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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转自公众号“未央史官”，转载已获授权。根据公众号运营者允许，按照头条发文规则对其略有修改。 今年，随着新天皇德仁登基，日本年号由“平成”改为“令和”，宣告日本正式进入了“令和时代”，年号这一古老的纪年方式再次进入公众的视野。那么对于创立了年号制度的中国，年号是怎么来的，究竟有什么用，怎样选择年号这些问题，不少朋友或许还不太了解。今天我们就一起理一理关于年号的故事。 年号的起源和使用规则在年号出现之前，古人一般用本国君王在位时间作为纪年方式，如公元前420年对鲁、齐、卫而言分别是鲁元公九年、齐宣公三十六年和卫怀公六年，跨国交流十分不便。但在分裂的春秋战国时期，没有谁有能力号召诸侯国采用统一的纪年方式，因此诸侯王在位时间纪年法一直延续到西汉初年。由于西汉实行郡国并行制，地方上仍有诸侯国，因此西汉初年的纪年仍然是中央采取“xx帝xx年”，地方采取“xx王xx年”两套不同的纪年方法。  汉武帝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即位，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制定了诸多统一政策，其中就包括年号的制定。关于汉武帝的第一个年号，一直以来有“元封”、“元鼎”两种说法，现在又多认为“建元”才是第一个年号，但无论第一个年号是三者中的哪一个，其背后的都带有政治目的，即通过纪年方式的一统促进文化的一统，并且进一步加强皇权的独尊地位。从汉武帝之后，每位皇帝登基时原则上都会启用新年号，称为“改元”，皇帝在位期间也可以多次改元，而新王朝启用第一个年号则称为“建元”。 但凡事都有例外，例如唐哀帝李柷即位后就一直沿用其父昭宗李晔的“天祐”年号至唐朝灭亡，后汉高祖刘知远即位时也暂时沿用了后晋高祖石敬瑭的“天福”年号。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春秋公羊传》将“元年”解释为“君之始年”，但无论是诸侯王在位时间纪年法还是年号纪年法，原则上都是以君王即位第二年为元年，第三年为二年，以此类推。在即位当年改元是不符礼制的行为，但即便如此仍然有例外情况，如前秦厉王苻生就在即位当天宣布改元“寿光”，并杀死了带头上奏反对这一行为的大臣；在北齐灭亡前夕，齐后主高纬禅位给儿子、年仅八岁的齐幼主高恒，高恒在即位后也立即改元承光。  嗜杀的苻生 除去这些例外，新年号一般都在第二年才开始使用，而从即位第二年起，改元时间和次数便不再受限，一些统治者为寻求心理安慰，往往会通过频繁改元来为国家或统治者自己祈愿，如宋仁宗、夏崇宗就各用了九个年号，汉武帝、武则天等人的年号则多达十几个。直到明朝，这种情况才得到改变：自明太祖朱元璋起，除明英宗朱祁镇、清太宗皇太极各用两个年号外，明清其他皇帝（包括南明）均只使用一个年号，即“一君一元”的原则，这才为我们用年号称呼明清皇帝提供了可能。  朱元璋规定一帝一元 另外，年号的字数也有限定，我国年号一般为两字（最常见）、三字（如王莽的“始建国”）、四字（如宋徽宗的“建中靖国”）和六字（如夏景宗的“天授礼法延祚”），日本、越南等国家则只有两个字和四个字（如日本称德天皇的“神护景云”、越南李太宗的“天感圣武”）的年号，有些国家则只有两个字的年号，如李氏朝鲜由于长期臣服于中国明朝、清朝，使用明清年号，故朝鲜一直到1894年起才有了自己仅有的四个均为两字的年号：开国、建阳、光武、隆熙。  北宋熙宁重宝 年号选取方法清楚了年号使用规则，我们再来看看年号的选取方法。众所周知，日本历代年号除“令和”出自日本典籍《万叶集》外，其他都来自中国典籍，如“昭和”就出自《尚书·尧典》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相比之下，中国年号的来源就更多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种： 1.取自重大事件 以汉武帝“元封”为例，其取自汉武帝“登封泰山”一事。 2.取自古代典籍 以元世祖忽必烈的“至元”为例，出自于《周易》的“至哉坤元”一句，正好与国号“大元”的出处“大哉乾元”相对应，《平宋录》中“转乾元以建国，法坤元而纪年”也应证了“至元”出自“至哉坤元”的说法。 