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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国内历史教科书的研究综述

 新用户56909953 20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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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教科书研究是历史教育研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领域。近三十年来,历史教科书的研究成果,不但在数量有较大增长,而且研究视角有所突破,学术含量逐步加大。所以将从近三十年来对历史教科书的概况作介绍,关于本体研究、体系、发展史等等方面,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关键字】 历史教科书 研究 本体 体系 跨学科 反思 展望

历史教科书研究是历史教育研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领域。建国以来,在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及其教育和学术的复兴,历史教科书研究开始进入活跃和繁荣的新时期。历史教材从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再到“一标多本”“一纲一本”的历史长达4O年“一纲多本”或“一标多本”的历史不20年。即使是在“多本”的情况下,这个“本”也还没有进到“多样版本”的程度。只是在比较初级的“多本化”阶段。因此,“以教科书定教”的惯性思维依然强劲,并对历史教育的研究方向和选题产生很大影响。近三十年来,历史教科书的研究成果,不但在数量有较大增长,而且研究视角有所突破,学术含量逐步加大。所以此篇综述将从近三十年来对历史教科书的概况作介绍,关于体系等等方面,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一、历史教材的本体研究

相对国外的历史教材研究而言,我国的历史教材研究比较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1阐释教材的编写特色

这类文章一般集中发表在新教材推出之初,并以新《大纲》、《标准》开路。即先讲《大纲》、《标准》新在哪里,再跟进表述教科书的编写特色。撰文者主要是编写者,旨在推进历史教学按照新要求来实施教科书,因此对教学有较强的指令性,但也普遍少有研究含量。比较有新意的文章,如陈其的《高中历史课程改革的进展与思考:从(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谈起》(《课程·教材·教法2000年第9期)、芮信的《世界史研究的进步与中学世界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以现代世界史研究和人教版教科书为例》(《课程·教材·教法》2000年第l0期)。

2研究教材的定位和指导思想

包括教育、教学方向和时代特征。如李隆庚的《对初中中国现代史教材的探讨》(《课程·教材·教法1985年第2期)、赵恒烈的《改革中学历史教材刍议》(《课程·教材·教法》1985年第2期)、苏寿桐的《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应注意的问题》(《课程·教材·教法》1986年第9期)、王宏志的《社会的进步和历史教材的改革》(《课程·教材·教法》1990年第11期)。

3对教材结构、体例和体裁的研究

如李纯武的《体系、结构和重心:谈世界历史教材的编写》(《课程·教材·教法》1982年第1期)、范红军的《试论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写中的 已知结构和未知结构》(《历史教学》2003年第4期)。因为这类文章在历史教材学中建树颇多,拟单独评述。

4对乡教材研究

如臧嵘的《乡土历史教材与教学纵横谈》(《课程·教材·教法》1987年第7期)、范征空的《谈乡土史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课程·教材·教法》1987年第11期)。这一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

二、历史教材学的理论体系探讨

80年代后期开始,有关历史教育学的著作、论文虽不少,然大多局限于整体性研究,对历史教育学各分支(包括历史教材学)的研究相对不足。1991年,臧嵘发表文章,呼吁学界重视对历史教材学的研究。这期间,他先后撰写了“历史教材学十二论”系列论文,从编写体例、内容选材、语言文字、历史教材与历史研究等方面,分门别类地进行了探讨。在此前后,李纯武的“世界历史教材编写十谈”一组论文,也为历史教材学的研究做了“开创性工作”。随后,朱煜基于前任的研究,主编了我国第一本《历史教材学概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它被认为是“奠基性的学术著作之一”。这一时期,苏寿桐《史编拾遗》(1995)、李纯武《历史文稿选存》(1997)、臧嵘《历史教材纵横谈》(1999)由人教社列入“学术论著丛书”出版。稍后,王宏志《历史教材的改革与实践》(2000)、严志梁《世界历史教材的改革与探索》(2001)、李隆庚《中国近现代史教材改革纪程》(2003)等文集亦陆续推出,这些都使历史教材学研究有了一定的学术基础。

三、历史教科书发展史的研究

这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研究清末民国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二是探讨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发展历程。前者以臧嵘《中国最早的一批历史课本》《中国近百年历史教科书简史》《我国“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课本》《我国30年代(到“七七事变”)的历史教科书》《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课本》《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历史教科书的特点与启示》系列论文,以及周朝民《戊戌变法后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4期)、严志梁《我国的历史教育与历史教科书》(《课程·教材·教法》1995年第10期)、马执斌《中国历史教材近代化概述》(《课程·教材·教法》1998年第1辑)、王志宏《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在不断改革中前进》(《历史教学》1999年第1112期)等文章。

臧嵘是历史教材学的最早倡议者和确立者。近30年来,他在《课程·教材·教法》、《教学月刊》杂志以及《历史教育学新论》等著作中,发表了10余篇相关论文。其中,1999年出版的个人文集《历史教材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收录了“历史教材学十二论”;2006年版的《历史教材学和史学论丛》(星球地图出版社)一书,有“历史教材概说”的专论 。

关于历史教材学研究什么? 

