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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唐代广泛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从文学艺术到生活趣味、风俗习惯，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由于大量外族移民入住、商族往来、宗教的传播，西域各国、各族的生活习俗、文化也广泛地影响着长安、洛阳等大都市并进而影响全国。 唐代士人对人生普遍持一种积极的进取的态度，国力日渐强大，为士人展开了一条宽阔的人生道路。唐人入仕较之前代有更多途径，开科取士，唐沿隋制，而更加发展成熟。科举之外尚有多种入仕途径，如入地方节镇幕府等。 入仕的多途径，为寒门士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由于国力强大，唐代士人有着更为恢宏的胸怀、气度、抱负与强烈的进取精神。之前中国人一向是谦虚为至高美德，这种逻辑在唐代被连根拔起。唐人的逻辑是：谁也没有义务观察你一举一动，收集你一词一句，然后挖掘你的才华，成就你的梦想，你必须自己来，你有才华就要将才华在人前尽数展现；这样做是对自己的梦想负责，你的一生才没有被辜负。 大唐盛世，四海清晏。帝国强大繁华，生活在其中的人壮怀激烈。“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在滚烫的时代精神中，再也没有人愿意蜷缩在故纸堆里咬文嚼字。终于，初唐的知识分子舍弃了六朝时独善其身的做法，昂首阔步走出书斋，挽起衣袖，希冀兼济天下。他们走出书斋的第一步，便只携带自己的得意之作，或文学作品，或琴瑟音律，或国事建议，去干谒（指对人有所求而请见）政治、文学、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大人物，希望得到上司提拔。 在唐代以前和以后同样存在干谒，但是任何一个朝代的人都没有像唐人的干谒来得那般骄傲和豪爽，充满自信，大唐的时代新气象充溢胸膛。唐代干谒者不像前代的干谒者一般扭扭捏捏，对于露骨的表达功名愿望，他们不以为耻，因为他们知道无法建功立业才是有志男儿的耻辱，所以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长吁问丞相，东阁几时开”，直截了当地表达出对功名富贵的真挚渴望。 唐代干谒者，乐于向当权者提出五花八门的建议，以最卑微的身份参与最高层的决策，间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譬如王勃14岁即上书刘右相，他提出了四条关于国之大事的建议，劈头第一条便是反对唐王朝讨伐高丽，直言不讳的指出政府发动这样的侵略战争，只是徒增平民的负担，与帝国荣耀毫无增益。若能通过这些建议得到当权者的欣赏，固然是好事。若不能，他们也不以为憾。国之兴衰，匹夫有责，他们心甘情愿地为当权者出谋划策，在帝国崛起的历史里，没有人愿意做旁观者。 唐代干谒者不认为干谒是在谋求一己私利，他们认为自己是为了避免国家流失人才，为帝国千秋发展大计，为人尽其其材，物尽其用，他们才主动跳出来振臂高呼：我是国之栋梁，我能让帝国发展提速，请快些重用我吧。杜甫在献给韦左丞的干谒诗中就赤裸裸的表白，“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说的是他才华出众，所以一定要做官，这样才能辅佐君王，重现尧舜时代的美好生活。 干谒者之所以干谒，是因为他们笃定自己能为唐王朝添砖加瓦，他们有才干却不能身居要职，这是帝国的巨大损失。在大多数唐代干谒者的观念中，无论是一介小民还是达官贵人，都是在为他们深爱的王朝做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干谒者与那些名流贤达的被干谒者是一体的关系，一起为帝国的昌盛同心同德、勠力奋斗。所以他们在干谒的时候，面对权贵很少有自卑感，他们无须溜须拍马，他们无须阿谀逢迎，他们无须趁着夜色朦胧，往一级一级的上司家里，送名烟，送名酒，送金银珠宝乃至送美女。 他们甚至敢于教训高官：若你自以为身份比我高贵，就不以礼相待我这种人才，那么你内涵的深浅世人就会有评论的了。他们也敢于威胁权贵：你要是贵人多忘事没有提拔我，待我奋斗到与你一个官阶的时候，你怎么后悔都没有用了。所以李白拜谒高官韩朝宗是做“高冠佩雄剑”的打扮，将自己的形象定格于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尽管干谒者内心想得到提拔，但做起来全无后世跑官要官者摇尾乞怜的姿态。 这可能是大唐时代风气的焕发、大国胸襟的开放、文化的高度自信、物质层面的丰盈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也应该是个体人格丰富与完善的充分表现。唐人干谒，留给后人对大唐的社会风俗史与政治制度史的美好想象，让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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