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板那么一敲喻军明末清初的文坛，隐鳞戢羽的人物不少。比如黄宗羲，反清不成，继又力辞“博学鸿儒”的诏征，隐居山中，孜孜埋首于学问，著作等身，直至老死。还有张岱，淡泊功名，勤于著述，避居当年王子猷访戴的剡溪山。一笔散文写得孤峭幽深，颖脱时辈，被郑振铎誉为明末散文家翘楚。至于“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吴伟业，即大名鼎鼎的吴梅村，明崇祯四年（1631年）高中榜眼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左庶子等职。晚年对自己曾屈节降清殊滋赧汗，抱愧痛悔，后丁忧南还，从此坚不出仕。 曾去余姚化安山南麓拜谒过黄宗羲的墓地；亦于姑苏太仓寻觅过吴梅村的遗迹；而绍兴人张岱的坟茔，不知是否一如从前那般荒芜？ 这三大家，生于同时代，虽有创作风格和仕隐取舍的不同，但至少有两处交集：一来他们都是被称为“明末一流文人风向标、承东林正脉”的复社成员；其次是在阅读他们著作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对于柳敬亭这个人物，都曾写过传记类的文字。黄宗羲和吴梅村有同名《柳敬亭传》传世；张岱则以传神的笔触和寥寥数百字的篇幅，写下名篇《柳敬亭说书》。 明末以来，诸多诗文书画大家，比如钱谦益、余怀、孔尚任、王时敏、俞樾、陈汝衡、曹聚仁等，都曾为柳敬亭撰写过各种类型的文字。或许有人会为此感到纳闷：作为一名江湖艺人，不过是檀板那么一敲、利嘴那么一张，说书卖艺而已，何至于引得名满江南的才子们为之摇动笔杆？莫非都是误采虚声、率意成文？当然不是。我想，还是基于柳敬亭的胸次、风骨和才艺，有足堪丈量之处吧。 柳敬亭，“扬之泰州人”，原名曹永昌，生逢明末板荡之世。十几岁时因在案逃亡异地，凭借童年听书时的悟性和一本话本小说，开始说书谋生。某日，他说书后醉卧安徽宣城的敬亭山下，因柳枝轻拂其身，有所感慨，遂改姓为柳、以敬亭为名。再后来，柳敬亭名声大振，在金陵说书，缙绅公卿竞相邀约，成为所谓朱门柴门皆出入、达官显贵和文人学士皆待见的人物。虽说旧时视演艺为“贱业”，与今日艺人之地位有霄壤之别，但柳敬亭生平“长揖公侯，平视卿相”，从不以一介倡优伶人的身份自轻，反以一腔家国情怀、士人气节自重，堪称那个行当的不二奇人。 比如，从柳敬亭与阮大铖的结交和绝交，就能看出他的道义感和好恶心。柳敬亭当时很红，使得素喜结纳名流以伎乐自娱的阮大铖，也和柳敬亭时有过从，且纳为“门客”。崇祯十一年，当柳敬亭看到复社指斥阉党阮大铖的文告《留都防乱公揭》时，方知阮大铖的底细，悔恨不迭，遂“不待曲终，拂衣散尽”、“宁可埋之浮尘，不愿投诸匪类”。可见柳敬亭虽广有结交，却绝非夤缘以势，结纳以利之徒。据传，柳敬亭此举，也使得复社的才子们对其刮目相看。这就不难理解，前文所提及的记载其生平的文字何以如此之多的原因。 柳敬亭还是一个具有英雄情结和谋士韬略的人，可谓生有四方之志，本不甘终身牖下。崇祯十六年，也就是甲申之变前一年，他被推荐至拥兵自重的左良玉军中帮办军务，充任不挂名的幕僚。 左良玉可是个厉害角色，一见面就给了柳敬亭一个下马威。据吴梅村记载：“帐下用长刀遮客，引就席……生（指柳敬亭）拜讫，索酒，诙啁谐笑，旁若无人者”。如此行状，活脱一个单刀赴会的明末关云长。后来，柳敬亭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特长，为军中说书，口授檄文，以激励士气，还与左良玉日夕交流“三国”“水浒”中的经典战例；另一方面，他不避斧钺，代左良玉出使南京，与马士英、阮大铖等南明权臣谈判，共谋光复大计。虽然备受礼遇，被尊为“柳将军”，怎奈大厦将倾，江山危如累卵，岂是尽人事所能挽回？ 不能不提的还有他的侠气和才气。 柳敬亭成名后，有一次回乡省亲，顺便探望年少时的雇主。不想夫妇二人已亡故多时，却因返贫，两口棺木横陈屋内，无钱落土安葬。柳敬亭念雇主夫妇昔日的好处，于心不忍之下，竟去扬州说书月余，得银三百两，捐作雇主夫妇的葬资。倘无一副侠肝义胆，决然做不到这个地步。 另外，柳敬亭的说书内容，与近代诸多评书家通常一生只说一两部书有很大不同。