乌台诗案"的书籍，包括东坡本人涉及这段磨难的回忆诗文，皆未见东坡遭到"扑打"的记载。难道此类重要细节，写历史散文可以想当然地胡编乱造？常言："伤筋动骨一百天"，东坡如果在监狱中遭到"轮番扑打"，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出狱，他人看不出来？史家笔墨会忽略这类重要的历史细节？ 根据另一些史料记载，我更相信苏东坡在监狱中除了接受根劾审讯，不大可能受到皮肉之苦。刚入狱时，东坡"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神宗）遣使就狱，有所约敕，故狱吏不敢别加非横。臣亦觉先帝无意杀臣，故复留残喘，得至今日。"这是东坡本人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的自述。他本想自杀，正是因为看到神宗皇帝派人到监狱关注、关心他，感到了生存的希望，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苏东坡文集》卷三十二，转引自孔凡礼《苏轼年谱》第４５５页）"不敢别加非横"，东坡自述证明，他不可能在狱中受到"轮番扑打"。倒是相反，"有一狱卒，仁而有礼，事子瞻甚谨，每夕必然汤为子瞻濯足。"也就是狱卒每晚必烧温水为东坡洗脚。（《孔氏谈苑》卷一，转引自孔凡礼《苏轼年谱》第４５５页。）我想，狱卒对东坡的友好态度，可能有敬慕东坡文学才华的因素，更主要的还是因皇帝传递了对此案的态度信息。尽管御史台官员"侵之甚急，欲加以指斥之罪"，但未得皇帝诏令，动用"扑打"的刑罚来逼供，也不太可能。 还有一处也让我困惑：苏东坡是怎样被差官押解去京城的？余文中说："差官……便叫两个差人用绳子捆绑了苏东坡，像驱赶鸡犬一样上路了。"笔者在各种涉及"乌台诗案"的史料中，均未见东坡被"捆绑"的记载，不知余文所据何处？  东坡字帖
|谁是"捆押"文化大师的凶手 本文第二节谈到，《黄州突围》关于"乌台诗案"生发原因的观点，属于断章取义、脱离史实的误判，那么关于构造"乌台诗案"的主导者是否"小人"，已经无关紧要了。 但余文中有很多文字谈到"小人"，对构造此案有关的主要人物的人格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似乎也有必要对某些主导人物的实际人格形象做一些剖析。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君子与小人是两个重要的人格符号，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形象。如果不对具体人和具体事情做客观分析，余文关于"小人"人格的批判，确乎是铿锵有力，鞭辟入里的：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把诸多文化大师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小人"真的是太可怕了。忽然就想到，秋雨先生是否把"小人"的作用无限度地夸大了？中国历史上真正给文化带来大劫难、残害优秀文化人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罪魁祸首？稍稍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不难得出结论。我怀疑秋雨先生在这里，有意忽略了文学批判应该聚焦关注的主要历史对象，而把视线转移到一群只能喷喷口水撒撒尿、至多做做帮凶的无足轻重的人身上。（限于篇幅，此处略去对舒亶、李定的分析） |史实、史识与文学 历史文化散文，应该是史实、史学与文学高度融合的文体。古人的经典文本应该是司马迁的《史记》，现当代学人、作家写的此类文本，最让我信服的海外汉学家唐德刚先生的著述，如《晚清七十年》、《胡适口述实录》等，其严谨的史实考证，再辅之于嬉笑怒骂、幽默谐谑、文采飞扬的文字，读起来痛快淋漓。只恨先生著述太少，常有不过瘾之憾。 历史散文中的史识理应生发于史实，而不是割裂史实，服务于一己之见的"臆断"。以秋雨先生的才气，如果再多一点案头功夫，也许就可能成为当代散文史上无法忽略的"大师"了。一篇文章，仅有漂亮的"豹头、凤尾"，但那个最为重要的"内核"却破绽百出，这样的文章能走多远呢？秋雨先生是学院派出身的散文家，在涉及文史时实在不该如此地随性。 行文至此，忽然觉得本文凡出彩、洒脱、飘逸处，皆为余氏引文。我的这点琐碎的考据文字，老实得如火腿肠似的。似也有蹭大名士才气之嫌。不过"嫉恨"绝对无。我曾在多个公共场合，表示我对秋雨先生文才和口才的膜拜，余先生也许有瞬间耳热之感。只是不知这耳热的传导信息来自何方罢了。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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