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对曾国藩和左宗棠二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多人都比较关注的话题。 曾左二人为湖南同乡,不仅是清末“同治中兴”的主要参与者和缔造者,还是清末汉族地主阶层崛起并掌军的先驱。 这样的人杰,在讲究同乡之谊和官场文化的古代,按道理说应该是精诚团结、紧密合作的,然而,现实却让人大跌眼镜。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后,二人的关系由合作逐渐走向恶化,以致最后两人老死不相往来。
其中比较流行的说法有二。 其一,曾左交恶,责任在于左宗棠。理由在于左宗棠性格孤傲,又对自己举人身份的自卑,故此在成为封疆大吏之后,不念及曾国藩对他的提携、推荐之情,毅然和曾国藩反目。 其二,曾左交恶,责任在于清廷对汉族官员的不信任。曾左二人主要为了避免清廷猜忌,对外演的双簧戏,以交恶来掩人耳目,私下关系却很好。 那么事实到底如何呢?在翻看了大量史料后,汪郎以为,以上两种说法其实都不靠谱,都只是民间茶前饭后的胡侃而已。 汪郎认为,曾左二人交恶,真正根源在于湘军初创之时严重缺钱,或者说,曾国藩很长一段时间内看不上左宗棠,由此埋下了交恶的根源。 为何如此说呢? 道光三十年腊月初十(公元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开始了和清朝的分庭抗礼。 然而,此时的八旗军、绿营早已不堪一战,不但没有把洪秀全困在广西大山里,反而被其攻破重围,一路北上,直逼长沙。 在这样的情况下,咸丰帝不得不从“防汉”心理向“依汉”思维转变,于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放开了对汉族在籍官员筹办团练的军权限制,依靠地方汉族武装镇压太平军,而曾国藩就在第一批允许组建团练的在籍汉臣之列,成为湖南的帮办团练大臣。 可以说,这是曾国藩最好的机遇,如果他此时还在京师,机会根本就到不了他头上,但因为咸丰二年,他去江西担任乡试主考官时,接到其母去世的消息后,不得不丁忧回乡为母守孝,机缘巧合,拿到了办团练的准入通知书。
但要组建团练,并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曾国藩缺钱。 组建团练看上去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古语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近代以来又有“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的流行语,不管是哪一种说法,都指出了组建团练的一条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条件,钱。 团练不同于八旗,绿营,前者是大清统治的军事根本,后者是大清统治的军事协同,这两支不同兵源、架构的军事组织,为清廷加强皇权统治,维护地方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故而,八旗和绿营是拿大清饷银吃饭的。 团练呢?名义上属于各省巡抚管辖,但本质上是汉族地主的私人武装,在“兵归将有,层层效忠”的军事体系下,朝廷是不拨款的,兵源也是要自己想办法去拉的。 没钱就办不了团练,办不了团练就没办法完成皇帝交代下来的政治任务,而政治任务完不成,谁也不知道后果会如何。 曾国藩是进士出身不假,也拿着大清朝廷发的工资,但靠这点钱去组建团练是远远不够的。 而且曾国藩的身份也十分尴尬。 他虽然是朝廷任命的帮办团练大臣,却不归属于湖南省级三台,即抚台(省长)、藩台(布政使,管财政、民政)、臬台(按察使,管司法)管辖,而既然有官职在身,自然也就不属于湖南的地方乡绅。 这种“不官不绅”的特殊身份,既给了他募勇、练兵等带来很多灵活性,但也面临着除了钱外的其他问题,即如何处理和地方官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他是中央任命的脱离湖南官场之外的局外人,如果处理好了和湖南地方官场上的关系,也许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还会拨点地方税款给你应急。 可惜的是,自曾国藩接下组建团练的圣旨后,他和长沙城中的一众湖南地方大佬的关系并不好,尤其是和巡抚骆秉章的关系,搞得并不愉快,自然也就别想湖南财政借款应急了(后面再说这个事情),这也是他后来由长沙移驻衡阳练兵的原因。 