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书| 一部清代碑学研究的精心之作 ——吴高歌《清代碑学研究》述评

吴高歌著《清代碑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年8月出版

吴高歌博士新著《清代碑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5月版）是一部全面梳理清代碑学思想源流、学术背景和艺术主张的精心之作，宏博而深邃。其角度、其视野、其议论，以史学之眼光，以经学之矩规，探幽钩沉，射前人之覆，多有发微。

 

首先，吴博士从清代学术对碑学观念的作用着眼，对清代学术之脉络与碑学观念之演进及其二者关系展开讨论。该书《导论》中开宗明义：“清代碑学也为宋明以来传统帖学之反动，碑学思潮虽限于书学范畴而论，其实则为清代学术之一端，碑学思潮之发展途径也与清代之宋学、汉学以及今文经学之学术演变同一轨辙，由此可见学术思想对艺术观念影响之巨矣。”关于清代学术，王国维曾有论断：“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之学新。”碑学即是在“乾嘉之学”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首发其端者便是考据学之殿军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阮元。阮元历任督抚，晚拜体仁阁大学士。他在浙江巡抚任上，于杭州立诂经精舍，于宁海立安澜书院；任两广总督时，创办学海堂。他培养大量人才，刻书数十种。结交经史学家焦循、王昶、孙星衍、钱大昕、段玉裁、王引之、张惠言、陈寿祺、江藩，书家伊秉绶、翁方纲、梁同书、成亲王、何绍基，编著、著述有《皇清经解》《经籍纂诂》《揅经室集》等，可谓学问深广，座无俗客。阮元在穷经证史的同时，究习文字，涉猎金石，由此而写出《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正如阮元于《南北书派论》末云：“元笔札最劣，见道已迟，惟从金石、正史得观两派分合，别为碑跋一卷，以便稽览。”吴博士的碑学研究正是站在了阮元的这种学术角度，展开了有关碑学的一系列讨论，如《碑学：乾嘉书学审美取向的转移》《翁方纲与阮元书学观念异同论——早期碑学与帖学之分歧》《书学之南北问题——阮元“二论”之意义》等，均从清代学术与书学角度作了深入的考察。如果说阮元以乾嘉考据之学的学术思路开启碑学之新途径的话，那么康有为则是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上对书学的演变进行了辨析和议论。康氏《广艺舟双楫·体变》中明确指出：“吾今判之，书有古学，有今学。古学者，晋帖、唐碑也，所得以帖为多，凡刘石庵、姚姬传等皆是也。今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凡邓石如、张廉卿等是也。人未有不为风气所限者，制度、文章、学术，皆有时焉，以为之大界，美恶工拙，只可于本界较之。学者通于古今之变，以是二体者观古论时，其致不混焉。”汉代的官学是今文经学，魏、晋与唐官学是古文经学，这就是康有为“本汉”“卑唐”的原因。吴博士正是敏锐地洞察到了康有为书论中这种学术观念，所以一下子就破解了其书法论述的所有症结，从而提出了“康有为的古学即帖学，今学则实指碑学，其范围包括北碑与汉篆”的论断，对康氏备魏、卑唐之缘故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其次，吴博士对于碑派书家所关注的“中原古法”和“篆分遗意”问题有深入的思考，并指出篆分遗意不仅是碑学理论中技法层面的核心观念，而且直接影响了碑学书法的实践。“中原古法”一词见于阮元《南北书派论》：“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而蔡邕、韦诞、卫觊、张芝、杜度篆隶、八分、草书遗法，至隋末唐初，犹有存者。”从中可以看出，阮元所说的古法就是东汉所盛行的篆隶、八分、章草之法，这种方法关键是用笔，虽经北魏至唐初书体之演变，但遗风犹存。依阮元的分析，欧阳询、褚遂良应当属于这一书派，即北派。而遗传东晋、南朝“二王”书风者，为南派，代表人物为虞世南。阮元强调“中原古法”虽有为北派张目的倾向，但他的结论是唐初分别继承了南北二派：北派重碑，偏于古质；南派重帖，属于今妍。而康有为则认为：“至于有唐，虽设书学，士大夫讲之尤甚，然缵承陈、隋之余，缀其遗绪之一二，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迭奏，澌灭尽矣。”康有为是全面否定唐的，他的鄙薄态度虽然与他的学术观念有关，但此处所说的笔法无疑是“中原古法”，古意即是“篆分遗意”。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本汉第七》云：“南、北朝碑莫不有汉分意，《李仲璇》《曹子建》等碑显用篆笔者无论。若《谷朗》《郛休》《爨宝子》《灵庙碑》《鞠彦云》《吊比干》皆用隶体。《杨大眼》《惠感》《郑长猷》《魏灵藏》波折极意骏厉，犹是隶笔。下逮唐世《伊阙石龛》《道因碑》，仍存分隶遗意。”“后人推平原之书至矣，然平原得力处，世罕知之。吾尝爱《郙阁颂》体法茂密，汉末已渺，后世无知之者，惟平原章法结体独有遗意。又《裴将军诗》雄强至矣，其实乃以汉分入草，故多殊形异态。”康有为对北朝碑版的推崇，从书法的角度便是“篆分遗意”，即使对待唐人书法，也是这样的评价标准。除此之外，何绍基、包世臣、张裕钊、赵之谦、吴让之、李瑞清、曾农髯，不仅具有相同的碑学观念，更从书法实践上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故吴博士不厌其烦地强调：“篆分遗意”是碑派技法的核心理念。这便从技法的层面对碑学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诠释。

 

再次，吴博士对于帖学的衰微与碑学兴起的内因、外缘作了充分的论证。吴博士认为“帖学”的危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宋元以来以刻帖失真使得传统书学收到质疑；另一方面是清代前期自上而下崇尚赵孟頫、董其昌之风而导致姿媚、颓靡书风的蔓延。”这正是阮元当年看到书坛的现象。所以阮元在《南北书派论》末呼吁：“所望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旧业，庶几汉、魏古法不为俗书所掩，不亦祎欤！”康有为亦于《广艺舟双楫·尊碑第二》曰：“国朝之帖学，荟萃于得天、石庵，然已远逊明人，况其他乎！流败既甚，师帖者绝不见工。物极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后，碑学中兴，盖事势推迁，不能自已也。”碑学的倡导，异军凸起，兴盛之势，淹没帖学，至今未衰。故碑学研究意味深长。

 

吴博士历史专业出身，于此浸淫十多年。其博士论文为《〈周礼·春官〉研究》，可以说是经生治史。所以，他对经史是相当熟悉的。当他涉猎到书法领域的时候，便能抓住书法的核心本质。尤其是清代，无论是乾嘉时期的考据学，还是同光时期的今文学，都属于经学问题，吴博士轻车熟路，研究顺理成章，其广度和深度也是必然的。

【详见《中国书画》2020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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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光   新媒体编辑：崔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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