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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作为人类生存的一个重要挑战，它在这个世界诞生之初就一直存在。可以说它是大自然平衡生态系统的一个工具，也是让西方世界至今无解的千古难题。（参考：西方抗疫史） 同样面对这个世界级难题，来看看我们华夏历史上是如何完美解答的。 我国自商代至今有文字记载的大疫就发生了不少于500次，但是我们成功击败了每一次瘟疫，并将瘟疫的规模及破坏性降到了最低程度，进而有效的保护了人民的健康和社会的稳定，使得华夏的人口能够持续稳定的增长。面对瘟疫的挑战，可以说我们是它的天敌，全世界历史上只有我们能有如此战绩，这得益于华夏自古以民为本的国家政治理念，以及先进的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和成熟有效的医学治疗理论。 以民为本的国家政治理念 我国历史上关于国家参与防治瘟疫方面文献记载非常多。就简单列举一些供大家参考。 汉朝文献记载 2 年，汉元始二年，壬戌年，设置医院专收患疫病者 —— 《汉书· 平帝纪》 173 年，熹平二年，癸丑年，春正月，大疫，使使者巡行，至医药。 ——《后汉书·灵帝纪》 179 年，光和二年，未年，春大疫使常俦中谒者巡行至医药。 ——《后汉书·灵帝纪》 宋朝文献记载 1046 年，宋庆历六年，丙戌年，官军久戍南方，夏秋之交瘴疠为虐，其令太医定方和药，遣使给之。 ——《宋史·蛮夷传》 1054 年，宋至和元年，甲午年，春，碎通天犀和药以疗民疫。 ——《宋史·仁宗纪》 1094 年，宋绍圣元年，甲戌年，京师疾疫，太医局熟药所派遣医官至病家诊视，给散汤药。 ——《宋会要辑稿·职官》 1156年，南宋绍兴二十六年 都城临安发生瘟疫，皇帝宋高宗推出了“柴胡制药”，其成效明显，“活者甚众”财政上, 政府则专门拨入资金用以各地购买防疫药物。 《黄帝内经·素问·刺法论》道：“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病毒特征识别） 《素问·六元正气大论》道：“其病温疠大行，远近咸苦。”“疠大至，民善暴死。”（病毒具备传染性以及发病特征） 殷墟甲骨文上发现”疾疫“疾年”的文字记载（对瘟疫进行知识普及）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记载道：“城旦、鬼薪疠，可论？当迁疠迁所。” 译：城旦和鬼薪得了麻风病，该如何处置？应迁往麻风病隔离区“迁疠所”。（检测阳性，集中隔离治疗） 《汉书·卷十二·平帝纪第十二》记载：“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译：政府腾出一些住宅，让患者集中隔离治疗。（建立方舱医院，集中隔离治疗） 《晋书·王彪之传》亦记载：“永和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 译：公务员家里出现病人，虽然自己无症状，也不能上班，要在家隔离一百天。（密切接触者，居家隔离观察14天） 这些文献记载，都足以证明我国在“瘟疫”这个挑战人类生存的世界级难题面前，很早就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先进的防控制度，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防疫经验。这使得在历朝历代发生瘟疫的时候，政府都能够第一时间采取及时有效的防控措施，在最大化减少百姓损失的同时，保证社会的秩序稳定。这些都得益于华夏自古以民为本的国家政治理念。而以此为基也成就了我们最早的公共卫生管理体系。 先进的公共卫生管理体系 《黄帝内经》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而面对瘟疫要想防患于未然，这就需要一套完善的共卫生管理体系。而我国自古以来一直就非常重视公共卫生设施的建设，同时制定了公共卫生相关的法律法规。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地预防疫病滋生漫延。 我们很早就开始建设城市供水和污水处理设施，在河南淮阳平粮台新石器时代古城遗址中就发现陶制的排水管道，距今已有4300多年。在郑州商城遗址也发现陶制的排水管道，并与石砌的蓄水池相连通，城内还有多眼水井，整个都城形成有完整的给排水系统。这既可保证城市的饮用水卫生，也解决了城市的污水处理问题。近代的可以直接参考明朝故宫的供排水系统 再来看看我们历史上关于公共卫生管方面的文献记载。 《周易》上说，为了防止地下污物渗入井内，就用瓦甓修井，叫做“井甃” 《说文解字》上说，为了防止地面污物流入井内，人们便在井口安装木阑，叫做“井榦”。 《周易》卦象辞中就有这样一句话：“井泥不食，旧井无禽。”王弼注云：“井泥而不可食，则是久井不见渫治者也。久井不见渫治，禽所不向，而况人乎？一时所共弃舍也。”井要一年一淘洗，一年一清理。古人食用的井水中还不能有淤泥。 周代专门设有负责道路打扫和清洁的环卫科干部职称。“条狼氏”。 东汉时毕岚还在京城洛阳发明了用来在街道洒水的机械“渴乌”，史载：“又作翻车渴乌，旋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最早的环卫洒水车。 