臧嵘在《应当引起重视的一门学问:历史教材学》(《课程·教材·教法》1991年第7期)一文中,具体提出了五个方面: 一是体裁和体例;二是内容和选材:三是布局、格式和写法:四是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智力和能力;五是促进有效教学。 在《历史教材学概说》中,他又拟出五章内容,即历史教材学的研究范围、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体裁、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原则、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结构、历史教科书编写和学术研究,详细陈述历史教材学理论。应该说,历史教材学作为一门学问已告完成。

另外,朱煜、姚锦祥和熊守清合著的《历史教材学概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也有探索意义,全书也试图从教科书的历史、地位、编纂理论、教材系统和各类教材的功能方面,树立自己的历史教材学。
  不过,说到历史教材学,不能忽略的重要成果是李纯武的“世界历史教材编写十谈”。这十文是:《体系·结构·重心》(《课程·教 材·教法》1982年第1期)、《交流·渗透·时代特色》(《课程·教材·教法》1983年第1期)、《分析·认识·借鉴》(《课程·教材·教法1984年第2期)、《舞台·人物·声色》(《课程·教材· 教 法1985年第4期)、《事件·进程·时代印记》(《课程·教材·教法》1986年第2期)、《文化史的陶冶功能》(《课程·教材·教法1988年第1期)、《丰富的内容和错综的关联》(《课程· 教材·教法》1990年第4期)、《谁见过原貌的历史》(《课程·教材·教法》1990年第10期)、《双边和多边的政治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课程·教材·教法》1991年第6期)、《中外思想结合,思想教育相得益彰》(《课程·教材·教法》1992年第6期)。

尽管该研究只针对世界史教科书,而且没有冠以历史教材学的帽子,但它们的确已成为历史教材学研究的典型范例。读者从中既可以看到整体的研究骨架,也可以准确把握研究细节。这些文章无一处空论。应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教育研究遗产。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已有研究生以历史教科书史俺就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说明在这个历史教科书研究的选题越来越被大家开始重视,选题例如,富兵以1927~1937年我国初中本国史教科书为研究对象,对十种有代表性教科书的内容、体例上的特点和成因进行了探讨,不乏中肯之言。

近五六年来的研究则逐渐呈现出深入化、大视野的特点。刘超的博士论文《民族主义与中国历史书写》,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本国史教科书为基础材料,探讨了20世纪上半期民族主义对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影响。刘超还以清末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为研究对象,发表了有关“古代与近代的表述”、“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等主题的论文何成刚在博士论文《民国时期中小学历史教育发展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6)以及近年的文章中,也有相当部分是讨论民国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李孝迁以“新旧之争”为主线,论述了晚晴历史教科书在传播“国家”、“人群”、“社会”等西方政治观念中的关键作用。赵梅阐述了清末以来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美国形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现代中国人认识美国的历程。段发明关注近代中国历史教科书产生的内在逻辑,并就产生原因作了教育学解释。李凌翔将目光聚焦建国前后的新中学历史教科书,讨论了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两次“学习”运动与历史教科书的关系。焦润明则以1932年伪满印行的《历史教科书》为蓝本,结合相关史实,对该历史教科书的思想、内容进行剖析,揭露了其篡改历史的本质。此外,史春风以近代商务印书馆与教科书出版为研究视角,分析了历史教科书编辑的概貌、特征以及内容的价值取向。可以说,历史教科书史的研究正在向纵深推进,前景广阔。

四、历史教科书的跨学科取向与多层面的应用探索

首先我们先来说说历史教科书跨学科取向,因为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教科书也可以和其他学科综合起来进行教学研究,思想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中,所以现如今的历史教科书也在不断地发展之中。

