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当代的奇幻漂流

最近很多人在聊杜甫。

忽然想起一段关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奇幻往事。

1920年代，胡适出版《白话文学史》一书，其中提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胡适说，这首诗“有一种穷困里的诙谐风趣”，“在这种境地里还能作诙谐的趣话，这真是老杜的最特别的风格。”

这两句话，在1950年代引来了大批判。

何其芳骂胡适，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非常沉痛的作品”，却被胡适“毫无心肝地”解读，说成了“诙谐”、“滑稽”或“穷开心”。

作家刘国正也骂胡适，说他受了“买办思想”的支配，发出谬论，抹煞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诗里“提出的严肃的社会问题和它表现的伟大思想”，是对杜甫和这首诗的“莫大污蔑”，充分暴露了胡适“思想的反动、居心的阴毒”。

文艺理论家舒增才，则直斥胡适长了两只狗眼。他说，杜甫这首诗富有人道主义精神，是世界最珍贵的东西。但从胡适的“狗眼望出去”，被他那么一解读，这首诗就被贬成“吃剩抛弃的骨头了”。

其实，胡适所见到的“穷困里的诙谐风趣”，对诗中饱满的“人道主义精神”并无任何妨碍。众人如此说事，只是时势所迫，必须这般胡搅蛮缠、借题发挥；这些批判文字，看似是在捍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实则是在侮辱杜甫。

《石壕吏》已从初中语文课本删除（新闻地址：http://www.chinanews.com/sh/2019/02-25/8764385.shtml）

1971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再次倒了大霉。

79岁的郭沫若，在他的新著《李白与杜甫》中，给杜甫贴上了“地主”的政治标签。他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郭的论证如下：

“诗人说他所住的茅屋，屋顶的茅草有三重。这是表明老屋的屋顶加盖过两次。一般来说，一重约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比住瓦房来还要讲究，茅草被大风刮走了一部分，诗人在怨天恨人。”

简而言之就是：从“茅草有三重”，推论得出“屋顶加盖过两次”；再推论得出这房子“冬暖夏凉”，比瓦房还要讲究；最后得出结论，杜甫是个“地主”。

接下来，郭对杜甫展开了批判，说他把自己的儿子叫做“娇儿”，却把捡走茅草的村童呼作“盗贼”，是只在乎自己的处境，忘了别人比他处境更艰难：

“使人吃惊的是他骂贫穷的孩子们为盗贼。孩子们拾取了被风刮走的茅草，究竟能拾取多少呢？亏得诗人大声制止，喊得‘唇焦口燥’。贫穷人的孩子被骂为盗贼，自己的儿子却是娇儿。他在诉说自己的贫困，他却忘记了农民比他穷困百倍。”

最后，郭针对那句广为传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开了炮。郭说，杜甫这句话根本不是在替普通民众说话，而是有阶级性的：

“诗中所说的分明是‘寒士’，是在为还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打算，怎么能够扩大为‘民’或者‘人民’呢？农民的儿童拿去了一些被风吹走的茅草都被骂为盗贼，农民还有希望住进广厦里吗？”

被如此这般曲解与构陷，杜甫生前绝对想象不到。在那个鲜有当代人的新著作问世的时代，郭沫若这本书《李白与杜甫》，“一下子发行到四五十万册”，杜甫“破落老地主”的形象也因之广为流传。

曾几何时，杜甫是被郭沫若心奉为偶像的。至晚在1962年，他还赞扬过杜甫，说他和李白，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不到10年的时间，这偶像就堕落成了虚伪的腐儒和恶劣的老地主，原因不在于郭的认知发生了变化，而在于时代的洪流要他发生这种变化——早在1942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这样的顶层论断，就已从政治界传入文化界；1958年，“看来，高级知识分子的住房困难问题，是古已有之的”的顶层论断，也曾通过杜甫草堂之游传递给了文化界。郭沫若直到1971年才意识到顶层论断的不可抗，多少有些后知后觉。

这种后知后觉，或许是因为他很清楚，“士”可以用来指代所有民众的，《韩非子》里就有“耕战之士”这样的表述，“士”并不专指高级知识分子。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1971年的这番遭遇，也波及到了语文教科书——教科书迅速将“群童”改注为“穷人家的孩子”，将“寒士”改注为“读书人”。这种改动，一直维持到上世纪90年代。

1975年，《北京大学学报》刊文《杜甫的再评论——批判杜甫研究中的尊儒思潮》，署名“梁效”。这篇文章彻底否定了1962年中国文化界对杜甫诞辰1250周年的纪念活动，说那场活动的本质，是“兜售尊儒黑货达到了高潮”；对于杜甫，文章的定性是：

“在杜甫身上，我们再一次看到儒家思想对维护反动统治的作用。”

很难想象，杜甫如果活着，他会怎样看待这些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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