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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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文史天地》2014年第3期

作者：朱声敏

朱元璋画像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位皇帝，几百年来，他由乞丐登上皇位的传奇被人们津津乐道，他用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污吏的历史更是被人们广为传诵，至今粉丝遍布华夏。然而，在朱元璋时代，贪官污吏却杀了一个，站起来一批，始终前赴后继、延绵不绝，以至于晚年朱元璋曾非常懊丧地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朱元璋这个问句在历史上相当有名，我们姑且称它为“朱元璋之问”。

要解开这个疑问，还得从朱元璋的反贪做法说起。元朝末年，政治黑暗，纪纲不振，官吏贪污成风，百姓苟延残喘。朱元璋就生于那个万恶的社会，作为“穷二代”，他久处社会最底层，饱经世事艰辛，遍尝酸甜苦辣，他对于贪官污吏横行无忌、违法作奸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所以，一旦他借着农民起义的东风，飞上枝头变了凤凰，立即出台严厉的法律打击贪官污吏。大明王朝刚刚建立，他就颁布《大明律》，给予贪官污吏比唐宋律令严重得多的处罚，但是在十几年后他觉得仍然不过瘾，便搞了一部主要针对官吏的特别刑法《大诰》，加重了对违法官吏的处罚。对于法律，朱元璋有时候贯彻得相当严格，老百姓世代相传的例子如驸马欧阳伦违令贩盐，被朱元璋毫不犹豫地砍掉脑袋；还有“空印”一案，六部尚书以下被牵连的上万人，被处死的大小官员好几百。更有甚者，这位平民皇帝还经常法外用刑，对问题官吏剁手的剁手，挖眼的挖眼，甚至还剥下他们的皮，开膛破肚，填上茅草，吊在政府门口，让过往公务员们天天瞻仰，似乎他看着贪官污吏痛苦地挣扎能得到某种心理满足。乍一看，朱元璋在大小官吏面前真可谓执法如山，简直比黑老包还“黑”啊。于是，众多史书都不约而同地记载：当时官员每天上朝都要向家人交代后事，生怕一不小心就成了朱元璋的刀下之鬼；散朝回到家中，全家欢庆又多活了一日。于是乎，“暴君”的称呼被加到了朱皇帝的头上。对此，朱元璋感到非常疑惑，甚至非常郁闷：我老朱哪里“暴”啦？我对大大小小的官员已经够好啦！

据史书记载，新官上任，他往往像对待自己的子弟一般，谆谆劝导：“你们啊，工资比起老百姓，算很高的啦。老老实实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吧。守着自己的工资，就像是守着井底的泉水。井水虽然不满，却能每天汲水，长久不断。如果到处搜刮民脂民膏，你就是再牛，也难免东窗事发。那时候，你就要去蹲大牢，而你得到的那些赃款在哪呢？早被别人拿去了！你还指望享受吗？所以啊，你还是老老实实工作划算啊！”不但如此，朱元璋对于犯事的官吏还经常格外开恩，特事特办。比如有一次，经过朱元璋精心挑选的几位新科进士即将外任，朱元璋将他们召集起来，苦口婆心地进行思想教育：“你们都是难得的人才，我之所以挑选你们赋以重任，目的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有一番作为。现在你们要赴任了，地方上事情很乱，我怕你们吃不消啊。你们喜欢钱财，总会有部下为你弄到钱财；你们喜欢美女，总会有部下送来美女；你们喜欢名声，总会有部下为你树立名声。他们这样做，无非是想利用你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你们必须时刻防备，切莫粗心大意，中了人家的圈套，以致败坏了自己啊！”听了这番话，当时几位进士无不意气风发、慷慨激昂地表示“上不负皇上，下不负百姓”。然而，不到半年，这些进士贪赃枉法的丑行陆陆续续东窗事发，犯罪材料直达御前。朱元璋鉴于“人才难得”，一概宽宥。又半年，这些进士再次遭到弹劾，朱元璋再次表现了仁慈的一面，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再过了一段时间，这些进士实在闹得太不像话，搞得天怒人怨，朱元璋才下令将其押送到京城处死。临刑前，朱元璋满怀失望与不解地召见了这些人，问他们：“你们原都是好人，我提拔你们，培养你们，原指望你们替我分忧。你们到外地赴任之前，我也一再告诫你们认真做事、不要受别人引诱，千万不要作奸犯科。你们违法犯罪，我一再宽宥，原以为你们会改过自新，真没有想到你们却变本加厉，以至于有今天的局面啊。”那些人一个个都感激皇恩浩荡，却不敢再祈求皇上开恩。朱元璋的仁慈，不单单是对几个人，而是对一大批官吏。光是在以规定苛刻、用刑残酷闻名于世的《大诰》里，朱元璋就透露至少有数十名被处死刑的官员在犯罪后一次、两次甚至三四次地得到皇帝的宽恕。我们可以想见，那些数量比死刑官员多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没有被处死的犯罪官员中，该有多少曾经是浩荡皇恩的受益者啊！

常言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朱元璋希望自己对官吏的“好”能换来对方的感恩戴德从而廉洁自律、精诚办事。然而终朱元璋之世，贪官污吏前赴后继，犹如韭菜一般割了一茬又一茬。他自己曾说：“对于官吏们，我是仁至义尽了啊，赴任之前，我苦口婆心地劝诫；任上违法犯罪，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宽宥。他们最后被处以重刑，哪一个不是咎由自取？哪一个不是罪有应得？”可能朱元璋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么多官吏最后被处以重刑，与其一而再再而三地宽宥是分不开的，朱元璋对官吏的“好”正是贪官污吏前赴后继的重要原因。明末内阁大学士朱国桢的《涌幢小品》记载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官吏企图强奸一名妇女，妇女警告他：“难道你就不怕国法吗？”官吏回答：“即使闹到皇帝那里，你有什么好处？你的名声毁了。而我呢？却按惯例会得到一两次宽恕，屁事都没有！”由此可见，朱元璋的“好”无疑是官吏作奸犯科的助推器，正因为朱元璋条件反射般的“一两次宽恕”，致使官吏敢于以身试法、恣意妄为。

制裁犯罪，保护善类，这是刑罚的首要功能。刑罚以其具有剥夺权益的强制力使人畏惧而不敢犯罪，这种功能体现为刑罚的导向性，对罪犯判处应得的刑罚和执行刑罚，可以使其他人知法、懂法、守法。朱元璋严厉惩治贪官污吏，其近乎变态的手段令人毛骨悚然，本意是既让犯罪官员承担高昂的犯罪成本，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这一目的的实现，必须以法律得到切实的执行为前提。当一个个官吏得到法外开恩之后，他们侥幸的心理也一次次地膨胀。法律，可以被立法者本人一次又一次地破坏，又怎能避免被官吏们一次又一次地肆意践踏呢？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有句名言：“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如此想来，朱元璋之问就不难回答了。

朱元璋在他死前几个月曾对皇太孙朱允炆说：“我治理乱世，所以刑罚不得不重；现在天下太平了，你的刑罚应该舒缓。”并批准了朱允炆草拟的减轻刑罚的《大明律》修正案，还焚烧掉特务机构锦衣卫的刑具，将锦衣卫原来的罪犯通通送往政府机构审理。这意味着朱元璋已经从对重刑能惩贪的迷信中走了出来，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朱元璋意识到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凭一己好恶肆意用刑、任情曲法才是惩贪失败的最大原因。朱元璋不能，他的继承人乃至于朱明皇族的取代者也不能总结出真正的教训，自然不能消除官吏贪污腐化的痼疾，于是，“朱元璋之问”继续成为“朱允炆之问”、“福临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