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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者说：人民币刚诞生，就经历着极严峻的历史考验，通胀噩梦、银元之阻、下乡困难，人民币统一工作挑战重重。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石家庄小灰楼内宣告成立，当天即发行了最早的一批人民币（10元、20元和50元三种面值），同时，人民币被定为华北 、华东 、西北三大解放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详细阅读《新中国新货币：人民币的诞生的统一》人民币诞生后，在全国的推行及统一工作随即展开，但在具体推进过程中，挑战巨大、障碍重重。通胀是侵蚀货币信誉的腐蚀剂，当发生恶性通胀、物价飞涨时，纸币的信誉就会一落千丈，被人们拒绝并弃用。在人民币统一过程中，也遭遇了通胀噩梦。从1949年4月到1950年3月，在人民币流通区域内（解放区不断扩大，人民币流通区也在不断扩大），共发生了四次大通胀。第一次是在1949年4月，涉及区域是平津、华北、西北地区；第二次在1949年7月，由上海投机势力所挑起，先是上海的粮价和棉纱价格暴涨，继而引发其他商品价格普遍猛涨，并快速蔓延到华中和平津地区；第三次是在1949年10-11月，始于华北地区因自然灾害而粮食减产，进而波及全国物价上涨，这也是持续时间最久、波及地区最广、最严重的一次；第四次是在1950年2月，在春节前后，全国各大城市再度物价飞涨，不过很快物价就稳定了。▼图：1949年全国十三大城市分类批发物价指数，这13个城市包括：石家庄、张家口、北京、郑州、济南、天津、太原、汉口、南昌、青岛、南京、杭州、上海。从 1948 年 12 月到 1949 年 12 月，十三城市的综合批发指数上涨了73.84倍，其中石家庄涨幅最大为85.4倍。图片来源：文献《上海商人、人民币贬值与政府形象之塑造（1949-1950）》。
▼图：1950年全国十五个城市物价指数，这15个城市包括：张家口、北京、济南、天津、太原、汉口、南昌、青岛、上海、福州、广州 、长沙 、兰州 、重庆和西安。1950年1-2月期间，15个大城市物价快速飙涨 。图片来源：文献《上海商人、人民币贬值与政府形象之塑造（1949-1950）》。
一，1949-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特别困难，财政赤字庞大，而这赤字缺口，主要是靠印人民币钞票来解决的（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是“1949.4-1950.3期间四次物价飞涨”的根本原因。1948年12月1日，人民币问世。不久后，三大战役相继胜利，这期间，解放军的军费支出已十分巨大；到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南下，战线拉长，军费开支更是快速飙高。另外，在解放进程中，中共收编了国民党军政人员几百万人，这些人员都成了“脱产人员”（不从事生产，但是要张嘴吃饭，需要靠中共养活），到1949年年中时， “脱产人员”（包括中共自身的公职人员）已达700万人，到1950年初时达到900万人，占全国人口2%，这些脱产人员都要靠中央人民政府财政供养。“战争费用+ 庞大脱产人员”两项巨大的军政开支，令中央人民政府财政拮据，而当时中央财政的收入微薄，根本无法抵消这巨大的开支。收支相抵出现的赤字缺口，不得不靠印人民币钞票来解决问题。此外，1949年还出现了连续的自然灾害，全国有1.2亿亩耕地受到轻重程度不一的水旱灾害，约有4000万人等着吃国家的救济粮，这进一步加剧了财政赤字问题。1949年底，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在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总结道，1949 年中央政府支出中的18.7%为赤字，靠发行货币解决了61.6%，其余38.4%则由发行公债来解决。▼图：1948年12月至1950年6月，人民币发行量及指数变化。在1949年12月底时，人民币累计发行额为180亿元，到1950年6月份时，已经达到54828亿元，增长了303倍。图片来源：文献《上海商人、人民币贬值与政府形象之塑造（1949-1950）》。
▼图：根据上表制作的“1948.12-1950.6人民币发行额及小米价格指数”图。人民币的发行额和小米物价上涨呈明显的正相关。制图丨格物·资本。