其题材涉猎很广，诸如“西汉”“东汉”“三国”“隋唐”这些充满沧桑更迭、天下兴亡的内容，都在他的取材范围之内。而“岳传”“韩世忠”“水浒”这样的书目，因蕴含保家卫国、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精神意涵，受到柳敬亭的格外青睐。我想，他对于书目的选择，绝非偶然，乃其内在的大丈夫气概和英雄情结所致，属于他的价值取向。 柳敬亭并非文人墨客，故不长于诗文辞赋，但他的说书技艺，我以为若非大才，断难企及。据当年在演出现场、身临其境者的记录，柳敬亭说书时，“纵横撼动，声摇屋瓦，俯仰离合，皆出己意，使听者悲泣喜笑”，可见其绘声绘色、调动观众心理的能力。 张岱在听了柳敬亭说武松一书后，言其“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以张岱博物大家及“好梨园”之高品位，能有如此评价，实属不易。吴梅村以沁园春词赠柳敬亭，有“楚汉纵横，陈隋游戏，舌在荒唐一笑收。谁真假，笑儒生诳世，定本《春秋》”之高赞。黄宗羲虽然对柳敬亭的身份有所轻视，但他在评论柳敬亭的艺术成就时，也由衷地认为：“敬亭既在军中久，其豪滑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且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 柳敬亭的说书，甚而能营造一种莫名的气场：“剑荆刀槊，怔鼓起伏，髑髅模糊，跳踯绕座，四壁阴风旋不已。予发肃然指，几欲下拜，不见敬亭”。如此，便产生了极大的明星效应。据张岱《柳敬亭说书》一文记述，请他说书，须“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且“一日说书一回，定价一两”。他还挺会“摆谱”，到了凡听他说书，“主人必屏息静坐，倾耳听之，彼方掉舌。稍见下人呫哔耳语，听者欠伸有倦色，辄不言”的程度。他的说书，不是他看观众的脸色，而是观众要看他的脸色才行。侈然自放如此，却也靡不钦服。 以上所述，若非才气纵横，天赋异禀，能把书目演绎到令人心醉神迷，乃至惊天地、泣鬼神的地步，我以为绝无可能。 随着明亡，柳敬亭的人生轨迹也发生重大转折。正所谓鱼辙本枯，雀巢又失，窘迫之状可想而知。 首先，降清的马士英、阮大铖欲谋捕之，不啻有实施报复的成分。柳敬亭既要小心藏匿，却也不能不顾生计，故辗转于扬州、南京、常熟等地，重操旧业，聊以度日。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竟达10年之久。 说实在的，要求一个年迈的说书艺人，像一些个效忠前明、不计生死的遗民那样，与清朝顽抗到底，似也不太现实。其实，柳敬亭不是没有依附和攀附过，比如曾到松江提督马逢知（明降臣）那里充任过一阵子军幕，俾鹪鹩一枝，得所寄托，却很快失势；也曾于康熙元年（1662年），随清漕运总督蔡士英北上至京，与政客频频接触，在各王府中敲着檀板说书。说其一无营心，恐非事实。但即便如此，在权贵们眼里，一大把年纪的柳敬亭，终究不过是供人娱乐的倡优而已。于是，落魄潦倒、矛盾挣扎就成为那个时代档口无法逃脱的宿命。而此前，史可法在扬州城舍生取义了，黄宗羲归隐化安山了，朱舜水逃亡日本了，而礼部尚书钱谦益和东阁大学士王铎也早在南京城降清了……说书艺人柳敬亭又该如何呢？在饱受亡国之痛后，他理了理头绪，檀板那么一敲，扯开嗓子本色出演了。 周志陶先生在《柳敬亭考传》一书中，提到柳敬亭甘冒“留头不留发”的禁令，借职业需要为由，30余年内，一直留发不剃，且不改明朝衣冠，这是否也是一种变相保持气节的行为呢？不得而知。作为《桃花扇》中人物，孔尚任言其“人品高绝，胸襟洒脱，是我辈中人，说书乃其余技”，似乎也透露出某种信息。但我们只知道，他于康熙四年暮春，“老病萧条蓟北回”，买舟南下，踏上生命的归途。80余岁，还在食奔衣走，四处说书，后于瓶罄饥寒中无闻而终，葬于苏州。 柳敬亭死后，渐被说书艺人们尊为祖师爷。虽说数百年来，檀板之声不绝，可每当这行当举行收徒拜师仪式时，都要齐齐先拜他的牌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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