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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朝晚期出现的“九子夺嫡”事件中，皇四子胤禛相比较于皇八子胤禩的势力强大；皇三子胤祉的备受恩宠；似乎远远不及。特别是在康熙五十七年，皇十四子胤禵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王，执掌西北带兵之权后，胤禵又成为继位呼声最高的皇子。 但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康熙皇帝临终之际，皇四子胤禛却“大爆冷门”，继位为帝，是为雍正皇帝。 在康熙五十一年，康熙皇帝再次废黜胤礽的太子之位后，再不提及册立皇储的问题。对于朝臣们建议早立太子，以安臣民之心的奏折，不是留中就是驳回，统统是一副不予理会、闭口不提皇储问题的态度。 那么在康熙五十一年到康熙六十一年，这十年多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让皇四子胤禛连续挫败了备受圣宠的皇三子胤祉、继位呼声最高的皇十四子胤禵呢？ 对于皇四子胤禛能够顺利在如此复杂的朝局环境中脱颖而出，成功获得康熙皇帝的青睐并登基为帝，后世诸多学者认为和其第四子爱新觉罗·弘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乾隆皇帝掌握朝政大权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朕自幼蒙圣祖仁皇帝疼爱”这句话几乎成为了乾隆皇帝用以证明自己“受命于天”最有利的证据。 《乾隆皇帝起居注》记载了乾隆皇帝继位之初，曾经明言提及了康熙皇帝对于自己的“隔代指定”之言：
这虽然是乾隆皇帝的自述之言，但却明显指出了康熙皇帝对于乾隆皇帝的隔代皇位指定的意思。这只是乾隆皇帝的一家之言，不足为信，我们从清史文献中，再找证据。 康熙五十一年，太子胤礽再次被废以后，因为皇八子胤禩早前已经失去圣心，在康熙皇帝诸位皇子中，仅剩下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和皇十四子胤禵三位皇子，最有机会成为康熙皇帝的继位人。 皇三子胤祉  在太子胤礽二次被废以后，皇三子胤祉虽然明显表现出了对于皇位争夺的冷淡，表明了自己逐渐退出夺嫡之争的态度，但康熙皇帝对其的重视和信任程度依然不减，甚至较之其他皇子有着明显提升的意思。 康熙五十一年以后，乃至康熙五十七年，皇十四子胤禵被任命为大将军王，成为继位呼声最高的皇子以后。 《清实录·圣祖实录》、《清史稿·列传七·诸王六》中，皇三子胤祉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而且被任命担任的差事都有着明显的皇储态度倾向。 我们从两部文献中，截取部分予以说明。
《清史稿·列传七·诸王六》记载：
“圜丘”乃系皇帝举行冬至祭天大典的场所，也就是祭天之重大皇帝亲临仪式。如此重大的仪式，而且是在康熙五十八年这样敏感、关键的时刻，康熙皇帝命令“允祉行礼”的举动，似乎更能说明康熙皇帝对于皇三子胤祉的重视和继位希望。  而且，康熙皇帝对于皇三子胤祉的重视还体现在对其子弘晟的特殊关爱和刻意加封的举动上。 《清史稿·列传七·诸王六》记载：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时间和词语的使用，康熙五十九年和康熙六十年，对于“九子夺嫡”事件而言乃系至为关键的时刻。特别是康熙六十年，子侄辈的弘晟能够“偕”皇四子胤禛和皇十二子胤裪前往盛京三陵祭奠，这本身就是皇储的专属待遇。由此，更能证明康熙皇帝对于皇三子胤祉乃至胤祉之子弘晟的皇位继承厚望。 但是，在康熙六十一年三月以后，康熙皇帝见到另一个皇孙以后，皇三子胤祉和其子弘晟受到康熙皇帝的重视和信任程度却立马来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对于康熙皇帝何时第一次见到的爱新觉罗·弘历，笔者援引几部清史文献，予以说明。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二百九十七》记载：
《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之一》记载：
《裕陵圣德神功碑文》记载：
《啸亭杂录·圣祖识纯皇》记载：
