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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术界对于“最早中国”有着不同的理解，本文所谓“最早中国”，指最早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的最早中国，不同于政治意义上或国家阶段的最早中国，不同于狭义“地中”意义上的最早中国。本文认为，最早中国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庙底沟时代，涵盖中国大部分地区，具备有中心有主体的多元一体结构，是商周乃至于秦汉以后文化中国的前身和政治中国的基础，其最基本的特质是以农为本，最核心的观念是祖先崇拜。最早的中国诞生于何时何地？是个什么样子？这或许是现在很多人想知道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虽然在近几年才成为热点，但开始的时间却至少要早到20世纪80年代。1986年，严文明提出史前时期就已经有了现代中国的基础，已形成有中心多元一体的“重瓣花朵式”史前中国格局。1987年，张光直提出约公元前4000年后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前者揭示了最早中国的圈层结构，后者指明其形成时间，各有侧重。20世纪末期，苏秉琦指出先秦时期存在一个“共识的中国”。赵辉提出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的多重空间结构和历史趋势“肇始于公元前3000至前2500年之间”。2004年—2005年，笔者提出“早期中国”“早期中国文化圈”的概念，2009年进一步指出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或“早期中国文化圈”萌芽于公元前6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时期，正式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庙底沟类型时期。2011年，为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研究”，笔者组织召开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学术研讨会”，会议上李新伟提出中国的史前基础可称之为“最初的中国”，何驽提出最初“中国”应该是陶寺文化。以上诸观点，都是认为最早的中国在史前时期已有雏形或者已经形成，但具体仍有差异。比如严文明、赵辉和笔者都认为史前的中国是以中原为中心的，苏秉琦、张光直和李新伟则更强调各区域的“平等”地位。再比如何驽所说最初的“中国”局限在晋南，实际上只是先秦时期“地中”或“中土”的含义，而其他学者所说的中国，更接近于先秦时期的所谓“天下”，或者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概念。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最早的中国应该是国家产生以后的事情，至少应该出现于夏商周三代。2005年，李零指出西周时期出现的“禹迹”传说，“是借助传说对外表达的最早的‘中国’概念”，暗示最早的中国出现于西周。2009年，许宏提出二里头时代随着二里头文化的大幅度扩张而形成最早的中国。西周或者二里头时代当然已经形成早期中国，但不见得是最早的中国。笔者认为最早的中国，只是文化意义上最早的中国，就是和现代中国传统上绵长接续、地理上大体吻合的一个超级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圈，不同于政治意义上的最早中国，不见得非要进入国家阶段或晚到夏商周时期。中国幅员辽阔，能够在中国大部地区看到一个颇具共性的超级文化圈，那是在中国这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各区域文化经过了较长时间交流融合的结果，而这个交融过程从2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即已开端。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尽管在中国内部存在文化差异，也不时和西方发生基因和文化上的交流，但总体上铲形门齿等后世蒙古人种的特征普遍存在，砾石—石片工业传统贯穿始终，表现出人类进化和文化发展上显著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秉琦说，“中国文化是有近200万年传统的土著文化”。 
约距今2万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交融加速进行。约公元前9000年以后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段，在中国中东部地区形成五大文化系统，彼此之间已经存在一些联系，而且不排除这些文化陶器的产生都受到华南最早制陶技术启发的可能性。（图一）约公元前6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中段后，各文化区交流显著加速，中国大部地区文化交融整合成四个文化系统，中原裴李岗文化的强势地位凸显并对外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有了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雏形。（图二）约公元前5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进一步整合形成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华南、东北三大文化区或文化系统，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的范围大幅扩张。（图三）
