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段期间，影响蒋硕杰最深的一件事，是在协助船员时，体会了“五鬼搬运”的可恶和可恨。他的工作包括协助船员将薪水兑换成在战乱时代比较强势的货币。当时的船员根据一些老船员的经验之谈，普遍认为在第一次大战时，英镑贬值很多，但中国未参战，又走银本位制度，加上战后美国为救经济不景气，收购白银，致白银大涨，因而中国货币也大为值钱。 这个经验让老船员有着“欧洲国家的货币靠不住”的根深柢固观念，认为应兑换成中国货币才行。二次大战期间，这种观念也使其他船员认为中国货币会升值，英镑会贬值。一九三五年起，中国发行新货币“法币”，船员相信法币会像一次大战时的中国货币一样强势，多要求船公司改发中国货币，但船公司只管发英镑，拒绝帮船员换钱。船员乃向中国领事馆求助，希望至少换成中国当时通用的法币。 其实，二次大战的情况已与一次大战时大不相同。国民政府发行国家信用法定货币，使货币和贵金属脱钩，结束长达近百年的银本位币制。蒋硕杰以其专业判断，发现在战争期间，中国法币因过度发行，已经快速贬值，将英镑换成法币一定吃亏，很替船员觉得不值。但船员们坚持要兑换，蒋硕杰只好将这项请求转告给伦敦大使馆，由大使馆委托伦敦中国银行协助船员换钱。中国银行马上派人来办理，结果生意大好，中国银行一天中就收兑一万多英镑的工资，当晚开心办庆功宴，但蒋硕杰看在眼里，觉得十分痛心，不忍心吃那顿饭。 不久后，蒋硕杰去探望一位生病的船员，船员表达希望蒋硕杰将他仅有的遗产，想办法送回他家里。蒋硕杰感叹：“这时你的钱已经不值钱了！”英镑的贬值不如法币贬值快，船员们将英镑换成法币是太不划算的做法。 这件事冲击蒋硕杰极大，他认为收购这些船员的英镑，兑换为法币是件极不道德的事情，把值钱的货币换成很快就要贬值的货币，是不道德的行为！他当时希望未来有机会写文章批评这种偷窃行为，而凯恩斯正是建议法国财长狂发货币让其贬值来还战费的人，当然是蒋硕杰要大力批评的了！一九八二年“蒋王论战”时，蒋硕杰终于将“五鬼搬运法”这个词在通俗文章中写了出来，之后就被人们琅琅上口。 蒋硕杰很不适应工作的状况，一九四二年哈耶克帮他找到奖学金，让他得以辞掉工作重回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开始研究生的生活。蒋硕杰从未正式上过凯恩斯的课，因为当时凯恩斯一直担任公职，但听过一次凯恩斯的公开演讲，讲题是“如何筹措战争经费”。至于凯恩斯的经典之作《一般理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是蒋硕杰在一九四零年大二暑假时到威尔斯（Wales）逃避轰炸时看的，起先对书中低利率、创造需求以刺激景气的新颖看法，觉得很有兴趣且相当认同，而且也对凯恩斯很仰慕。当蒋硕杰再回到学校上课时，又听了许多关于凯恩斯理论的课，因而有一度对哈耶克的主张产生怀疑，但鬼使神差，在那段等待返回研究生的打工生涯，货币贬值造成财产缩水，银行利用汇兑换利，却绝不对船员提到这种危机，让他有所感触，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反而认为是凯恩斯理论很有问题。 蒋硕杰认为凯恩斯是个聪明人，总是为了支持辩护他心中的某种政策上的信念而构造出一套理论。《一般理论》是为了替扩大多少支出以挽救经济衰退的政策撑腰而产生的；为了筹措战费，凯恩斯又即刻创造出另一套理论来，即“如何筹措战争经费”中提出的“强制储蓄”的办法。在《一般理论》中，凯恩斯将储蓄指斥为有害无益的自私行为，但在后者中却又将储蓄视为爱国有益的行为。蒋硕杰感慨说，聪明人往往可以翻云覆雨地变来变去，但其信徒就只知固执一端！ 重回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当研究生的蒋硕杰，对自己开始有了信心，其表现突飞猛进。他观察经济局势，加上哈耶克引领他进入自由经济，体认到凯恩斯学说并非经济学界的蜜糖，反而可能是毒药，就开始对凯恩斯学派提出批评，他对凯恩斯的第一篇批评文章，就在这时完成。 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究院有两个研讨会，一个由哈耶克主持，蒋硕杰参加的则是由三位凯恩斯学派的年轻教授主持的研讨会，分别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罗宾逊夫人（Mrs. Robinson），以及意大利人史拉法（Piero Sraffa）。