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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梁简文帝《诫当阳公大心书》曰：“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鲁迅在《书苑折枝》里摘录了这两句话，之后议论道：“帝王立言，诫饬其子，而谓作文‘且须放荡’，非大有把握，那能尔耶？后世小器文人，不敢说出，不敢想到。”（《集外集拾遗补编》）巧合的是，钱锺书也曾引述过这段文字，并指出：“此言端慤人不妨作浪子或豪士语。”（《管锥编》第四册） 曾不满于中国精神的“萎靡锢蔽”，以为“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的鲁迅，赞许的自然是梁简文帝作文“且须放荡”的看法；而钱锺书着眼的，则主要是“立身”与“为文”之间复杂曲折的关系。在《管锥编》以及《谈艺录》的相关章节中，钱锺书征引了大量中外文史资料，以力求对此进行条分缕析的梳理、谨严确当的诠释。 “文如其人”，无疑早已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话题，人们常常这样说，也这样想；然而实际上，“文”与“人”之间，却远非字面意义所显示的那样，只是一种简单直接的相互对应的关系。有“正人能作邪文”者，也有“邪人能作正文”者。钱锺书引元好问评潘岳《闲居赋》诗后说道：“此言冰雪文或出于热中躁进者。”他又引了赵令畤《侯鲭录》中的一则史料：“欧阳文忠公尝以诗荐一士人与王渭州仲仪，仲仪待之甚重，未几赃败。仲仪归朝，见文忠论及此，文忠笑曰：‘诗不可信也如此！’”其意旨就与后者相同。《文心雕龙》便区分了“为情而造文”与“为文而造情”两种情形，指出：“言与志反，文岂足征！”《通鉴·唐纪》有记云：“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耶？”这与克罗齐所谓“作者修词成章之为人”与“作者营生处世之为人”是两码事，不可混为一谈，是同样的道理。十八世纪一法国女性还说过，“吾行为所损负于道德者，吾以言论补偿之”。钱锺书引述了这些国外的材料后，发出了“文如其人”虽为老生常谈，但亦“谈何容易哉”的感慨。 既然如此，“文”与“人”的关系是否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互不相干呢？鲁迅不是说过“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吗？自然，问题也并不如此简单。钱锺书提出了理解“文”、“人”关系的另一种角度：“观文章故未能灼见作者平生为人行事之‘真’，却颇足征其可为、愿为何如人，与夫其自负为及欲人视己为何如人。”由于元好问知道潘岳谄事太尉贾充，每候其外出，便“望尘而拜”，故径指《闲居赋》之鸣“高”为饰伪“失真”。假如潘岳未作此赋，元好问则只能根据《晋书》本传，了解其人的“乾没”趋炎了。由此钱锺书以为，认识潘岳的“两面二心，走俗状而复鸣高情，端赖《闲居》有赋也”。“夫其言虚，而知言之果为虚，则已察实情矣；其人伪，而辨人之确为伪，即已识真相矣；能道‘文章’之‘总失’作者‘为人’之真，已于‘文章’与‘为人’之各有其‘真’，思过半矣。” 文章与为人的关系，绝非孰虚孰实、谁伪谁真那么简单。从“‘文章’与‘为人’”“各有其‘真’”，到“文章”“总失作者‘为人’之真”，钱锺书以为是思考的深化，知言辨人者亦不可不察。 沿着这一思路，钱锺书又做了更进一步的辨析：“立意行文与立身行世，通而不同，向背倚伏，乍即乍离，作者人人殊；一人所作，复随时地而殊；一时一地之篇章，复因体制而殊；一体之制复以称题当务而殊。”鉴于此，谈艺论文、以文观人者一定要“慎思明辨”，切勿“齐万殊为一切，就文章而武断”，不能见“文章”之“放荡”，就轻率断言作者“立身”之不“谨重”。钱锺书举了两个诗人的例子，一为李商隐《上河东公启》：“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名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另为韩偓《<香奁集>自序》：“柳巷青楼，未尝糠粃，金闺绣户，始预风流。”其实李商隐是“自明身不风流，固未尝讳篇什之有涉妖姬名妓也”；而韩偓则“既涉迹于勾栏，尤销魂于闺阁，是诗风流而人亦佻”。康德说过，“知识必自经验始，而不尽自经验出”；钱锺书以为此言是可以移施于文人墨客“造艺之赋境构象”的。 “以文观人，自古所难。”钱锺书又以嵇康和元稹为例，对此做出说明。嵇康的《家诫》，不厌其细地教诲儿子如何如何做人处世，而其《与山巨源绝交书》则“刚肠嫉恶”，“非汤武而薄周孔”，比照之下，简直如出不同作者之手。