社会科学面对的是社会现象,社会现象的复杂化、综合化特点,决定了从单学科角度研究,往往是不全面、有缺陷的。大量的主题,从跨学科视角进行研究更优说服力。就教育问题来说,由于它涉及人的活动,从而需要运用许多有关“人”的学科的概念与解释。近年来,历史教科书研究已经初现一些运用扩学科理论方法的成果。例如,王世光运用心理学“想象”理论,分析了当代历史教科书叙写的“历史想象力”问题,提出“无论在历史叙事中,还是在活动设计中,甚至在图像的运用中,历史教科书的编写都必须通过多个维度体现想象力。”吴永军透过“社会学之眼”,分析统计了建国以来初中三套历史教科书中的历史人物,揭示了教科书中蕴涵的“皇权崇拜”、“官本位”、“被忽视的阶层”等某些价值特性。还有一些论文探讨教科书中女性的社会角色,如郭楠检视不同时期的历史教科书,考察武则天这一特殊女性人物在各版本历史教科书中的呈现方式,分析“法定知识”背后反映的深层社会文化心理,以及这种主流文化中的女性社会空间;胡彩娟借“频度分析”和“形象分析”两个视角,探讨了历史教科书中的性别倾向问题。陈颖使用语言学的“传信语”理论,从“传信范畴”的角度,解释历史教科书是如何运用语言来选择和反映客观世界的,并且指出历史教科书中传信语有时也会起逆向作用(如因政治倾向而建构错误的认知)。这些成果将历史教科书引入了一个新的园地。

随着历史新课改的推进和新历史教科书的出版,极大地激发了专家学者、中学教师对教科书的研究热情,历史教科书研究俨然成为历史教育研究中的“显学”,正在从多个层面进行探索。从相对宏观层面说,“中外合编”体裁、衔接性等问题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中外合编”是历史教科书改革遇到的难题,聂幼犁主编《历史课程与教学论》(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专节分析了“中外合编”的由来、优势、方法、前景等问题;王世光从史学理论、教育理论和课程建设三个维度,探讨了有关“中外合编”争议的实质以及解决路径,认为“只有从历史课程的整体建设中去协调好‘中外合编’与‘中外分编’,‘中外合编’的问题才能真正得以解决”,这一观点颇给人以启迪。又如教科书的衔接问题,朱煜曾从主题涵盖面、内容重复性、叙述深广度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又从教科书目标、组织要素、语言表述方面,研究教科书的有效衔接。从微观层面来说,历史教科书的史料、图片、习题等内部结构始终是研究的热点。叶小兵评析了当代历史教科书史料运用的两种模式,即以引用史料为主要特征和以团体史料为主要特征的模式,提出后者在教育上意义更大的观点。黄牧航、支小勇等都探究了历史教科书的图片设计问题。支小勇凭借其考古与艺术史的专业背景,对新版教科书中的“西周铜器铭文”、“散氏盘”、“大傩之舞”等图片做了详细解析,提出了图片选用要讲究精确性、典型性,要与文字内容整体设计,避免“无效性阅读”等论点。相对而言,黄牧航的研究似乎更加系统,他从定义、性质、分类、选用、文字说明等方面,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历史教科书图片设计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这些多层面的系统探索,推动了历史脚可俗话研究的持续发展。

五、历史教材的其他专题研究
  诸如王剑英的《历史地图在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课程·教材·教法》1985年第2期)、周孝梅的《略论现行中学教材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表述》、赵亚夫的《评价日本高中新编历史教材的基本特征》(《课程·教材·教法》1995年第2期)、王宏志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97年第11期)、宋思举的《论高中世界史教学的全局意识》(《课程·教材·教法》1998年第5期)、朱煜的《中学历史教材习题创新浅议》(《课程·教材·教法200 1年第1期)、黄牧航的《中学历史教材的评价模型论纲》(《课程·教材·教法2001年第8期)、王家范的《感受历史智慧是一种愉悦:初中历史教材改革管见》(《历史教学问题》2002年第1期)、芮信的《试论中学世界史教科书地图的编制和使用》(《课程·教材·教法2002年第12期)、车华玲的《“全球史观”与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历史教学》2004年第6期)、马执斌的《人教版历史教科书对当代史学方法的吸纳》、富兵的《挑战与选择:以历史内容为中心探讨历史与社会教科书的编写》(《历史教学》2007年第10期)何成刚的《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课文结构管窥》(《历史教学》2008年第4期)、王世光的《论 中外合编》(《历史教学》2008年第10期)。显然,自20世90年代以来,历史教材研究的内容涉猎相当广泛,研究的范围也越来越多角度、多方面,无论是比较教育研究这类的较大专题,还是人物表述、地图编制、习题设计等这类具体课题,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特别是在2005年以后,历史教材研究密切结合课程改革,呈现出更积极的探索的态势。根据课程改革、尤其是《课程标准》的要求,围绕选材标准、编写原则、体例创新、编写方法。以及教材功能、内容系统所撰写的文章,更加凸显出来。如聂幼犁的《这是“新的历史教材观”吗:与马执斌先生商榷》(《历史教学》2005年第7期)、杜芳的《拓展与完善中学历史教科书研究内容的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赵亚夫的《谈谈学材是个什么样子》(《历史教学》2007年第9期)以及《历史教科书还有改的必要吗》(《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6年第9期)等。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教材研究中结合教学实态所编写的课例分析异军突起。这些文章都是一线教师的作品,看上去写的是基于具体版本教科书所做的教学设计或课例分析,其实就是实践层面的教科书研究。这部分内容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中有大量呈现。