1949-1950年人民币的超发，必然会引起物价上涨，这是高通胀的根源，再加上其他因素（投机势力、自然灾害、国民党的干扰等）的诱导和推波助澜，使得物价上涨变得极为剧烈，对社会经济秩序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当时，有民主党派负责人向中共中央建言：若不控制军费增长，新政权成立之时就是中国经济再次崩溃之日。中央开会时，也有委员提到，人民币可能重演金圆券的悲剧。二，大城市投机势力对“四次高通胀”起着诱导和推波助澜的作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时期，长达十余年的恶性通胀，导致工商经营环境恶化，大城市中（北平、天津、上海）的大量社会资本转为投机资本，通过投机倒把活动牟取暴利。当时上海是投机资本的大本营，专门从事投机活动的人数高达20-30万。上海的投机势力还一度跟国民党政府较量过（上海1949年5月下旬解放，在此之前是国统区）。进入1949年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原来的国统区（包括各个大城市）逐渐变成了新的解放区，人民币的统一工作，也在新解放区逐步推行，同时，还对原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金圆券、银元券）进行收兑和取缔。但是，原国统区大城市中的投机势力并没有因解放军和人民币的到来而消失，这些投机商人依然存在，继续在新解放区（新的人民币流通区内）兴风作浪。这些投机势力利用巨大的资金，囤积基本物资（如粮食、棉纱、棉布），促使其市场价格在短期内（几天或十几天）大幅飙升，并带动整体物价上涨，这不仅严重扰乱了新解放区的经济秩序、影响人们生活，也严重威胁了人民币的信誉，阻碍了人民币统一工作。第二次高通胀，就是由上海投机商人直接挑起的，当时1949年5月下旬上海刚解放，上海投机商人立即掀起了著名 “银元投机”风潮，银元投机被平息后，投机商人马上又转向重要基本物资（大米、棉纱、煤炭）投机，从而引发其他商品价格普遍大涨，并向华中和平津等大城市蔓延。其他三次高通胀，也和投机势力有一定关联，但是投机势力起到的作用比较小。早期许多文献将“建国前后的四次高通胀”的主因归咎于投机商人，其实是带有明显的政治偏见的（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近几年随着薛暮桥、陈云等早期财经工作领导人的谈话、回忆录、传记及各种中央文件的公开，四次高通胀的真相渐已明晰（根本原因是人民币超发）。三，建国前后，生产凋敝、物资紧缺，且在1949年遭遇了严重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同时国民党对解放区进行频繁社会经济干扰，种种因素，使得社会经济秩序极不稳定，物价极易发生剧烈波动。1949年时的中国，经历十多年的战火摧残，生产已遭到极大破坏，各类生产生活物资都处于紧缺状态。1949年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936年抗战前最高年产值的一半，钢铁只有20%，粮食只有78%，棉花只有52%。物资紧缺、而人民币超发，结果必然是物价飞涨。还有其他许多因素对物价稳定也构成威胁，包括：1949年春季的河北旱灾、粮食歉收，以及1949年春季天津纺织工业未恢复、纱布紧缺； 1949年7月，华东、华北先后暴雨成灾，上海港口被封锁造成粮食、棉花、煤炭等物资运输困难，造成局部物资短缺；1949年秋季华北主要产粮区又遭灾情，粮食短缺；1950年2月6日，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发电厂被炸，且上海全市大部分工厂停工；另外，国民党在撤离的过程中，还搜刮了大量黄金、美钞和重要物资，这加剧了物价的不稳定性。这些因素都不同程度地诱发或加剧了“1949.4-1950.3期间四次物价飞涨”。1949年4月到1950年3月持续近一年的恶性通胀，在人民政府的强力干预之下，最终得以遏制。到1950年3月政务院通过《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后，在陈云的主持下，全国财经工作实现统一，到1950年底时中央财政实现基本收支平衡，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困境也终于结束，这也从根源上遏制住了人民币超发的窘境、从根本上稳住了物价。在人民币统一进程中，遇上了最大的“拦路虎”：银元。在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南下以前，解放战争的推进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后解放大中城市，因而，人民币也是跟随解放军先在乡村扎根，然后再进入城市。由于农村生产基本物资（生产出来后被运往城市），人民币可在农村换到物资，这给人民币的推广提供了重要物资保障，因而“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人民币推广之路走起来就比较容易。正因如此，人民币在老解放区（华北、华东、西北）的统一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但是，解放军渡江南下后，先解放的是城市，后解放乡村，人民币的推广走的是 “先城市、后乡村”的路子，而这条推广之路走起来就十分艰难。在长江以南地区陆续被解放的过程中，新解放区的城市群众，对纸币存在极强的抵制心理（受国民党法币、金圆券大幅贬值的影响，人们不再相信任何纸币），对人民币也很抵制，民众普遍是用银元或外币交易（银元在战乱时的避险作用凸显），而不用人民币；在农村地区则更为传统保守，要么银元，要么采用原始方式“以物易物”。人民币在新解放区中没有先在乡村中扎根，因而就没有物资根基做保障，因而，在新解放区推广时十分困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上海。