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往事：烧毛豆

一、统购统销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百姓吃穿的光景渐渐好起来。但粮食和衣料并不是十分宽裕，国家还在实行物资统购统销的配给制、或半配给制。粮油、副食、糖茶、烟酒等等日常消耗品的生产、运营、销售，均有一定政策性管制。     别的地方不知道；直到八十年代末，西安的糖茶烟酒食品公司，还设立在西大街公安局的隔壁，未央区分公司设在自强西路；依然具有一定行政职能。     西安人如果想搞到稍微上档次或大批量的日常消费物资，还得去求仝经理、毛科长或分公司的柴经理；得让他们写个条子或打个电话才行。除糖茶烟酒食品之外，尤其是粮票，仍旧具有一定市场。     西安地下活跃的黑市，还有大批倒腾粮票和布票的票贩子，以此谋生。比如在东大街街口和钟楼附近，常有票贩子悄悄问行人：有布票吗？有粮票吗？而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改革成果也在展露，同时有票贩子问行人：有美元吗？     日常消费品如此，大件的工业时髦商品更是如此。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录音机等等新工业产品，并不是随便就能买到。穿戴的衣料，比如当时流行的底确良、底卡等化纤料子，只有很富余的家庭才具备。普通家庭，只有在孩子结婚之时才能享受。     城市、县城和集镇的国营百货大楼或供销社门市部，柜台摆放的倒是不少；但购买的时候，需要带上购物卡片。而要弄到如此金贵的购物卡片，又须相当的人事门路、或走后门方才如愿得手。     黑白电视机在农村的普及，虽然当年只值几百元银子，但到普及流行开来，已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事：也就是香港电视剧连续《霍元甲》等武侠剧开播前后。至于农村彩电的流行普及，更在九十年代以后。     二、关中始见好光景     七十年代末的关中农村，即便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初，生产的大部分粮食，照例被国家征购。纳公粮是农民的义务，是向国家无偿的贡献；用以豢养公务人员。     征用的购粮，即国家在农民手中有偿购买的粮食换来的丁点银钱，是农家的现金收入；加上其它农副养殖产品变现，就是农家全部经济来源。因此，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初，农村日子并不是十分好过。     以当时关中情景，如果不精打细算，仍旧有受穷、挨饿的可能。关中尚且如此，其它贫穷落后之地农民的情况，可想而知。但农村改革的思潮，已经起苗：当时由省委某机关主办的《陕西农民报》，常有鼓励农民积极致富的各种讯息；但真正敢于撸起袖子大干的农民知识分子毕竟不多。     闲言少叙。我之所谓毛豆，就是黄豆快要成熟之时的嫩豆角。黄豆习性怕水，不能在水田种植；但黄豆生长，却必须具有充足的水分和营养。     关中沣河流域上游，土地多是水田，并不适宜种植黄豆。旱田，又是由滩涂简单改造的薄田，比较贫瘠；也不大适宜种植黄豆。沣河流域上游的农民，多把黄豆种在稻田的疆垄之上；或者种在生产路的路畔；或者，套种在苞谷地的行间和株间。     所谓疆垄，就是比较宽大的田埂。在疆垄种黄豆的时候，稻田已经不需要过多的水。三伏天充足的阳光、气温和水分，让黄豆苗快速成长。中秋过后豆荚已成型，豆粒渐渐饱满，但并未完全成熟。黄豆的豆荚，布满细细的短毛，故称为毛豆。     三、辅助燃料：挖树根     中国农民长期受到饥饿的熬煎，又难得要领。贫穷找不到根源，更无科学头脑；总以为地广才能使粮多；故而正兴造田。各地流行的学大寨；多是不顾实情的开山毁林造梯田。     平原的农民，竟把河滩的树林、果园渐渐毁掉，垫上一层土用来种粮。因此，河滩的林地砍伐之后，会留下许多树根。秋后及整个冬天，逢星期日或假期，我们就去河滩地里挖树根。     吃饭是生存之本，你可曾想过：生米变成熟饭，必须先烧火。挖树根，就是为家里添柴火。树根挖回家晒干，得空儿用斧头劈成条状，就是硬柴。硬柴烧锅做饭，是相对秸杆、茅草类的软柴而言。     当时，城镇的市民和居民，主要烧无烟蜂窝煤做饭。而农村的农民，主要烧煤炭、烧软柴、烧硬柴做饭取暖。农家人烧硬柴，比烧煤炭受用得多。主要原因：可以省下购买煤炭所需的银钱。     记得很清：到八十年代初，关中山下一带的乡民，偶尔还要上山砍柴充当燃料。此前不用多说，农家人做饭，耍的就是硬柴。贫困年代，省钱更是硬道理。硬柴硬柴；无意的一个称呼，竟成为记录贫穷信息的硬证据。     挖树根是技术活，有不少小窍门。先用短把小撅头，从树根的外围慢慢刨坑。坑一定要刨得大一点；不然就是白受苦，树根会纹丝不动。若遇到小末末的须须根，顺便用小撅头斩断。若遇到较粗的支根，就用斧头砍断，继续挖。     一直挖到树根最底下的主根裸露，整个树根才能用手扳倒；最后用小斧头斩断主根的末稍，就算成功。挖树根也是个力气活，要消耗不少力量。较大的树根挖下来，会满头大汗，肚子也饥了。肚子饥可不是闹着玩，连树根也不能运回家。     四、补充能量：烧毛豆     肚子饥了咋办。我们的眼光就盯上田地疆垄快要成熟的毛豆；还有苞谷地里即将成熟的娕苞谷棒。拔几株毛豆、掰几个嫩苞谷棒；顺便捡来干枯的树枝树叶、茅草蒿草，集一大堆点燃，开始烧烤解饥。     烧烤嫩玉米棒有多香，不用多说；如今都市的街道都有。煮毛豆，饭店也有，夜市尤其很多；但没有烧毛豆。其实，用软柴茅草的弱火灰烬，慢慢煨的嫩玉米棒和烧毛豆，比都市饭店卖的都好吃。     饥荒年代，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期，诸如烧毛豆之类的烧烤食物还有很多：洋芋、红芋、板栗和柿子等等，都可以烧着吃。这些野餐，算得上小美味。     有人可能要说：你们烧毛豆，不是做贼呢么。孔已己说过：读书人窃书是窃，不能算偷。那么，农家人烧毛豆，怎能算偷？农村的饥饿儿童，自小都要帮助大人干农活。即便不会干活，也要在家里帮着烧饭干家务；以保证大人按时上工。     先不说干活；秋夏两季，肥沃的田地打下多少粮食。粮站征粮有个程序：验粮。就是征收之时，由乡镇政府的粮站派人验收。公粮征走的，都是扬场之时轮外颗粒最饱满的精粮。而农家年终按工分决算分到的，仅是含有半秕不浑的次粮。     农家孩子帮助大人干农活，是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在家里为大人烧火做饭干家务、包括挖树根采办燃料，都是变相参加劳动。那么，农村儿童有什么理由挨饥受饿。烧毛豆，究竟算不算偷；还是由大家评理。     事实上，当时的生产队已名存实亡。尤其到八十年代初，村里儿童烧毛豆，除了一些老者还在叙叙叨叨；而比较开明的生产队长和大队长，多是睁个眼闭个眼，任之由之。其实大人自己也常常私下烧毛豆吃。     烧毛豆可以见证：不久之后的那场农村改革，已非来不可。当年烧毛豆，正是时代改革潮流在农村田野展露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