六、历史教科书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三十年岁月流逝,我国的历史教科书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总的趋势是在不断发展,尤其是在新课程改革以来更显示出蓬勃向上的景象。回顾研究之路,其所取得的成绩是令人鼓舞的,但同时也应看到,还存在某些缺陷和薄弱之处,归纳起来有“四多四少”现象。

第一,就事论事的应用研究多,注重学理探究的编写研究少。长期以来,由于研究队伍除了教科书吧编写者外,绝大多数为中学教师和教研员的缘故,因而历史教科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教学中的运用问题,如怎样讲授历史教科书中的人物,如何讲解历史教科书的插图,历史教科书具体内容的教学设计等,而对教科书的历史意识、内容主题、衔接设计等学术性强的课题的讨论则是相当缺乏。近年随着相关学科的博士、硕士日渐增多,这方面虽有改观,但仍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第二,重复前人的研究,未见有新角度与新观点的多,真正有创意的新成果少。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发前人之所未所发,论前人之所未论,使整个研究不断推进。然而目前的状况却是低水平重复的课题并不鲜见。如有不少学位论文以改革开放以来的教科书编制、当代教科书的体例结构等为论题,然其内容、论点并没有在前人的基础上获得多少突破。

第三,停留在低层次的泛泛之论多,扎扎实实开展实证研究的少。现有成果中仍有相当比例属于浅层次的教材分析、教材使用等,而对于利用跨学科理论方法,特别是借鉴心理学方法来探讨历史教科书编写和运用的极少。例如,以学生的认知实验为取向的教科书实证研究,在欧美历史教育界颇受青睐,而我国这方面的研究几乎尚未启动;而教科书文本分析的实证研究也不普遍。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教科书研究质量的提高。可以说,历史教科书研究必须从“粗放型”模式向“精细型”模式过渡。

第四,缺乏严格学术规范的多,注释(引文)规范、文风严谨的少。学术规范是学术研究的生命线。既是教科书研究属于学术工作,就鼻血遵循有关学术规范。我们看到,发表的大量历史教科书研究论文,极少有作学术史回顾的,哪怕标一条注释的也很少;明明是参考了前人的论著,但不作如实交代;有的实际转引自别人的成果,却不标明“转引”,制造其看到原文的假象。如此这般,不一而足。这需要研究者加强自律,也有赖刊物订立规则,形成制度。

展望未来,要进一步将历史教科书研究引向深入,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

首先,应开阔视野,关注国际上的研究动态,以及相关学科的成果,注意运用跨学科的视角来审视、研究历史教科书,如历史教科书知识观的检讨,历史教科书编订的认知心理学分析等。

其次,几十年来,历史教科书研究成果虽不少,单还有许多未开垦的领域,即使已有的研究也普遍缺乏深度,因此开拓新的研究选题尤为必要。例如某些近现代学者(如金兆梓、张荫麟)与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关系,以及教科书中程序性知识的教学问题等就乏人问津,亟待填补研究的空白。

再次,高校的相关专家学者可以与中学教师合作,切实开展历史教科书的实证研究,从而增强研究的科学性、推广性,这是历史教科书研究发展的必然选择。

七、结语

在对历史教科书的本体包括阐释教材的编写特色、研究教材的定位和指导思想、对教材结构、体例和体裁的研究、对乡土教材的研究;对历史教科书的体系研究;还有历史教科书的发展史的研究;对历史教科书的跨学科取向和多层面的应用的探索;对历史教科书的其他专题的研究;对历史教科书的发展的反思与对未来的展望。综上,对近三十年来国内的历史教科书的研究是在不断发展和向纵深推进,前景广阔,所以就要让我们继续努力开拓这样的研究,继续奋勇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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