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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丧葬文化:宋元(1)

 苏家酒窖 2020-04-15
中国丧葬文化:宋元(1)

曾经小编提到过,在几千封建社会历史中,厚葬风气一直主导着人们对于丧葬的观点,宋元时期当然也不例外。不过对于社会上盛行的厚葬风气,一些开明的士大夫深感忧虑,他们一方面著书立说极力加以反对,另一方面还企图利用自己的微薄力量来扭转世风,改变这种不良陋习,本期我们就来领略宋元时期这些薄葬先驱者的风采。

宋代宰相王旦临死前,遗戒子弟:“我家盛名清德,当务俭索,保守门风,不得事于泰侈,勿为厚葬以金实置柩中。”

范仲淹画像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范仲淹在《奏议葬荆王疏》中极力反对厚葬,他认为“敕葬枉费太半,道路供应,民不卿生”,请求仁宗大减冗费;翰林学士宋祁临死前,作有《治戒》,曰:“吾殁后,不得作佛道二家斋醮,此吾生平所志,若等不可违命作之;违命作之,是死吾也,是以吾为遽无知也。”

欧阳修主张俭葬,认为厚葬劳民枉费,于国有害。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他一再上奏,请求仁宗节减浮费,“虽至俭薄,理亦无害。如此,则葬得及时,物亦不费”。

司马光亦极力反对厚葬,他在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所上的《论董充媛赐谥册札疏》中表明了这一态度——“夫亡者,虽加之虚名盛饰,岂能复知?”因此,他希望仁宗在后宫丧事上不必厚礼送葬,应该节俭国库。

欧阳修画像

程颐从“以俭安亲”的观念出发,反对厚葬。他考察了秦汉以来历代帝王陵墓的盗掘情况,深刻提出了“俭则安、侈致祸”的道理。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他在《为家君上神宗皇帝论薄葬书》中,深切希望神宗皇帝在英宗丧事上能够“损抑至情,深为远虑,承奉遗诏,严饬有司,凡百规模,尽依魏文之制,明器所须,皆以瓦木为之”。

程颐画像

丞相蔡確临死前遗令薄葬,他说:“夫达人君子,安于性命之际而不忧,穷乎死生之变而不惑,超然自得,与道消息,生以形骸为寓,死奚丘陇之念哉。”;范祖禹反对厚葬的态度尤为坚决。哲宗即位不久,他便上疏阐述厚葬之弊,“俭葬者,圣哲之训也;奢葬者,世俗之失也。”这是一种典型的“以俭安亲”的丧葬观;陆游同样认为厚葬无益,他在家训中说:“厚葬于存殁无益,古今达人,言之已详。余家既贫甚,自无此虑,不待形言。”

除上面这些士大夫外,宋代王禹俩、杜衍、张械、杨宗勋、陆静之等人亦都有这样的言论和举动。然而,这些人的举动在宋代殊为少见,并未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和思潮,自然在当时也没有多大的影响了。

厚葬之风仍然在社会上盛行不衰,以至于一些士大夫想效古礼以行薄葬,竞然亦无法实现。

乾道九年十二月,东阳士人蔡元德死,他的后代认为厚葬是一种畸形的丧葬管,于是想效法古人俭葬,但是因为畏惧世人眼光最后竟不敢如此葬父;而宗室士大夫赵从贽在临死时,遗令送终“毋重费珠玉以为累”,周围之人竟然将其视为惊人骇世之举。

由此可见厚葬仍然左右着宋代丧葬风俗的主流,即使有识之士仍不能逆大势而强为。

《唐律疏议》书影

元代的谢应芳坚决反对厚葬,极力主张薄葬。他指出厚葬流俗的弊病有二,第一,铺张浪费,甚至倾家荡产,只是为了能够在形式上做到华美,举行一个盛大的葬礼,都是给别人看的,但是死者的着装甚至棺椁何等品质,都在其次了;第二,大作佛事,甚至一做就是十天半个月,隔三差五还要布施,但是其对亡者的伤痛之情都流于形式,内心究竟如何想的,根本没有人知道。

他的遗瞩是“余之死,欲速埋,素志也”(我平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我死后你们抓紧时间把我埋了),又怕儿子流于世俗,不遵遗嘱,写了一道《示二子》诗,告诫他们说。

“人之有生必有死,养生送死理宜然。……苍头荷锸日随我,死即理我横山前。毋劳沙厅送作佛,毋劳羽客送登仙。漆灯不必照长夜,宰树不必缠纸钱。”

由此可见,谢应芳的薄葬思想颇为坚决,是中国古代易风移俗的先进者。

司马光砸缸的司马光

宋元时期,一些有识之土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堪輿风水术也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其中以宋代的司马光、元化的谢应芳最具代表性。

司马光(1019-1086年)不仅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而且也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他在《家范》和《葬论》中多次批判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卜葬"和“营葬”陋习,认为,阴阳风水不足为信,更与后人的贵贱贫富寿夭等无关。“国之兴衰,在德之美恶,固不系葬地时日之吉凶。

司马光画像

司马光在其书中列举了大量的事例来批驳阴阳风水术的欺骗性、虚伪性,冀图解除世人的迷惘。他以自已的父亲司马池和妻子等的葬事为例证,说明他从来没有去阴阳家那里求过神问过卦,而家中仍然兴旺发达,“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备侍从”,那些严格按按照葬书的内容寻脉点穴的人家,过的未必就比他好,因此,他以自家为例奉劝人们葬书不足为信。

司马光不仅著书公开批判风水术,在当谏官时还曾上奏“禁天下葬书”;谢应芳也极力否定阴阳风水术,他在诗中述道:“枯蝉蜕壳欲化,老蚕化茧自缠。笑不拘风水,六藏姑代天年。”

他认为,笃信风水的人是在为自己谋私利,而并非是“敬孝",为亲人着想。如他在著作《辨惑篇》卷二中指出“后世惑于风水之说,往往多为身谋,使其亲之骨肉不得以时归土,又不若不择之愈也。”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谢应芳敢于写出如此文字,小编对其佩服不已,不知道读者们如何看待本文所提及的先驱们的行为呢?不妨写在评论区分享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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