开学第一天，谁都不想当第一个报告的学生，蒋硕杰却被分到首位。 凯恩斯那时在一本优生学杂志，发表一篇讨论人口增长影响经济景气的文章，认为人口成长率和经济繁华有关。英国因为人口成长很慢，使得对住屋的投资减少，而投资不足致使经济不景气，而在人口成长快速的国家，对经济产生刺激，容易繁华，不容易失业。 这篇文章获得凯恩斯学派学者的肯定，认为是了不起的理论，甚至还有学者以此为基础，写了《人口渐减之经济学》专书。蒋硕杰被指派报告，并批评这篇文章。年轻气盛的蒋硕杰一看文章，就觉得有问题，因为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反例。中国人口成长快速，却没能见到繁华，于是蒋硕杰对该文批了一顿。心里有数的蒋硕杰，认为三位老师一定会把他修理一番，因为听说这批凯恩斯学派的老师对于批评凯恩斯的人都很不客气，没想到，报告时的情况正相反。三位老师没打断他的报告，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竟然顺利平安过关。 信心大增的蒋硕杰，就将该报告拿给哈耶克，请他批评。哈耶克很认同蒋硕杰的观点，又拿给另一位学者Barlett Whale看，他们两位都是《经济学刊》（Economica）的编辑，就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刊登了蒋硕杰的文章，篇名为“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Growth on the General level of Employment and Activity”。研究生第二年，蒋硕杰再对卡尔多于一九三九年发表的“Speculation and Economic Stability”这篇文章提出批评，该文将凯恩斯的乘数理论做了新解释，当时很出锋头，但蒋硕杰颇不以为然，于是在一九四三年写了一篇批评文。卡尔多对该文不置可否，也不打算修正自己看法，蒋硕杰乃将该文投到《经济学刊》，获得更好的回响。不但获得哈耶克采用刊登，还称赞蒋硕杰对经济学做了重大贡献。 蒋硕杰再接再厉，第三次为文重批剑桥大学的资深学者庇古（A.C.Pigou）。庇古是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年仅三十一岁时就担任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是历来最年轻的讲座教授，在当时是学生的蒋硕杰眼中，大师是高高在上不可侵犯，而凯恩斯在那时还只是剑桥大学的副教授。不过，蒋硕杰看到庇古《就业与均衡》（Employment and Equlibrium）书中的问题，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并在凯恩斯主编的英国皇家学会旗下的《经济期刊》(Economic Journal)中登出来。该文让庇古脸面不好看，但最终在第二版中更正了蒋硕杰指出的错误。其实，《就业与均衡》出版时，不少英、美年轻学者都写过书评，也提出批评与建议，但庇古一条也没有接受，第二版时，却接受蒋硕杰的意见，修改了两个章节。蒋硕杰批评庇古的文章，是《经济期刊》第一次刊登中国人的文章，凯恩斯是当时的主编，还写了亲笔签名信给蒋硕杰。 一九四五年，蒋硕杰自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隔年，在哈耶克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景气循环和边际利润的波动》，获最佳博士论文赫其逊银牌奖”（Hutchinson Silver Medal）。终其一生，蒋硕杰奉献心力发扬自由经济，讲清凯恩斯理论的错误及其可怕后果，他公开指出凯恩斯充斥着“野狐禅”（即妖魔鬼怪）的气息，时刻对凯恩斯理论充满戒心。不过，哈耶克和蒋硕杰师徒俩的高瞻远瞩，还是阻挡不了凯恩斯理论的席卷全球并荼毒人类，怎不令人浩叹！ 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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