新石器时代之末的公元前4000年前后是个关键点。中原核心区的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从晋南—豫西—关中东部核心区向外强力扩张影响，由此造成仰韶文化的“庙底沟化”和黄河上中游文化的空前趋同局势，庙底沟式的花瓣纹彩陶遍及大江南北，以前的三大文化区或文化系统的格局大为改观，中国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联系成一个超级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圈。（图四）这个超级文化共同体，无论在地理还是文化意义上，都为夏商周乃至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正式形成，堪称最早的中国！之后从公元前3500年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经龙山时代，到夏商周“王国”时代，都只是在庙底沟时代形成的最早中国基础上的延续和发展。
庙底沟时代恰好也是社会开始走向分化的时代，开启了早期中国文明起源的先河。中原核心区河南灵宝西坡、陕西白水下河、陕西华县泉护遗址已经出现200～500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式”房屋，或许是公共“殿堂”兼首领人物的居所，意味着中原已经率先开始了社会复杂化进程。而首领人物地位的凸显，极可能就与领导战争有关。专门武器穿孔石钺或许已经具有军权象征意义，如汝州阎村“鹳鱼钺”图所昭示的那样。庙底沟时代中原文化大幅度扩张影响，带动周围的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崧泽文化等渐次开始了文明化进程，可能既与其令人仰慕的“文明”成就有关，也当离不开战争的直接促进作用。我们曾经推测东庄—庙底沟类型向陕甘地区的强烈影响，可能对应黄帝战败炎帝的“阪泉之战”，“鹳鱼钺”图或许就是传说中黄帝打败炎帝的“纪念碑”；而庙底沟时代河北平原后岗类型的衰亡，可能对应黄帝战败蚩尤的“涿鹿之战”。《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或许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庙底沟时代形成的最早的中国文化圈，东达海岱，西至甘青，南达江湘，北逾燕山，涵盖了现代中国的大部地区。如果将全新世的亚欧大陆划分为三大文化圈，那么最早中国这个稍小的文化圈，实际上是早期东方文化圈的主体部分，在西、北两个方向则与早期西方文化圈和早期北方文化圈有所交错。就内部来说，最早的中国文化圈，具备有中心有主体的三层次的多元一体结构。晋西南、豫西及关中东部为中心区，即仰韶文化东庄类型—庙底沟类型分布区，最具代表性的花瓣纹彩陶线条流畅，设色典雅；双唇口小口尖底瓶、折腹釜形鼎等典型器造型规整大气。向外是主体区，即黄河中游地区（南侧还包括汉水上中游、淮河上游等），也就是除核心区之外的整个仰韶文化分布区，花瓣纹彩陶造型因地略异，线条稚嫩迟滞，其中偏东部彩陶多色搭配，活泼有余而沉稳不足。再向外是边缘区即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和东北等仰韶文化的邻境地区，包含诸多考古学文化，时见花瓣纹彩陶，但主体器类仍为当地传统，常见在当地器物上装饰庙底沟类型式花纹，土洋结合。庙底沟时代三层次的早期中国结构长期延续，至商周时期甚至发展为四层结构，与文献记载商周王朝的内外服制度吻合，成为秦汉直至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多元一统政治文化的基础。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曾经“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这与考古学上最早中国的范围何其相似！在《史记·五帝本纪》以及《大戴礼记》的《五帝德》和《帝系》所记载的古史体系中，五帝一脉且以黄帝为宗，传说中甚至连北狄也属于黄帝族系，正与东庄—庙底沟类型的深远影响吻合。不管早期中国各区域文化后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但庙底沟类型的文化“基因”长期传承，黄帝作为人文共祖的思想深入人心，成为持久的民族记忆。换一句话说，中华民族各区域关于黄帝的记忆，可能很大程度上是真实历史背景的投影，而非如某些人所言只是后世编造、想象或者攀附的结果。最早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圈，就是因为她有独特的物质文化特征和文明特质。我曾论述过早期中国的特质有以农为本、稳定内敛、礼器礼制、整体思维、世俗观念、祖先崇拜等几项，这当中最基本的特质是以农为本，最核心的观念是祖先崇拜。早期中国处于气候适中的中纬度地区，拥有黄河、长江两大河流，占据适合耕种的广袤黄土地带，一万多年前即发明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形成互为补充的两大农业体系，至最早中国形成的庙底沟时代农业已成生业经济主体，以农为本的观念根深蒂固。发展农业需要长远规划和稳定的社会秩序，具有规范节制功能的礼制应时而生。比如中原核心区庙底沟类型和西王村类型之交的灵宝西坡大墓，墓室阔大且有二层台，随葬精美玉钺以及成对大口缸、簋形器等陶器，彰显出墓主人具有崇高地位；但随葬品一墓最多不过十余件，且多为粗陋明器，显示出生死有度、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的特质。一般庙底沟类型的墓葬则基本不见随葬品，也当并非都是“贫困”所致，更应与其朴实节制的观念相关。这样的以农为本和礼制观念，经夏商周三代放大，一直传承到近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基本发展道路，塑造了中国的基本社会格局。早期中国罕见埃及、西亚那样的大型神庙、神祠、偶像等神祇崇拜遗存，尤其中原核心地区更是如此。其原始宗教信仰主要蕴含在以农业为基础的日常生产生活当中，祖先崇拜应当是这个信仰体系的核心。早期中国墓葬基本都是土葬，讲究让先人“入土为安”，实质或许是为活着的人提供继承祖先土地长期农耕的合理性。中原等地自裴李岗文化以来，墓地就分区分组，排列有序，其空间秩序应当主要依据血缘辈分，体现对祖先的敬重和长久历史记忆，也应当是现实中重视氏族社会秩序的反映。参照文献传说，早期中国不像西方有那么丰富的创世神话，有的只是祖先们一代代传承奋斗的传说，考古与传说基本可互相印证。发展农业需要较为精确的天文、地理知识和相应的宗教观念，考古上也确有可能与早期天文有关的遗存发现，但在传说中这些天文知识的拥有者基本都还是先祖。这样的“聚族而葬”习俗和祖先崇拜观念，可能对应现实中“聚族而居”的社会模式，至西周以后形成强大的宗法制度和孝道观念，并延续至今。(作者：韩建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19年第5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