看,事情就这么简单,钱成了一切问题的根源! 但曾国藩毕竟不是常人,在他眼中,活人是不会被尿憋死的,没有钱怎么办?那就向湖南地方乡绅借款。 为此,他以“抑豪强、摧并兼”的口号,以组建团练的圣旨为武器,强行向湖南地方富户、乡绅进行勒捐、摊派,只是在这个强行摊派的过程中,和一个人发生了冲突,他叫陶桄,道光朝重臣陶澍之子,也算是官绅家庭。 有人要问了,曾国藩组建湘军保卫大清,保卫湖南,但因为缺钱,故而向地方大户“借款”也无可厚非,为什么又和左宗棠交恶了呢? 因为这位陶桄,是左宗棠的女婿和学生,同时也是胡林翼的妻弟。 那么,陶桄是否因为自己和左宗棠、胡林翼之间的关系,拒绝捐输呢? 事实上,陶桄还是愿意支持曾国藩的,不过家中存银不多,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银子,为此,陶桄恳请曾国藩能够给足筹备银子的时间,并可以分期付款,同时希望可以减免捐输的金额,由三万两减至一万两,这自然引起曾国藩的不满。 先不说陶家一年的田租就能完成助饷,并不伤元气,而且在他眼中,陶澍做官多年,家世受皇恩,家产丰厚,家中必不缺存银,陶桄这样做完全是仗着自己是官绅之家进行抗捐。 此时已是咸丰四年正月(公元1854年2月),湘军出征在即,没有饷银,军队如何开拔?故而,他坚决要求陶家立刻完成三万两的捐输,同时,他于正月初六,特意向巡抚骆秉章报备,如果陶家不拿,他只有用强了。
正月二十,曾国藩又向好友郭嵩焘诉苦,自己组建团练的艰辛(郭嵩焘怂恿曾国藩入局)。
面对曾国藩的强硬,无奈之下,陶桄只能跑到湘阴,找自己的岳父左宗棠帮忙出面说情。 此时的曾左,可以说是关系非常融洽,一来都是湖南名士,二来又有郭嵩焘、胡林翼等共同的好友纽带,对于捐输,左宗棠是赞同的,这毕竟是拯救国难。
但念及女婿家境已不如前,故而,隐居乡间的左宗棠不得不跑到长沙,期待拼了自己这张老脸,当曾国藩的面为自己的女婿缓颊,希望可以稍稍宽免。 然而,令左宗棠想不到的是,曾国藩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根本没有讨价的余地,一点情面都不留。 曾国藩不愿意松口,陶家一下子又拿不出这么多银子,左宗棠尽管不愿意和曾国藩搞得太僵,但这一关必须得过去。 无奈之下,只能由陶桄拿着田产、地契等家中所有的不动产证明送到藩台衙门控告,以求公正。
这一闹,让曾国藩丢了面子。 事情重大,涉及湖南地方乡绅、名士和湖南帮办团练大臣的官司,藩台做不了主,只能由长沙城中最大的一尊神,同时也是湖南最大的官,巡抚骆秉章处理。 汪郎以为,这场官司,若没有左宗棠亲自出面,因为此前已经接到曾国藩书信,骆秉章也许会判陶家必须无条件捐输。 但此刻,协助张亮基取得长沙保卫战大捷的大清第一幕僚就在眼前,骆秉章既然有意人家入幕府,自然就有了断案的取向。 故此,骆秉章判决曾国藩这种行为属于勒捐,陶家不必承担这笔不合理的捐输。 曾国藩到底没有收到这笔钱,而咸丰四年三月,左宗棠再一次进入湖南巡抚衙门,成为巡抚骆秉章的幕僚,长达六年之久。
汪郎说: 这场因为曾国藩组建团练缺钱而引起的官司结束了,由此也埋下了曾左二人之间不和的根由。 那么,到底是左宗棠心里过不去,还是曾国藩心里过不去呢?汪郎以为,大体上是曾国藩心里难以迈过这道坎。 为何? 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曾国藩对自己心腹赵烈文说过这样一段话:
什么意思?就是说,咸丰四年的那场勒捐官司,骆秉章作为中间的调和人,无论是官面上的需要,还是地方上的脸面,给予他的尊重应该要高于左宗棠的。 然而,作为长沙,乃至湖南最大的一尊神,骆秉章的眼中只有左宗棠(当然,对于骆而言,他需要左宗棠入幕府协助守长沙),却对他曾国藩的座船视而不见(座船相当于曾国藩的官衙),这种举动其实是非常无礼的,故而对曾国藩的刺激很大。 然而,骆秉章的这种无心之失,却被曾国藩归罪到左宗棠身上,汪郎以为,未免有些小题大做了。 作为湖南主官,面对太平军的强大攻势,守长沙是骆秉章的主要职责,如果长沙失守,他要么自杀,要么被皇帝砍头,因为清代守土之长的责任是很大的。 所以对于能帮他守城的左宗棠亲自到了长沙,骆秉章狂喜之下,有些失礼也情有可原。 当然,曾国藩不是守土之官,也许感受不到骆秉章的这种体会,但这对于左宗棠而言,岂不是很冤枉? 【我是江东汪郎,带给你不一样的历史视觉!坚持原创,喜欢我就请关注我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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