3.取自寓意美好的字词 以武则天的“长寿”为例，据考证，该年号意在祝愿武则天本人长命百岁，也寓意武周政权国祚长久。 4.照搬或组合前朝年号 以唐德宗“贞元”为例。皇帝取年号一般会选取“建”、“大”、“元”、“永”、“和”、“武”等好字，但好字毕竟有限，因此年号重复的现象比较普遍，有的皇帝会照搬前朝年号（建元、建武、永和等年号都曾被重复使用），稍有点技术含量的则组合前朝好年号，德宗的“贞元”就是“追思太宗贞观、明皇开元”而想出来的组合年号。 5.来历不明 并非所有年号都有确切来历，如北魏北海王元颢的“孝基”、汝南王元悦的“更兴”等年号，史书上便没有留下其出处，只能凭后人猜想。  武则天影视形象，她是中国历史上最喜欢改年号的皇帝之一 年号的意义年号纪年作用不必多提，但其背后的政治和文化意义却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年号作为皇帝颁布、通行全国的一种纪年方式，其本质是皇权的延伸，体现出来的是皇帝的威严和地位，因此用不用年号、用谁的年号、怎么用年号都大有讲究。一般来说，使用谁的年号，代表至少在名义上承认这位皇帝的统治，反之则是对皇帝的蔑视和不尊。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数不胜数，既有另用新年号的叛臣如安禄山（年号圣武）、吴三桂（昭武），也有起义军领袖如方腊（永乐）、韩林儿（龙凤），也有拒绝使用新政权或新皇帝年号的如西晋灭亡后沿用晋愍帝年号的张寔、唐亡后沿用唐昭宗天祐年号的杨隆演。  我国最早的年号钱——汉兴钱（十六时成汉昭文帝李寿发行） 以两晋之交的西晋西河郡公张寔为例，拒绝使用新年号即便尚未造反，有时也是造反的前奏。“亟欲自尊”的张寔尽管拥戴晋元帝登基，但却“不用江东年号，犹称建兴（晋愍帝年号）”，意图割据。果然，第二年张寔就自称凉王，正式建立前凉政权，割据一方，是为凉昭王。因此可以看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统一的年号，不但是皇权尊严的体现，也有着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国家大一统的积极作用。 放到国际交流上，年号还被视作皇帝和国家的象征，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当代的国旗和国徽，使用哪个国家的统治者的年号，其寓意是臣服和依附，因此日本在吞并琉球王国的过程中就积极推行日本天皇年号，于1879年要求琉球弃用中国清朝光绪年号，改用日本天皇明治年号，这实际上也是在文化上和外交上迫使琉球承认日本的宗主国地位。更著名的是李氏朝鲜有人在明亡后私下一直沿用明思宗朱由检的“崇祯”年号，甚至沿用了两百多年，这实际上也反映出部分朝鲜人甚至是部分朝鲜上层精英对清朝宗主国地位的不满和对明朝的怀念。  当时不少民众都误以为革命军是为崇祯皇帝报仇 重新说回我国国内，如前文所言，由于年号可能寄托着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因此也有人将年号称为皇帝或政府“施政的宣言书”，例如曾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赵顼去世后，即位的宋哲宗赵煦就把年号定为“绍圣”，“绍”意为“继承”，“圣”则指神宗，其继承神宗改革事业的愿望从中可见一斑。  身着伪满军装的溥仪 最后，日本、越南、朝鲜、大理、南诏、渤海等国家都曾引入年号制度，这使年号对中华文化圈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政治文化、思想文化和社会习惯方面都有着隐含意义，甚至可以说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标志之一。但是当今世界上只有日本仍然保留了年号制度，我国的最后一个年号则是清废帝溥仪的“宣统”（也有人认为是袁世凯的“洪宪”），民国纪年和朝鲜主体纪年则属于似是而非的另一种纪年方式。 事实上，随着清朝的灭亡，年号在我国已经正式成为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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