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饕餮纹觚 饕餮纹觚，1968年河南省温县小南张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大喇叭口，细长颈，直腹，平底，喇叭状高圈足。颈部饰蕉叶纹与蝉纹，腹与圈足下部饰带扉棱的饕餮纹，圈足上部饰弦纹、蝉纹和两个十字形镂孔。通高27厘米，口径16厘米。 觚是古代饮酒器，多以青铜制成，也有陶或漆木质者。觚的主要特征是长身侈口，上部喇叭口，下部为圈足，多瘦长细腰，矮胖粗腰者比较少见，有的腰部有扉棱，流行于商代和西周时期。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觚是1958年在郑州市南关出土的一件饕餮纹觚和1982年郑州市向阳回族食品厂出土的两件饕餮纹觚，时代均属商代早期。觚在商代主要用作礼器，裴骃《史记集解》引马融注云：“觚，礼器也。”商代酒器种类繁多，觚是比较常见的器类之一，而且在使用时有一种比较固定的组合。据《仪礼·特牲馈食礼》载，二爵、二觚、四觯、一角、一散常组合使用。在商代墓葬中常用觚来随葬，而且随葬觚的多少，体现着死者生前的社会身份和地位。觚和爵经常伴随出土，两者在一起配套使用，可见觚与爵是一组最基本的青铜器组合，也偶见觚和斝等器物相组合的。在中上层贵族的墓葬里，除了随葬多套觚、爵外，常常还有别的酒器，多与尊、卣、斝、觯、角等器物同出。 与这件饕餮纹觚同时出土的还有鼎、爵、斝、回字纹铙等，其中鼎和斝的内底都铸有铭文“徙”字，因此推测这批器物可能是商王朝时期一个族徽为“徙”的方国所铸造。  “守父乙”觯 “守父乙”觯，新中国成立前河南省安阳县出土，原藏安阳市博物馆，1998年调河南博物院收藏。“守父乙”铜觯分盖、身两部分。盖面隆起，椭圆冠状，上有一圆形菌状钮，钮上有四个涡状纹图案，盖面为对称的兽面纹图案。器身椭圆体，侈口，束颈，鼓腹略下垂，圜底，高圈足，主题花纹为兽面纹图案。该图案以一条细细的扉棱为兽的鼻梁，两角外卷，身尾上展，足爪下探。兽首以及身、足部图案呈对称分布。相同的兽面纹饰还出现在器身的侈口下方与腹部，有趣的是扉棱两侧还有两组弯曲的纹饰，中间是这只兽的鼻翼，似在呼呼出气；下端上翘的纹饰，又好似兽唇上的胡须，栩栩如生。器身内束的颈部上有四条弦纹将之与器身纹饰分隔开来，中间装饰有四条对称的夔龙纹，龙直身，口张开，有足，尾上卷，中间以扉棱隔开。器身圈足上也装饰有四条夔龙纹。铜觯盖内及器内底部有相同的铭文“守父乙”三字。通高17.5厘米，口径长9厘米，重0.9公斤。 《说文·角部》：“觯，乡饮酒角也。”可知觯是古代饮酒器。觯的基本形制是横截面多为圆形或椭圆形，敞口，有的有盖，束颈，鼓腹较深，腹径略大于口径，或与口径相近，下有较高的圈足。流行于商代中期和西周早期，其后则鲜见。那么觯和觚同为饮酒器，它们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就目前资料，主要区别有两点：一是容量不同。《仪礼·特牲馈食礼》：“实二爵、二觚、四觯、一角、一散。”郑玄注引旧说云：“爵一升，觚二升，觯三升，角四升，散五升。”以上说法虽与商代和西周早期器物容量并不相合，但我们大体可知觯是大于觚而小于角的饮酒器，传世和考古发掘出土的一般也是觯的容量大于觚的容量。二是使用者的身份不同。《仪礼·礼器》：“有以小为尊者。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可知在尊卑分明的商代社会，所使用的饮酒用具也是有严格区别的，觚比觯更小一些，按以小为尊的礼制，使用觚者的身份地位比使用觯者更高。铜觯的用途还可从其在墓葬中与其他青铜礼器组合的情况进一步得到佐证。觯自商代中期出现直到商代晚期，一直未能成为铜礼器中的基本组合，它与卣、罍、壶一样只是基本组合中的辅助器类。到西周早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觯开始成为青铜礼器组合中的重要成分，有一爵者往往配以一觯，有二爵者则配以一觚一觯，以觯取代觚的趋势十分明显。这种现象也进一步印证了觯和觚用途相同、同为饮酒器的观点。 商代青铜酒器中各类酒器有二十多种。另外，除了盛酒器、煮酒器和饮酒器，还有一类挹酒器，主要有抖和勺，形状基本相似，前边一个小勺，后带一个长柄。两者作用也应相同，其用途是从尊、卣、彝、壶等盛酒器中舀酒的。商代的青铜酒器与商人的饮酒之风 中国酿酒起源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分析结果可为我们提供参照。该遗址自20世纪80年代起连续进行了数次发掘，发现了大量遗迹遗物。从1999年开始，中美学者合作对距今8600年的16个陶片标本上遗留的沉淀物进行了气相色谱分析、液相色谱分析、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分析、稳定同位素分析等一系列化学分析，结果显示，这些沉淀物含有酒类挥发后的酒石酸，由此得出定论：这是最早的酒类饮料的沉淀物，这些陶器曾经盛放过以稻米、蜂蜜和水果为原料混合发酵而成的酒饮料。