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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两次关于理财问题的著名论争，一次是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的盐铁论战，在贤良文学（儒生）与御史大夫桑弘羊（法家）之间发生的一次关于盐铁专卖问题的大论争，另一次便是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延和殿论辩，主要是司马光与王安石关于理财问题的激烈论辩。这样千年等一回的论辩历来备受人们关注，但延和论辩的历史意蕴还有一些值得发掘之处。 人们常说北宋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造两积（积贫、积弱）。从长时段来观察北宋确实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不过对于初登帝位的宋神宗来说，造成财政困难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四年之内两位皇帝驾崩。宋仁宗驾崩于1063年，由于他没有子嗣，便以堂兄之子继承帝位，是为英宗。英宗皇帝体弱多病，即位不到四年就去世了。皇帝丧礼和山陵营造是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由于英宗皇帝不是亲生，存在“远嫌”，因此仁宗皇帝的山陵营造搞得格外隆重，修陵调集役卒46700人，工期7个月，耗银50万两，钱150万贯，绸绢250万匹，此外还有赏赐诸军的近千万贯，总耗费几乎占北宋国库年收入的一半。虽然给后世留下了永昭陵这样宏伟的建筑历史文化遗产，但在当时却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神宗为英宗嫡长子，即位后即名正言顺地强调要节俭办丧礼，他甚至打算派自己的东宫旧臣王陶去河南府亲自督办此事，足见其重视程度。但即便是节俭，比如役卒减少到35000人，这仍然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神宗即位之初虽然表现出积极有为的姿态，但在理财问题上主要采取了节流的措施，着力减少宫廷开支，改变铺张浪费之风。群臣也响应宋神宗的号召，表现出为朝廷省钱、为皇帝分忧的态度。这场著名的延和殿论辩便由群臣辞郊赉（郊赉又称郊赐，按照礼制，皇帝在冬至日要去南郊举行郊祭，并对群臣要进行赏赐）而引发。论辩参与者有两位翰林学士——司马光和王安石，还有宋神宗和翰林学士承旨王珪（翰林学士承旨地位高于一般翰林学士，仅有一人，有“翰长”、“学士院长”之称）。地点是在延和殿，乃北宋汴京皇城朝会仪式与皇帝听政的六大殿之一，地处禁中深处，也被称为“便殿”，是皇帝可以自由召见臣子并自由发表见解的地方。因司马光后来将其记录在《迩英奏对》一文中，所以也常被称作“迩英奏对”，但实际发生地点为延和殿而非迩英殿。翰林学士职位清要显贵，升迁为宰执者大有人在。这种君臣之间的对话与讨论，既是制定政策的重要环节，也是考察人事的重要方式。 当时的情况是以宰相曾公亮为首的贵近大臣们提出辞免郊赐。司马光认为此举可行，他觉得这样做虽然省不下多少钱，但是从贵近大臣开始来减少浮费，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王安石却不这么看，他说：“国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赉所费无几。而惜之不与，未足富国，徒伤大体。”即认为这样做省不了多少钱，还损害了朝廷的体面。同时他还认为国用不足，不是当今之急务。 司马光说：“自真宗末年以来，就开始出现国用不足的问题，近年来尤其严重，怎么不能说是当下之急务？” 王安石说：“国用不足本身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缺乏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说：“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会聚敛而已，最终造成百姓穷困，流离为盗，不是国家好事。” 王安石说：“这不是善理财的人，真正善于理财的人，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双方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这时“翰长”王珪发话了，他说：“司马光所说裁减浮费应该从贵近大臣开始，言之有理；王安石所说本来花费不多，减少赏赐会伤及朝廷体面，也有道理。谨听皇上圣裁。” 宋神宗说：“裁减浮费应该从贵近大臣开始，此意朕与司马光同；但就此次郊赉，从大体考虑，就不允许大臣辞免吧。”这位初登帝位的少年天子表现出成熟的政治智慧。 司马光主张节流，反对聚敛，被称为道德派；王安石主张开源，力主理财，被称为功利派。宋神宗虽然口头上标榜节俭，但在内心深处，却有着好大喜功的强烈欲望。即位之初他所表现出的节俭可以说是实属无奈，因此，对力主理财的王安石表示出青睐是顺理成章之事。数月之后，王安石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相），开启了影响深远的熙宁变法。熙宁新法带来了财政收入的丰盈，到后来宋神宗甚至公开宣称“节俭非帝王之事”，在宫殿城郭修造上投入了大量人财物力。而这一点最为他的儿子宋徽宗继承，将大兴土木之风发扬到了极致。 王安石获得了宋神宗的重用，获得了得君行道的机会，其亲近之程度被称为“如一人”，其难得之程度被誉为“千载一时”。不过这多少有点士大夫想象和夸张的成分。在现实的权力世界里，君相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王安石在被第二次罢相之前在给王珪的信中就坦言有“盈满之忧”了。 司马光因为与王安石议论不合，后来便离开朝廷，潜心于《资治通鉴》的修撰工作。在整个神宗朝，司马光都没有真正得到重用，但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声誉，神宗在朝廷里也经常称赞他的德行。 王珪是这场论辩中常常被忽视的角色，也是宋神宗一朝最容易被忽视的重要人物。不管王安石和司马光在政策主张上有着多么严重的对立，但在为人上却有着一样的品性：坚持自己的意见，乃至到了执拗的地步。王珪恰恰相反，他的主张就是没有主张，然而没有主张的主张却是最符合皇帝的主张。他从熙宁三年担任参知政事，熙宁九年担任宰相，一直担任此职到他去世，身居宰辅要职十六年。在这十六年中，他无所建树，一贯顺承旨意，被当时人称为“三旨相公”：上殿进呈说“取圣旨”，皇帝给出意见之后说“领圣旨”，退殿之后对下属说“已得圣旨”。 神宗皇帝始终是真正的舵手，给了王安石得君行道的机会，给了司马光至高的荣誉，但给了王珪最长久的官位和信任。延和殿的那一场论辩，似乎就已经注定了神宗一朝的人事大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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