元稹《诲侄等书》云：“吾生长京城，朋从不少。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不曾于喧哗纵观，汝知之乎。”而他自己却在多首诗里，追忆少年酗酒狎妓，其言津津，其事凿凿。既然有“借立言为立德，托垂诫以垂名”者，所以，以文章观人，尤须关注“言外行间”。 经过一番考察探究之后，钱锺书说道：“然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淡，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而不在彼也。”“文如其人”，主要是就文章格调往往流露作者本相而言的。钱氏此说确为的论，也经得起创作实际检验。即以他所举的扬雄和阮大铖为例：扬雄的《法言》是模仿《论语》的，但他“欲为圣人之言，而节省助词，代换熟字，口吻娇柔，全失孔子‘浑浑若川’之度”。阮大铖“欲作山水清音（按：指其《咏怀堂诗》），而其诗格矜涩纤仄，望可知为深心密虑，非真闲适人，寄意于诗者”。钱锺书还强调说，由于“所言之物，实而可征；言之词气，虚而难捉。世人遂多顾此而忽彼耳”。要能够察词气而辨格调，对谈艺论文者的感受力的判断力，自然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且也，人之言行不符，未必即为“心声失真”。常有言出于至诚，而行牵于流俗。蓬随风转，沙与泥黑；执笔尚有夜气，临事遂失初心。不由衷者，岂惟言哉，行亦有之。安知此必真而彼必伪乎。……见于文者，往往为与我周旋之我；见于行事者，往往为与众俯仰之我。皆真我也。身心言动，可为平行各面，如明珠舍利，随转异色，无所谓此真彼伪；亦可为表里两层，如胡桃泥笋，去壳乃能得肉。 这段文字，对“人”与“文”之间种种曲折隐微的关系，以及“人”之身心言动的诸多复杂性，做出了深刻有力的读解，蕴含着钱锺书对这一命题的真知灼见，堪称“知人心”者、“深于文”者的“知人论世”之言，其启发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仔细想想，钱氏所谈其实不过常识而已，而这常识却又往往为人们所轻忽。 二 再以唐代大文豪韩愈为例。虽有欧阳修尊之为文宗、石介列之于道统，但韩愈文章人品历来颇受非议，《谈艺录》胪举颇多。钱锺书以为：“退之可爱，正以虽自命学道，而言行失检、文字不根处，仍极近人。” 钱锺书认为韩愈的“可爱”，在于“近人”。张籍曾有上昌黎二书痛谏其好辩、好博进、好戏玩人，钱氏则由韩愈的答书中读出“豪侠之气未除，真率之相不掩，欲正仍奇，求厉自温”，说他“与拘谨苛细之儒曲”根本不同，种种非议“譬如恨祢衡之无规检，责孔融之有冰棱矣”。 韩愈有“近人”之“可爱”处，似乎不该对其过于苛责苛求。然而，对于这位文学史上的一大偶像，“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陈寅恪语），似乎也不应只限于了解他的一面、他的表面，而尤须认识其全人，认识其“人”与“文”之间的矛盾分裂，认识其如何“言行失检、文字不根”。这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吧。 鲁迅曾有如果抹杀了作家的真相，简直是一种“文人浩劫”的意见。在《题未定草（六至九）》中他写道，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故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 对韩愈同样不能有割裂其人的取舍，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褒贬，那样就远离了完整的真实的韩愈。孔子主张“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不赞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论语·为政》）；孟子也反对“以力服人”（《孟子·公孙丑上》），主张“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孟子·公孙丑上》）。而以儒家道统继承人自居的韩愈却认为，“道莫大乎仁义，教莫正乎刑政”（《送浮屠文畅师序》），强调儒道“其法”即所谓“礼、乐、刑、政”，“其位”即所谓“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并不容置疑地声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也。