《清实录·圣祖实录》、《清实录·高宗实录》等对于“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壬寅”、“年十二”等关键时间的记载是一致的，都将时间定格在康熙六十一年。  《裕陵圣德神功碑文》中记载的“圣祖初见于藩邸牡丹台”，也直接证明了上述两部《清实录》中对于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初次见面于“潜邸牡丹台”的准确性，并为两者见面时间提供了明显证据。 皇室宗亲爱新觉罗·昭梿所著《啸亭杂录》，更是为康熙、乾隆两代帝王初次见面的时间，也用“圣祖初见于藩邸牡丹台”的记载，间接证明了上述历史文献记载的正确性。 也就是说，康熙皇帝初次见到皇孙爱新觉罗·弘历的时间乃系康熙六十一年，而且，根据《清实录·圣祖实录》的记载，就是在康熙六十一年三月。 自康熙六十一年三月开始，皇三子胤祉和其子弘晟的记载，几乎全部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诸多对于皇四子胤禛担任诸多皇储身份才能担任的祭奠类差事。 而且，《清史稿·世宗本纪》记载：
也就是说，在康熙皇帝驾崩的当月，皇四子胤禛直接被当成了皇储，代康熙皇帝行使“祀圜丘”这类必须由皇帝亲临的大型祭奠仪式。 也就是说，自康熙皇帝在康熙六十一年三月见到皇孙爱新觉罗·弘历以后，对于皇四子胤禛的信任态度乃至传位希望，改变了，而且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直至将皇位传给了皇四子胤禛。 皇十四子胤禵  康熙五十七年春，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出兵进攻西藏，拉萨汉请求清朝中央发兵救援。十月，胤禵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统率大军进驻青海，讨伐策妄阿拉布坦，封大将军王，并以天子亲征的规格出征。 康熙皇帝的这一举动，被朝野上下乃至诸位夺嫡皇子认为是其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选择，毕竟将十几万二十万大军在如此关键的时刻，交给一位皇子的手中，而且以“天子亲征”的规格出征，并且明确表明是“代朕亲征”的一系列举动，都能直接表明康熙皇帝对于皇十四子胤禵的传位希望。 而且，《清史稿·列传七·诸王六》记载：
也就是说，在康熙六十年，皇子夺嫡更为关键的时刻，康熙皇帝又以“面授方略”为由将皇十四子胤禵召回京城，这似乎更加坐实了康熙皇帝想要传位皇十四子胤禵的打算。 但这里需要澄清一点，那就是《清史稿》中，对于胤禵“六十一年三月，还军”的时间点记载是错误的。 对于皇十四子胤禵返回西北前线的时间，《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二百九十七》有着明确记载：
也就是说，皇十四子胤禵是在康熙六十一年四月六日启程前往西北前线的。 胤禵在此关键时刻返回京城，本来是被立为皇太子的一个绝佳机会，而且，康熙皇帝将“面授方略”的时间延长了五个月的时间。什么样的战略方案，需要长达五个月的时间？这摆明了是康熙皇帝刻意将胤禵留在京城，另有重大政治打算的意图。  但在康熙六十一年三月以后，也就是康熙皇帝见到皇孙爱新觉罗·弘历以后，又让胤禵返回了西北前线。注意，在康熙皇帝见到爱新觉罗·弘历的康熙六十一年三月到胤禵前往西北前线的四月之间，并没有发生任何重大政治事件，一如往常。 在胤禵滞留京城的五个月内，康熙皇帝并没有提及皇储一事。而且对于胤禵被再次被派往西北前线的事，皇九子胤禟曾经在给其亲信秦道然的信中给出过自己的看法：
皇十四子胤禵在康熙皇帝风烛残年、朝不保夕的关键时刻，再次被命离开京城，也就表明了胤禵彻底失去了皇位继承的机会。然后这一切，都发生在康熙皇帝见到爱新觉罗·弘历以后，而且，时间没有超过一个月。这恐怕不是巧合。 《朝鲜李朝实录》记载：
由此可见，朝鲜使臣对于康熙皇帝临终遗言的记载，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而且，根据《雍正传位遗诏》的记载：
雍正皇帝能够将康熙皇帝对爱新觉罗·弘历的喜爱当成皇位传承的理由之一，想必也是有着绝对的自信，才敢如此。 也就是说，虽然雍正、乾隆两代帝王都没有明言弘历对于胤禛夺嫡的重要作用，但从历史文献记载的缝隙中能够明确看出，康熙皇帝对于爱新觉罗·弘历的厚爱和寄予厚望，很大程度上帮助胤禛登上了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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