《周礼·天官》记载：“宫人，掌王之六寝之修，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郑玄释“匽”为路厕，周代就设有“宫人”来负责管理街道的厕所打扫。 《墨子》称厕所为“溷”，他还提出了建造公厕的标准：“于道之外为屏，三十步而为之圜，高丈。为民溷，垣高十二尺以上。”这是要求建高大的公厕以保证城市卫生。 《汉书·五行志》“秦连相坐之法，弃灰于道者黥。”秦朝对倒垃圾都有非常严格的法律规定。 甲骨文中已有“沫”“浴”二字，说明人们已有洗脸、洗手和洗澡的习惯。 汉武帝有专人“掌御唾壶”，唾壶即痰盂，不随地吐痰的习惯由来已久。 北宋刘延世的《孙公谈圃》中，“泰州西溪多蚊，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熏之”病虫害防治。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我们对于瘟疫疾病很早就有了防大于治的思想，打造城市良好的公共卫生条件，保持内外清洁，净化环境同时讲究个人卫生这些都是预防瘟疫发生最重要的措施。而贫穷愚昧，漠视人民健康的民族是不可能孕育公共卫生理念的，更不可能创造出成熟有效的医学理论。（欧洲直到1848年才制定了第一部公共卫生法案） 成熟有效的医学治疗理论 华夏的医学历史源远流长，我们对于疾病的认识和理解远超于其他民族，华夏民族之所以能够在这个星球繁衍生息连绵不断。这缘于我们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的无价之宝，而这其中就包括了一套成熟完善的医学理论，还有无数医学家们前赴后继靠实践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黄帝内经》作为华夏医学经典之首，是建设中华医学理论的中心思想。他在华夏医学史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价值。而对于目前已知的或未知的所有疾病，黄帝内经这部移动宝库都可以给出解决方案，但需要找到钥匙才可以打开它，只有历代拿到钥匙的医学者们才能从中带出了一部又一部的医学经典。 张仲景发愤创作的《伤寒论》实际上是一部治疗传染病、流行病的专著。《伤寒论》对传染病患者的症状和脉象等加以详细论述，对人体感发于“寒”与“风”等致病因素作用下所反映的各种证候加以分析综合，取得了对各种传染病演变规律的认识。该书极大地提高了疫病医学的救护水平，是发热性传染病的医学经典。 晋代医学家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首次将“疠气”作为传染病的病因和相互传染的特点，开后代温病学之先河。他对传染病的记载涉及伤寒、疟疾、瘟疫、疫疠（急性传染病）、猘犬啮人（狂犬病）、食物中毒等种类，并对天花流行状况和症状描述得尤为详尽。在疫病治疗上，葛洪创造性地提出用青蒿治疗疟疾，为后人战胜疟疾指明了方向。（屠呦呦依据《肘后备急方》研制出青蒿素） 隋代医学家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病因证候学专著，其中提出的“乖戾之气”是关于传染病因的新探索。该书还对疫病传染的致病因子进行探索，使传染病的病因接近了细菌的发现。 明代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改进了中国传统的分类方法，格式比较统一，叙述也比较科学和精密，例如：把广义的“虫”药扩充到106种，其中昆虫药为73种，分为“卵生”、“化生”和“湿生”三类。对动物和植物的分类学的发展具有很大意义。 明末医学家吴又可，他于1642年著成《温疫论》一书，成为我国传染病学的扛鼎之作。他认为传染病因是“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异气”就是“戾气”。17世纪中叶，当时还没有显微镜，能对传染病因有如此精湛的见解，是对传染病病因学的重大突破。在戾气致病的感染途径和方式上，已认识到传染病有空气传播和接触传播两条途径。吴又可的温病学说在病原体、传染途径、特异性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见解。他在明末疫病救治时研制的药方“达原饮”一直沿用至今。（欧洲直到1840年才有病原体学说，而提出这一学说的医生塞麦尔维斯，因被当作神经病后抑郁自杀） 正是这个由一代代医学先辈们前赴后继完善的医学理论，为我们华夏民族在面对任何瘟疫挑战的时候，打造了一个钢铁之躯，无数次的帮我们战胜了瘟疫，保护了我们民族几千年的繁衍生息。 在华夏抗疫史上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奇迹。最近的一次温疫发生在2020年的春天，在我们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我们几千年历史的中华医学护佑下，在我们全中国人民的刻苦奋斗下，我们一如既往的再一次战胜了它。自此开启了我们中华民族无可阻挡的伟大复兴之高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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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修竹秀 > 《2019武汉新冠肺炎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