……民不出米粟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一面要制礼作乐，而一面又念念不忘刑罚政令，真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啊！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之后，便成了这样一盘外儒内法、名儒实法、儒法混合的大杂烩。 韩愈自诩“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重答张籍书》），俨然一副“回狂澜于既倒”的“真理专家”的姿态。他的所谓“道”，亦即“名教”，如钱锺书所说，“乃儒家要旨，出自周、孔，行为礼法，用在约束”。韩愈“觝排异端，攘斥佛老”（《进学解》），而主张“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原道》），所表现出的，不过是其儒家思想主张中与政治专制主义相一致的文化专制主义的保守、狭隘和固陋而已。 不唯如此，韩愈既有上书帝王、谏迎佛骨的无畏，又有被贬后作《潮州刺史谢上表》的卑怯和谄媚，其中有“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怀痛穷天，死不闭目，瞻望宸极，魂神飞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之句，乞怜之相可掬。一方面他有抗争皇权的勇气，另一方面又编撰琴曲《拘幽操—文王羑里作》，替周文王表白“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心迹，被鲁迅讥为“理想奴才”。他既自命为孟子之后的唯一传“道”者，却又距离孟子所谓“富贵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精神境界远哉遥遥，为干禄求进而三上宰相书，“自进而不知愧”（韩愈：《后廿九日复上书》），并标榜此举系出于“忧天下之心”（同上），而实际上他又汲汲于富贵名利、“不忍须臾之穷”（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二九），不但以利禄作诱饵教诲其子，而且吹捧奉迎贪墨权贵，还为求得所谓“朝夕刍米仆赁之资”（韩愈：《与于襄阳书》），竟至叹老嗟卑，不惜自轻自贱、糟蹋自己的人格。 以上种种，即为韩愈之全人。无视或抹杀任何一面，都会失去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的韩愈的真相。“能文狂生”与“浑身俗骨”都是韩愈。其“狂”自不能掩其“俗”，“狂”与“俗”各为韩愈精神肖像的一个侧面。了解了这些，就会明白这尊文学史上的偶像，在“舍我其谁”的卫道姿态之后，在其慷慨激昂、气势如虹的载道文章之外，其人其言其文究竟如何。 “五四”以后，韩愈这尊偶像受到了新文学阵营的攻击。周作人即为痛斥韩愈不遗余力的一人。对于韩愈所载之道与载道之文，他做了全面的抨击，尽管有人以为韩愈文章“伟岸奇纵”或“曲折荡漾”，而周作人说他但见“装腔作势，搔首弄姿而已”（《苦茶随笔·厂甸之二》）。舒芜以为搔首弄姿是媚，而媚的另一面，从来就是狠；正如周作人所说，韩文“实乃虚骄粗犷，正与质雅相反”（《风雨谈·关于家训》）。舒芜说，文风的虚骄粗犷，又是韩愈其人气象的一种表现。周作人更是敏锐地发现了韩愈人、文之间的这种反差，认为：“韩退之又是自称传孟子的道统的，愈往后传便自然气象愈小而架子愈大。”（《风雨谈·蒿庵闲话》） 谈及“文如其人”这一话题，人们往往引述布封（Buffon）“Lestyle，c’estl’homme”以为比附，钱锺书则指出：其实布封初无此意，他的Discours只是说“学问乃身外物，遣词成章，炉锤各具，则本诸其人”。“文如其人”，乃读者由文以知人；“文本诸人”，乃作者取诸己以成文。“若人之在文中，不必肖其处世上、居众中也。古罗马Seneca尝云：‘如此生涯，即亦如此文词。’则庶几‘文如其人’之旨矣。” 上述韩愈诸人的事例告诉人们，无论对“文如其人”，抑或对“文本诸人”，切忌做胶柱鼓瑟式的理解。要谨防钱锺书所说的两种偏向：“好其文乃及其人者，论心而略迹；恶其人以及其文者，据事而废言。”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钱氏如下告诫也许并非多余：“固不宜因人而斥其文，亦只可因文而惜其人，何须固执有言者必有德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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