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近现代外交史，“地缘均势”是绝对绕不开的主题。大陆均势、欧洲协调、离岸平衡......“均势”战略不仅在专业领域，即使在普通读者心中也越来越被接受，成为大家理解外交史的视角之一。不过，时移世易，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众多冷热对抗洗礼的“均势”，其自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和演变以适应全新的世界。那么，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均势”的意义呢？本文以此入手，从均势“变与不变”着眼，梳理近二百年的“均势”发展历程，为读者搭建一个理解“均势”的逻辑框架。 均势的“不变”：一脉相承的世界观通过构建势力均衡来维护国家安全的思想古已有之，不论是西方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还是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种思想都活跃在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脑海中。不过，“地缘均势”真正作为一种被广泛认可的原则并被正式确立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却是一件相对比较晚近的事情。 我们首先来梳理“地缘均势”在近现代欧洲外交中的应用。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维也纳体系”是地缘均势战略登上国际舞台“正面”的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在这里之所以说它登上的是国际舞台的“正面”，是因为在维也纳体系中，“地缘均势”直截了当的被其设计者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勋爵当做该体系的核心原则。 为了更好地理解地缘均势建立的原因，首先要明确的就是当事国所面临的威胁。1815年欧洲各国面临的最直观的威胁就是法国，因此维也纳体系的最根本初衷就是遏制法国的再次崛起。不过，所谓“法国的威胁”存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物质层面，19世纪初期的法国在人口和军队规模上无疑都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这么一个强大的力量在军事天才拿破仑的带领下曾令欧洲闻风丧胆；另一个是思想层面，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的统治，甚至将国王路易十六推上断头台。这一行为直接刺中了欧洲王室贵族们最敏感的神经。因此，“法国威胁”还包括防止法国大革命思想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 拿破仑与梅特涅 正是在这样的威胁下，梅特涅设计的维也纳体系包含了两个层次——以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为中心的“内层”以及包括奥普俄英法五大国的“外层”。关于该体系的内容已有众多的作品介绍过，本文不再赘述。不过，“维也纳体系”中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接受法国。虽然维也纳体系最主要的防范对象就是法国，但是梅特涅非但没有对法国敬而远之，反而将法国接纳为该体系的成员之一。通过对法国宽大的战后处理，获得各方对战争结果的理解，从而引导法国融入欧洲秩序——这就是梅特涅设计的初衷，也是其对“均衡”一词最好的诠释。 事实上，这一设计原则也是普法战争后俾斯麦重建欧洲地缘均势的指导方针之一。德国的统一是建立在牺牲法国和奥地利的利益基础之上的。因此，重建欧洲均势的关键就是如何调和法奥两国的利益诉求。俾斯麦设计的欧洲体系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引导利益受损的法国和奥地利向外寻求补偿，从而达到利益得失的平衡。通过这种方式，俾斯麦希望两国可以接受之前的损失，实现彼此的谅解，最终认可全新的欧洲格局。 均势的“变”：权力扩散背景下的重新定义时间进入到20世纪，世界在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权力格局的巨大改变。这种改变既体现在欧洲的衰落和美苏的崛起，也体现在构成“权力”的要素方面。二战之前，说到一国的权力，基本就是指工业化带来的军事力量的强大；但是，二战之后，除了工业和军事这些硬实力之外，民族认同、意识形态、文化影响在增强一国“权力”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面对这样的局面，传统的地缘均势的内涵也必然会随之发生改变。 在战后最早接受这一改变的当属美国冷战战略之父乔治·凯南——他以其著名的“长电报”和提出的“遏制战略”闻名于世。在凯南的构想中，世界将形成由美国、苏联、英国、德国和日本五大强国维持的均势格局。美国将帮助英国、德国和日本重建经济，恢复他们对本国未来的信心，以此来应对苏联影响力的扩张。最终的目标是迫使苏联改变对外部世界的敌对态度，引导苏联融入战后世界体系。 尼克松与基辛格 基辛格更是在凯南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和发展。不同于凯南，基辛格主持美国外交大局的时期面临更多的困难：20世纪60年代末期，苏联在重工业和战略武器领域已经赶上美国，而美国自身也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在这样的背景下，基辛格敏锐的指出，虽然在核武器领域美苏之间已经实现平衡、越南战争的泥潭使美国在军事上处于劣势。但是随着西欧和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三世界国家的自我认同感不断增强，美国依旧可以利用这些变化重建美苏之间的地缘均衡。具体来说，西欧和日本虽然军事力量非常薄弱，但是它们高速发展的经济力量同样可以让他们发挥关键的平衡作用。同样的，亚非拉国家不断增强的民族认同感也可以在思想领域减少苏联影响力的扩张。而美国的目标就是将这些变化串联起来，形成有利于美国的全新的力量均衡。 博古通今话均势从维也纳体系的建立到今天，“地缘均势”的概念已经发展了近200年。其经久不衰的秘诀正源于它的“变与不变”。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知道，地缘均势的成功构建始终离不开其设计者对“威胁”和“利益”的明确认知，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不过，更重要的是，这种认知不是割裂的，而是统合的。在维也纳体系中，梅特涅知道当时欧洲最大的威胁来自法国，奥地利的利益也在于欧洲各大国联合起来防止法国的再次崛起。但与此同时，梅特涅也认识到，必须接受法国是一个欧洲大国的事实，因此，维也纳体系的成功离不开法国的合作，必须引导法国接受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秩序。冷战中的基辛格同样具备梅特涅的眼界。他非常清楚，冷战中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于苏联，但是随着两个超级大国实现了战略核力量的平衡，因此军事威胁在减弱。但是，冷战不同于热战在于，它是除了战争之外的各领域的综合较量。比起军事威胁，苏联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影响力等方面的威胁甚至更大。因此，美苏之间的地缘均衡也必须跳出传统的军事对抗，转而利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达成新的均衡。不过，有如梅特涅，基辛格也同样认识到必须承认苏联作为另一个超级大国的事实，也必须接受苏联在国内制度方面与美国不同的现实。由于维也纳体系，基辛格也希望引导苏联融入战后的国际体系。 因此，“地缘均势”200年的成功，在于它对利益与威胁明确认知的不变，也在于它将利益与威胁统合考虑的不变。同样的，“地缘均势”经久不衰也离不开它对时代发展的不断适应调整。现实的环境在不断变化，但是“地缘均势”的思考方式却始终如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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