1950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在上海解放次日，解放军随即发布了《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伪金圆券的规定》，规定人民币为解放区统一流通之合法货币，即日起所有完粮纳税以及一切公私款项收付等，均须以人民币为计算及清算本位，并按1：10万的比率收兑金圆券。由于金圆券自发行之初（国民党政府在1948年8月开始发行）就飞速贬值，早已沦为废纸，因而金圆券的收兑工作非常顺利，同年7月份时，金圆券基本都被肃清。不过，在上海解放以前，上海民众就已经拒用金圆券了，而改用银元作为本位币流通。人民币在上海开始推行后，取代了金圆券，但并未取代银元，银元依然是流通中的本位币。长期生活在恶性通胀中的上海民众，早就不相信任何纸币了（包括人民币），他们在用金圆券换取了人民币后，立即就去购买商品或换成银元，绝不留存人民币，这导致人民币在上海变成了一种“名存实亡”的本位币，银元成为了人民币推广的最大劲敌。在上海解放后的十多天内，人民币根本挤不进上海市场。到6月4日时，上海投入流通中的人民币有20亿元，但大部分都是“虚浮于市面”，人民币在市场上只能买小额商品，买不到大额货物。同时，在上海的周边农村，普遍是以物易物，或是用银元交易，人民币根本无立足之地。此外，同样是在上海解放后十几天内，上海的投机势力，利用民众普遍不信任纸币的心理，发起了一场银元投机风潮，囤购银元，短短几天内，以人民币计价的银元暴涨10倍，而且黄金和外币也跟随着掀起投机潮，接连暴涨。这次银元投机风波还直接影响到上海物价暴涨（前文中提到）。当时负责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果断出手打击上海银元投机潮，最终以强硬的行政手段（取缔银元买卖、禁止金银计价流通、禁止外币流通；人民银行挂牌收兑金银；出动军警，强行拘捕投机者），结束这场银元投机风波。▼图：1949年时《解放日报》关于“上海银元之战”的报道。图片来源于网络。
由于禁止了金银计价流通，也禁止了外币流通，银元和外币便被逐出了流通领域，这为人民币在上海的推广扫清了障碍。另外，人民政府还采用了“折实存款”的方式来促使民众愿意持有人民币（折实存款可以让民众的存款避免受通胀的影响）。此后，人民币逐渐被上海民众接受。上海是当时全国的金融和经济中心，人民币在上海的推广经验，也被用到了新解放区的其他各大城市中。人民币因此在城市中逐渐站稳了脚跟。前文提到，解放军渡江南下后，新解放区的广大乡村地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然是采用保守的交易方式——用银元或者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易。上海的银元风波平息后，人民币在新解放区城市的推广工作变得相对顺利，而在乡村的推广工作依然举步维艰。在乡村中推广人民币，远比在城市中推广要难得多，一方面是乡村地区人民群众思想观念保守，对新事物的接受比较慢，而且农民是受恶性通胀伤害最深的群体，对纸币的抵触情绪比城市民众更为强烈，另一方面是乡村地区广大、分散，货币统一流通管理，实施起来比较困难。这就是人民币“下乡难”的问题。到1949年底时，广大乡村区对人民币的接纳程度依然很低。 1949 年底，湖南 、湖北 、江西 、河南四省中大约有 4800 万人口地区是银元流通区或以货易货区，占全区的 50％以上。到1950年10月份时，仍有报道指出人民币在新解放区的大部分农村地区并未普遍流通。从1950年年中开始，中央贸易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着重推动“人民币下乡”。“人民币下乡”工作是在农产品与工业品的物资互通中完成的，具体分两个环节：一，由各级人民政府相关机构组织公营贸易机构和合作社，运送农民所必需的生产生活物资，如肥料、农具、布匹等到乡村中去出售，货款指定只收人民币；二，公营贸易机构和合作社还必须经常在乡村地区，大量地收购农副产品和其他手工业产品，以人民币来收购。此外，人民政府还要求财政部门按一定比例以人民币代替公粮征收，人民银行也坚决打击银元。以上这些综合措施有力地推动了人民币在乡村的推广统一。之后在1951年期间，人民币相继在东北、内蒙古、新疆地区实现货币统一工作。1959年西藏实现人民币统一，此时，除港澳台地区外，人民币货币统一工作基本完成。《中国金融业发展研究（1949-1957年），赵学军，福建人民币出版社，2008.4《陈云反通胀实践与思想研究》，高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7上海商人、人民币贬值与政府形象之塑造（1949-1950），曹树基 郑彬彬，《学术界》2012年10期新中国货币统一初探（1949—1953），王春英，《学术界》，2012年第10期新中国统一货币的曲折过程，山旭，《党政论坛》，2010年第20期陈云与新中国货币制度建设，赵学军，《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 年 9 月第 5 期建国初期稳定物价斗争的回顾，沈翔 王鸿生，财经研究，198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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