这一结论将人类酿酒史提前到距今9000年前后，将世界酿酒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我们认为，贾湖遗址未必就是酿酒的开端，酒大约从旧石器时代末期到新石器时代初期就已出现，距今至少有一万年左右，它与华夏文明的形成一样久远。 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到商代酿酒已成为独立的行业，人们已经可以酿造不同品种、不同用途的酒，饮酒之风盛行，出现了中国酒文化的第一个高峰。 商代青铜酒器的品种和数量就是最好的证明，说它空前绝后丝毫也不为过，把夏商周三代做一简单对比更是一目了然。目前学术界公认二里头文化三期属夏代晚期文化，此时青铜爵开始出现，墓葬组合形式以单爵为主，两件铜爵者仅见于个别墓葬，可见夏代时的酒器品种单一，数量极少。商代各种铜酒器大量出现，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材料来看，商王和高级贵族墓里都陪葬有盛酒器如尊、卣、觥、壶、瓿、彝，温酒器如爵、斝、角，饮酒器如觚、觯等，晚期一座大墓里甚至能随葬一百多件酒器，数量之巨、制作之精，令人叹为观止。在商代墓里，人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凡是觚、爵、卑、角等酒器，大都同棺木一起放在木椁之内，而鼎、簋、鬲、豆等饮食器都放在椁外，可见商代时期的贵族对酒的喜爱程度超过了饮食，即使死后到了阴问也要把酒器放在离身体近一些的地方。一些中小型墓里铜器以觚、爵、斝为基本组合的酒器也常成套出土，甚至连陶器中也不乏酒器，足以说明酗酒之风早已蔓延到了中下级贵族和普通百姓。到了西周，在严厉的禁酒令下，各种青铜酒器较商代急剧减少，并逐步绝迹，无论是品种、数量还是铸造水平都与商代不能同日而语。 史籍中有关商人饮酒的记载甚多，商代出土的甲骨文中也屡见“酒”以及相关的文字。商代是以农业为主的奴隶制国家，有丰富的粮食用来酿酒，可以肯定，此时的酒在贵族生活中已经相当普及，精美成熟的酒具和关于酒的文字记载反映出商代时期酿酒技术已经相当成熟。这些从考古发现中也都得到了佐证，考古发掘出土大量商代酒器的种类和数量足以证实文献记载是可靠的。 商代青铜器大多属于礼器，在青铜礼器中，酒器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拥有和使用的品种、数量都有严格的规定。贵族等级和地位的区别，主要反映在酒器上而不是在食器上，以觚、爵为代表的酒器组合是商代最重要的礼器，所使用觚、爵数量的多少成为衡量贵族等级、地位和身份的根本标志，这从一个侧面佐证了酒文化在中国礼制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不仅各种青铜酒器大量发现，商代酒的实物也屡见不鲜，在河南安阳殷墟、山东滕州前掌大、河北藁城台西村等商代遗址和墓葬里都发现了与酒有关的遗存。在河南信阳罗山蟒张乡天湖商代晚期墓地出土的一件青铜卣内，发现了密封良好的酒的实物，经成分检测，每100毫升酒内含有8.239毫克甲酸乙酯，并有果香气味。卣是用来专门盛放祭祀时所用香酒的一种容器，天湖商代墓地出土青铜卣内发现的香酒及其检测结果，也为关于铜卣的用途的推论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 商代王室贵族饮酒成风，商代晚期嗜酒无度，毫无节制，到商纣王时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在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史记·殷本纪》对商纣王的荒淫无度、终日沉湎于酒记载得十分清楚： 帝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这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酒池”“肉林”。如此奢侈腐败的王朝，随着周人在西部崛起，牧野一战，商纣王兵无斗志，溃不成军，纣王投火自焚鹿台，一个泱泱大国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统治了五百多年的一代江山就此被断送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由于人们的饮酒需要发明了不同种类的青铜酒器，大量青铜酒器的出现又助长了人们的饮酒之风。我们既为商代先民创造的光辉灿烂的青铜文明感到钦佩，又为商代因酒导致国破家亡扼腕痛惜。今天，对具有悠久历史的酒文化应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总结借鉴历史经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丰富人们精神生活，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才是应取的科学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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